香港作家陈浩基是少见的数字极简主义者，他基本上不使用社交软件，没有即时通讯工具，靠邮件与他人联系，有时要等上几天才能得到回复。按他的解释，这是一种接收资讯的主导权，消费主义泛滥，大众对网络和科技的需求早已过载，信息轻易可获取，反而让人忘记了交流与人类文明的本质。

这种对科技使用的主导权，建立在他对科技的认知与理解上。陈浩基并非学院派作家，他出身计算机系，毕业后一直从事IT行业，直至32岁辞职间隙参加了台湾的推理征文比赛才得以崭露头角。而在他首次于内地出版的推理小说《网内人》里，他探讨了网络社会的种种问题。

中学生区雅雯在地铁上被猥亵后遭遇网络暴力，最终在流言蜚语中从二十二楼坠楼自杀。在姐姐阿怡寻求黑客侦探寻找真相与复仇的过程中，更多问题浮现出来：隐私问题，人人在互联网下无所遁形，可以轻易被追踪与欺骗；暗网下的恋童群体；假新闻泛滥；人与人之间的疏离……《网内人》中犯罪与侦查都是通过网络完成的，而每个诡计不仅让读者有被骗与侦破的快感，也令人发觉背后严肃的社会议题。

不过陈浩基无意将这些问题归咎于网络，正如小说中所写，“网路只是工具，它无法令人或事物变得正义或邪恶，就像杀人的不是刀子，而是执刀的凶手，还有令那个杀人者动手的恶念。将‘网民’标签起来，只是逃避现实的借口，人们不愿意承认潜藏在人性之中的自私与欲望，就找个名称当成代罪羊。”陈浩基始终认为，享乐主义和自私自利才是导致种种社会问题的原因，而科技发展速度迅速，我们看似浸淫网络多年，却始终未曾真正了解与使用它们。

与他夺得日本“周刊文春推理小说BEST 10”等多个推理大奖的前作《13·67》一样，《网内人》不仅探讨了普遍存在的网络议题与人性问题，也描述了香港独特的社会背景。《13·67》以警探的一生描画出香港从1967到2013年的社会变迁，《网内人》则直至香港当下的底层生存困境。

虽然聚焦的问题不同，这两部作品都有很强的社会属性。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网内人》一开始并不是想写社会派，只想写一个黑客侦探解决案件，但“写着写着，鬼使神差下愈写愈多香港元素。”不过，陈浩基拒绝将自己对社会议题的关注解读为所谓的作家的责任，他认为其中有八成是出于长期对社会问题的关切，而“余下两成与其说是‘出于小说家的责任感’，不如说是‘出于人类的责任感’。”

网络只是工具，享乐主义和自私自利才是导致社会问题的根源

新京报：你在《网内人》的后记中写，不同于以往的作品聚焦在事件，让主线带着故事跑，这部作品更聚焦于“人”的个性与内心，所以这部故事的构思是否先起于黑客侦探这个人物？能否分享一下这部作品的创作契机与背景？

陈浩基：《网内人》一开始的构想的确是以角色为起始的，但最初的动机并非着重文学性的那种“聚焦人性”，只是很单纯想塑造一个能够系列化的侦探主角。我小时候很喜欢读《福尔摩斯探案》，但后来读过法国的《怪盗亚森·罗宾》后，我对罗宾的喜爱度稍稍高于福尔摩斯了。

我一直觉得，“福尔摩斯”这个人物很值得所有侦探推理小说创作者参考，然而以有趣程度来说，罗宾的可塑性更强，因为他可以不按牌理出牌，读者更难预测故事如何发展。我希望以现代背景创造一个亦正亦邪、非黑非白的侦探角色，于是便构想了阿涅这个黑客侦探。后来发现，这个故事很适合加强描写人物内心，结果花了更多篇幅在各个角色身上。

新京报：这部小说的主题之一是“复仇”，和很多追查真相的侦探不一样的是，侦探阿涅对“复仇”更感兴趣，而他的复仇并非基于简单的“正义”，事实上，小说写阿涅平生最受不了“正义”二字，他认为以“正义”为名在他人身上施压，不过是一种霸凌。能否展开谈谈你对“正义”的看法和对阿涅这个角色的塑造？

陈浩基：我觉得，现代人滥用了“正义”一词。我们习惯以二分法去对待事物，很容易单纯认为自己的意见是正确的，然后断定持反对意见的人是错误的。而当“正确”这概念延伸成“正义”，就令人陷入“善恶对立”的思想谬误，更甚者是“正义”这词语威力很大，只要祭出来，一切行为都仿佛合理化了。

我记得从书本上读过，“思考对人类而言是一件苦差”，所以不加思索接受某一立场为“正义”去攻击反方是很轻松的。我认为真正的“正义”是要经过深刻的思辨和自省才能追求到的，而且这些思辨并不轻松，就像著名的“电车难题”，牺牲一个无辜者拯救五人到底算不算正义？

阿涅的由来之前已提过，至于他的塑造，我是有点想让他担当一个发出独特声音的角色。在他跟阿怡的种种争论中，我不认为他是完全正确的，但重点是假如透过他和其他人物的对话和辩论，能够让读者一起思考，不管结论为何，我都觉得很好了。

新京报：阿怡这个角色也很有意思，在人人都是低头族的时代，阿怡很年轻，却对网络几乎一无所知，不知道这种设定是出于故事情节的考虑还是？

陈浩基：以小说角度来看，角色落差愈大故事便愈有趣，所以阿怡的“科技白痴”设定的确很大部分是出于情节考虑。可是，我亦很想借她提出“科技极简主义”。我觉得今天泛滥的物质主义和消费主义已扩展至科技生活上，我们对网络、手机等等的渴求超越了我们本身的需求，造成浪费和负担。

网络可以增加人与人之间的沟通，让我们轻易得到信息，但我们渐渐倚赖这些手段，而忘掉了本质。没有网络，我们仍能沟通，仍能透过书本或其他媒介学习，这才是人类文明的本质。大众其实不用追求“顶尖”科技，只要追求“合适”科技就好。《冰与火之歌》作者乔治·R·R·马丁仍使用一台跑DOS的计算机以Wordstar 4.0写故事呢！他说过这样的老计算机已够用，而且他更不用担心计算机病毒！

新京报：小说揭露了网络时代下的很多社会问题，譬如人与人之间的疏离，即便是真心爱护妹妹的阿怡，也不了解妹妹，还有网络霸凌、资讯迷雾，但是小说也写，网络只是工具，它无法令人或事物变得正义或邪恶，可不可以把这个理解为一种技术中立的看法？除了你小说中提到的这些社会问题外，其实还有譬如说FB丑闻，选举团队对个人隐私的利用，你是怎么看待这些问题的，网络有没有“原罪”？

陈浩基：我确实支持“技术中立”的说法。就像火药，你可以用来制造武器，亦可以用它开垦土地，视乎使用者想杀人还是助人。与其说网络有“原罪”，不如说是人性有“缺陷”，而科技进步让我们有更大诱因去侵害他人的权利，或是以不正当手段去谋取金钱或权力。

我认为，享乐主义和自私自利才是导致种种社会问题的原因，同时科技发展速度比我们预想中更快，我们仍未学懂如何善用网络或科技等等。再以火药做例子，在一个教育普及的文明社会里，人们能够随意购买火药不一定会造成什么大伤害，可是假如在原始的部落社会里投入火药这发明品，肯定会导致生灵涂炭。

新京报：《网内人》常常“按下暂停键”，放缓情节发展而借阿涅之口来对其他角色和社会臧否与批判，譬如他批判小雯的班主任袁老师，认为她只会推脱责任，推说自己按教育局指引办事，这是否也是你在批评香港的学校在应对学生遭遇性骚扰、霸凌等事件的作为不够？你对香港学校应对学生遭遇性骚扰、校园内霸凌等事件上的机制是否有更多的观察和看法？

陈浩基：其实我不是要特定批评香港教育中的霸凌，而是想指出香港教育制度下的“功利”特质会导致种种问题……严格来说，也不止香港，而是指责全世界注重追求成绩的教育制度吧。香港的教育制度是很讲求实际的，以成绩为目标，而学生进大学的追求也很单一，就是毕业后就职是否有保障、能否赚取高薪等等。

这令香港的社会产业单一化，没有人愿意去追求理想，比如说当艺术家或物理学家，然而这些职业往往能够改变一个社会发展方向。当教育不再鼓励孩子们追求知识，只以金钱与社会地位来衡量成败，孩子们也只会以功利角度去待人接物，令学校这个“微型社会”产生阶级化和剥削他人的概念。于是，霸凌或两性不平等便很容易在这种温床下滋生。

假如针对校园的处理机制来谈论，我认为重点在于事前的预防而不是事后的补救。我有朋友任职中学的驻校社工，说过根本没有足够时间辅导所有有问题的学生，毕竟社工就只有他一人，学生却有数百人。

网络没有放大社会的撕裂，错误地使用网络才使社会裂痕加深

新京报：你大学念的是计算机系，是什么时候开始对计算机感兴趣的？为什么之后开始了写作，尤其是主要写推理小说？

陈浩基：我是中学时期对计算机产生兴趣的。小学时有上过一些古早的Apple IIe课程，但只学了点皮毛，中学时刚好遇上80286个人计算机风行的年代，结果家中添置一台。我一开始只懂得拿来玩游戏，后来为了改动游戏的储存档里的数值，渐渐多看了不同的技术书本，然后进大学时不晓得该选什么科系，便糊里糊涂进计算机系了。

投身写作则是另一回事了。我大学毕业后一直主要担任编写软件程序的工作，某年打算转换工作环境，便先辞职打算小休一下，并且抓住空档自修其他技术，毕竟软件开发工具随时代不断改变，不进则退。

在那个空闲期间发现网上有推理小说的征文比赛，一时兴起试写一下参加，结果因此认识了出版圈中人，发现全职写作也是一条出路，于是把心一横给自己两三年时间试试。幸运地首年便已有回报（拿了两个小说奖的第三名），翌年更获岛田庄司老师青睐获得岛田奖首奖，只能说在我选择这条路时，这条路也选择了我吧。

至于为什么主要写推理小说，因为我自小便喜爱阅读推理小说。每次被作者骗倒我都十分高兴，假如我能看穿诡计，我也会为作者能编排有趣的布局而感到愉快。推理小说的世界很迷人，谜团最后都能解开，呈现完美的逻辑规律，相反，我们所处的世界实在太多缺陷，有太多未解之谜了。

新京报：虽然你读的是计算机，之后也从事了相当长时间的IT工作，但是你不仅不沉迷电子产品，不使用即时通讯工具，只用邮件沟通，也几乎弃用了社交网络，你怎么做到的？

陈浩基：这回到我上面提过的“科技极简主义”了。其实大前提是我们要想清楚自己的需求和渴望，别给他人牵着鼻子走。我曾说过，我现在觉得最高兴的时刻，是在为一部刚完成的作品键入“完”的一刹那，那种满足感难以言喻。我很清楚这种快感无与伦比，所以我愿意牺牲其他事情，换取更多时间去追求创作。

有人说过，作家是一种孤独的职业，我是十分认同的。因为小说里面多彩多姿的世界一开始只存在于作者的脑袋里，唯有花费时间才能将这世界透过文字具现化出来。话说回来，我觉得在网络聊天不及面对面闲谈来得亲切，而且跟朋友有点距离，储一下话题，见面时不是聊得更痛快吗？

新京报：你说自己想要有意识地控制接收资讯的主导权，所以你平时都通过什么渠道获取资讯？传统的纸质媒体还是根据某一特定的议题主动搜寻信息？从《网内人》来看，它似乎也批判了媒体追逐热点，枉顾伦理，是否代表了你对香港当下媒体环境的失望？你有比较信赖的媒体吗？

陈浩基：现在就连书本也电子化，纸媒和电子媒介分别也不太大了。我几乎弃用社交网络并不代表我不会上网留意新闻，遇上重要的话题也会搜寻一下，阅读多个不同来源的信息。基本上每天都会看新闻，除了娱乐版外其他都会略读一下。

《网内人》里面，其中有两段分别以赞同和批评的角度去谈论媒体，一方面我的确认为新媒体的传播速度令大众获得更多更新的讯息，但另一方面我们会发现今天的媒体不及过往严谨，为了点击率省去了很多验证的程序。我对今天很多媒体“求快不求真”感到无奈，不过近年渐渐看到一些主打调查报道的新媒体兴起，算是有一点良好发展。我觉得与其选择一个“信赖”的媒体，不如多收集不同媒体的说法，再思考推敲；就像瞎子摸象的故事，单凭片面之词，很难确知大象的真实模样。

新京报：你曾表示，你写的是流行小说，所以最注重娱乐性。但是你却不自觉地从自己喜欢的本格推理写到了社会派推理，在小说中融入了自己对于社会问题的关切，这种关切，是出于小说家的责任感还是长期对社会议题的关注和积累？

陈浩基：大约有八成是出于对社会议题关注和积累。以下这句话可能很多人觉得不中听，我认为“小说家要肩负特别的社会责任”的说法是错误的。

我们每一个人，不论职业为何，其实都该负上社会责任，只要做好本分，就是支持社会、回报社会的最佳行为了。以往作家被认定比其他职业有更大的责任，是因为以前人们没途径发声，唯有能够透过作品传递讯息的创作者拥有独特的条件，去唤起大众对某议题的关注；然而今天网络已普及，任何人也能联系有相同意见的人共同提出想法，作家已不再独占这种“发声”的权利，那相对的义务也该减轻吧。

我说这八成出于对议题的关切，那余下两成与其说是“出于小说家的责任感”，不如说是“出于人类的责任感”还更贴切。

新京报：正如你在小说中所写，人类天性就是喜欢表达自己的想法多于尝试理解他人，现在社会的撕裂与对立情绪越发严重，你是否感到无力？网络是否放大了这种撕裂？你觉得在这样的环境下，个体可以做些什么？

陈浩基：是的，近年全球所有社会都趋向于分化与对立，我感到忧心。我认为社会有不同意见是正常的，然而现在很多人对持相反意见者的对抗心态比以前强烈得多。我觉得不是网络放大了这种撕裂，而是由于我们以错误的方式去使用网络才导致裂痕加深。当中最大问题在于“同温层”，网络时代我们很容易在网上找到意气相投的网友，造成一种朋友很多的错觉，而且因为大家有着共同的兴趣或价值观，于是渐渐令人觉得某些观点是正确的、主流的，忽略了其他想法与立场。

我觉得我们难以改变这个环境，只能改变自己去抗衡。例如说，凡事多换角度思考，别先入为主地认定某些观点一定正确；多听、少说，尝试理解他人的看法。假如你认为以上的说法有点道理，能够身体力行，那做好自己本分就好，因为只要人人愿意放下一点固执去聆听对立的意见，那上述的问题自然迎刃而解了。

作家是跑进单眼村的“三眼人”

新京报：你的典型一天是怎样度过的？能否谈一谈你的写作节奏与写作习惯？

陈浩基：我知道有不少作家朋友生活过得十分有规律，但我却不是呢。因为我的创作习惯是先做好大纲等准备功夫才动笔，所以有时整天像是无所事事，拿着iPad不停地画改来改去的流程图，或是上网找数据。我有时会找家咖啡店，呆坐几个钟头，思考故事情节。倒是确定材料齐全，可以动笔后，便会废寝忘食地不断写，甚至有种置身故事里的错觉。

假如像《网内人》这种大长篇，我便会在章节之间暂停一下，每完成一章便翻看该章的细节跟构想是否吻合，有没有需要调整之处等等。这种过程很辛苦，所以我比较喜欢写中短篇或连作。

新京报：你曾经说过，包括你自己在内的小说家，其实只是在扮演正常人的怪人，能否展开讲讲？为什么称自己为“怪人”？

陈浩基：有没有听过一个寓言故事？话说有一个村庄，每个村民都有三只眼睛，某天，一个只有一只眼睛的村外人走进村子里，村民便想抓住这个奇怪的单眼人。单眼人大惊逃跑，一众三眼村民追赶，跑过好几个山头，大部分村民都放弃了，只有一人锲而不舍，誓要抓到对方。跑了三天三夜，他终于追到了——可是单眼人已逃回家乡，那儿的所有村民都只有一只眼。单眼村民看到三眼人大感奇怪，于是想抓捕这个珍贵的怪人……

所谓正常或奇怪，其实往往只是角度与数量比例的问题。我想，每个人都喜欢想象，但小说家却极端地将想象记录下来，把明明是虚假的空想当成事实般跟他人分享。这不是跟妄想症患者差不多吗？唯一差异是作家能分辨什么是现实、什么是虚构而已。不过我必须强调，“怪人”并无贬义，我们作家只是跑进单眼村的三眼人罢了。

新京报：《网内人》中写到了一些音乐，譬如滚石的You Can’t Always Get What You Want，除了它在小说中的叙事功能外，是否也是你夹带的“私货”，你也喜欢听摇滚？

陈浩基：是呢，我特别喜欢英伦摇滚，像The Beatles、滚石、David Bowie、齐柏林飞船、Elton John、Queen、Pink Floyd……新的也喜欢，Keane今年重组出新专辑实在令人兴奋。但其实我喜爱的音乐很杂，古典的也有听（特别喜欢拉赫玛尼诺夫），日韩流行音乐甚至印度电影乐曲亦有。国内的音乐我较少接触，但我二十年前很喜欢北京的乐队“麦田守望者”，他们的首片专辑还在我的书架上呢。（我现在已改听串流的Apple Music，没买CD了）

新京报：你的小说《13·67》的版权已经被王家卫买下了，能否透露一下接洽过程？对于影视化改编，你有什么期待？你如何看待小说的影视化？

陈浩基：其实我也不大清楚接洽过程呢，是皇冠文化跟光磊国际版权公司替我敲定所有细节的。我的确曾跟王导演开过会，谈过故事里的一些细节，但我自己其实不想干涉影视化的工作，因为香港已有很多出色的电影制作者，却没几个全职推理小说作家，我相信电影人能创作出有趣的电影，而我专注在小说创作就好。

我对影视改编的期待可能跟很多原作者不一样，很多作者大概期待笔下故事透过影像呈现出来，我却比较期待导演和编剧如何改动故事，或加入新的元素和特色。我对“忠于原作”并不执着，甚至反过来，希望影视作品跟原作有出入，那更有趣。

小说影视化目前是大势所趋吧！我认为是好事一桩，因为跨媒体改编，能够做成很好的加乘效果，读者有机会接触没留意的演员或导演，艺人明星的粉丝有可能会因为看完电影跑去读小说原作。但我还是那一句：作者应该只聚焦于小说之上，假如每次创作也先考虑能否影视化，那反而会限制小说的多样性了。

来源 | 新京报
责编 | 江文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