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安仁古镇浓缩了川西近代史的百年风云，是一座名副其实的文博古镇，这里过去以刘氏庄园博物馆、刘文彩的雕塑《收租院》而知名，后来又以建川博物馆聚落而扬名。继2017年10月成功举办首届“安仁双年展”之后，第二届安仁双年展于10月12日在安仁华侨城创意文化园开幕。

记者在现场看到，第二届“安仁双年展”以“共同的神话”的展览主题，呈现了来自世界各地的66位艺术家绘画、摄影、装置、影像、雕塑、电影、文献及建筑作品。

从“乌镇当代艺术邀请展”到“安仁双年展”，从城市到乡镇，一些当代艺术的策展缘何逐渐向乡村转向？它能为乡镇的城镇化战略带来什么，古镇艺术展未来的方向和出路在哪里？

从刘文彩《收租院》到“安仁双年展”

在安仁古镇开始有双年展之前，安仁早已因为著名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刘氏庄园建筑群——刘氏庄园博物馆，因为刘氏家族刘文彩、刘文辉，因为川美艺术家创造的的大型雕塑《收租院》而广为人知。

安仁古镇，历史悠久，唐武德三年（公元620年）建安仁县，已有1380余年历史。现在的安仁老街上，仍保留有不少民国时期建筑，如安仁中学、安仁戏院、袍哥楼、万成堰纪念碑各具特色的公馆等，满溢着民国川西古镇风情。

据介绍，安仁古镇有保存完好的民国老公馆27座、文物保护单位17处、藏品800余万件、现代博物馆43座，国家一级文物179（件）套，现存文物的价值和规模、拥有博物馆的数量，在全国同类小镇中已是首屈一指。

“安仁双年展”为什么会在这个距离成都几十公里的川西古镇落地生根？很重要的原因大概是因为安仁古镇所具有的历史和文脉，赋予了古镇独特的气质。

第二届安仁双年展由学者吕澎，四川美术学院教授何桂彦、荷兰知名策展人塞伯·泰德若 (Siebe Tettero)联合策展，联合策展人何桂彦对记者说，“安仁古镇在民国时期就是一个中西融汇之地，同时汇聚了传统文化、本地乡绅文化以及西方外来文化。

你在安仁的街上走，可以见到它的建筑风格特别多元，它的建筑既不是前现代的，又不是川西风格，甚至还带有鲜族的元素，以及其他宗教的一些色彩，同时又能看到西方巴洛克的影响……民国时期它扮演的角色就是西南的小上海。”

偏居西南一隅的小镇，何以会呈现这种中西融汇的特质？一则因为它本身地处成都平原，巴蜀之国，自古以来就非常富庶；更为重要的原因是当地显赫的刘氏家族的存在。

民国时期刘家叔侄刘文辉和刘湘曾任西南军政要职，刘文彩是刘文辉之兄，早年以酿酒为业，借助其弟的势力，刘文彩曾先后担任川南税捐总办、叙南清乡司令等职，聚敛了大量民间财富……因为刘氏家族在四川的影响，民国时期四川财权、军权的核心实际都在安仁这个地方。

刘氏家族富庶一方，因而也在当地大兴建设，留下占地面积约7万多平方米的“刘氏庄园”。刘文彩出力兴建安仁商业街道，兴办西式教育，请洋人来上课，这种开放的风气和思潮造就了安仁这个地方现代、多元、中西融汇的局面。

今天，前来参观刘氏庄园博物馆的人流仍络绎不绝，从讲解员的反复述说中感受刘氏家族出了“三军九旅十八团”的昔日荣光；从中也可以窥见刘文彩公馆当年西式、洋气又极尽奢华的生活方式：专门的西式会客厅、冬夏两季吸烟室、上世纪四十年代产的美国福特轿车……

“我们这代人谈到刘文彩可能不会有这么大的感觉，对于我们的上一辈人，谈及刘文彩几乎是无人不知，刘文彩对他们有着无比的吸引力，大家都要过来看一看，你几乎不能想象刘氏庄园和刘文彩的《收租院》它所带来的旅游效应……正是因为这种记忆，它在旅游和文化产业的规划中是一项很大的资源。”何桂彦说。

可能正是出于这种考虑，2016年，华侨城集团入驻安仁，开发其文化旅游，欲将安仁打造成“世界文博小镇”……“安仁双年展”作为由安仁华侨城发起建立的项目，在这样的背景下顺势而生。

何桂彦对记者表示，“所以如果安仁仅仅只有一个‘安仁双年展’，你能不能把人引进来，我觉得是不行的，因为当代艺术毕竟它的受众面太小，这就决定‘安仁双年展’必须要依托于安仁周边，比如说它的历史、它博物馆的群落，它的古街以及周边现代化的配套设施。”

“在地性”——古镇艺术展的出路和可能性

“双年展的功能是它到底能为一个城市带来什么，为这片土地上居住的人们带来什么，向来到这里的人们展示什么。最直观的是人口流量的增加，而慢慢发酵变化的是整体气质的改变。因而，我们强调的不是策展小组想做什么，而是策展小组能为安仁带来什么。“第二届安仁双年展”联合策展人吕澎在接受采访时说。

“安仁有着深厚的历史积淀，出于这种历史文脉，我们在策划这个项目的时候，一直都在思索，如何在展览主题与安仁古镇的历史文脉之间找到好的契合点，也试图在这方面做一些努力。”何桂彦说。

按照策展方最初的设想，他们希望至少有1/4—1/3的作品能跟安仁的地域和历史文脉发生联系，创作更多的“在地性”作品。但是何桂彦也不得不坦率承认，面临的一个现实无奈是经费问题，“因为在地性的作品，不是说一定就要花很多钱，但是没钱是绝对办不到的。”

因为总体预算经费的限制，本届双年展“在地性”作品的最后呈现大打折扣，总体数量在6、7件左右。

在本届安仁双年展为数不多的在地性作品中，艺术家王度的《刷屏》，何桂彦评价“这是一件感觉非常不起眼但又很智慧的作品”。其灵感来源正是王度在参观安仁古镇刘氏庄园时，在入口处的墙报栏上看到一幅建筑导览图，在图层的背后还有两层未擦尽的文字，依稀可看出分别是几十年前以及描绘导览图前不久留下的字迹。

碰巧在考察安仁主展区建筑的外墙上，他又看到了一块更大的黑板墙报，上面留有不知何时用粉笔写的文字，似乎在期盼着“刷屏”。于是这两处板报就为他的在地方案提供了原始挪用语言，创造出了《刷屏》这件作品。

板报滞慢的擦写这又何尝不是一种“刷屏”，只是与当下显著的区别是信息的更新摧枯拉朽，刷屏速度只会越来越快。

何工的装置作品《梦史- 误读与塑造》也是2019年新创作的一件在地性作品，作品的主体要件雕花大床出自安仁本土，它被改装成一个戏台，其上摆放着作者在安仁一家古董店购置的一对天主教题材的木雕，西洋神被有效地中国化、安仁化了。圣母被雕刻成一个养鸡养鸭的勤劳农妇模样，耶稣像一个和善的乡绅。

“这是外来文明对在地文化的介入，也是在地文明对世界文明的解读和接纳。这也成为我此次参展作品的观念出发点。”艺术家何工说。

此外还有艺术家师进滇和何多苓合作的作品《微风吹过黄金屋》，这个作品叠加于刘家琨的“黄金屋”之上，“黄金屋”是第一届安仁双年展参展作品，是一间根据安仁主展区内一个旧厂房改造的金色建筑原型，沉重、灿烂、沉默得立于文创园内。

中国美院的年青艺术家宋振的《安仁·新月》 则是根据在安仁拍的这个地方的月亮创作的。虽然安仁的月亮跟其他地方可能并无显著不同，但艺术家还是力图去强调作品跟这个地方的某种联系，不管是历史也好，文脉也好。

从某种意义上看，“在地性”直观反映的是这个艺术展或艺术对场景的介入，也是艺术资源从城市向乡村转向的意义或价值所在。

何桂彦表示，在安仁办双年展与上海、北京的双年展最显著的区别是，它既不属于官方也不属于体制内的双年展，它的出路和可能性，一个方向是“在地性”，另一个就是跟当地的历史文脉，文化和旅游相结合，让受众在不是具有过多说教和意识形态下，在休闲旅游的艺术氛围中，双年展成为其中的一个部分。

从乌镇到安仁，谁是下一个艺术古镇？

2016年3月，乌镇在继乌镇国际戏剧节、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等多个国际盛宴之外又开启了举办“乌镇当代艺术邀请展”的尝试，三年一届，迄今已举办过两届。

谈及二者的异同，何桂彦认为，乌镇和安仁，它们这种展览方式和思路是一致的，但是两个地方因为区域的原因，它各自的景观优势和特点完全不具有可比性。“安仁是一个相对开放的空间，安仁古镇的风貌是集历史的中西融汇和川西的建筑。而乌镇是水的资源，它的景色是江南的、东方化的审美。”

在本届“安仁双年展”开幕式上，“2019乌镇当代艺术邀请展”主策展人冯博一也来到现场。冯博一提到，中国当代艺术最近这几年出现了一个转向，从大城市开始转向乡镇和田野，且最终转向的趋势变得越来越明显了。

他认为类似于当代艺术从这种由城市到乡镇、到田野诚然是有其价值和意义的，但是这种方式也面临着诸多的问题，需要进行一些反思。他同时认为，当代艺术可以有更超越经验之外的，更能够引起思考的，或者更能提出问题的展览。

作为联合策展人之一的外方策展人，塞伯•泰德若提到，就安仁双年展本身来说，是有潜力可以做成一个标杆性的双年展，因为具备了良好的基础条件。

“首先是从整个古镇以及展览的环境上来说，整个概念都蛮好的。包括成都对外的开放程度，以及比较丰富的文化内涵，对于整个地缘上来讲有很好的优势。同时现在做了两届的双年展，也都考虑到了一个中方策展人、一个外方策展人联合策展的一个概念，相当于对艺术家的选择并不会是单一片面的一个角度，所以是具备了相应的国际化视野。”

如果想要真正成为一个在世界上具有影响力的重要的双年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在塞伯•泰德若看来，作为世界一流的双年展除了巨额经费的投入以外，还需要整个城市的方方面面都参与其中，而安仁目前为止，还没有到和整个城市、整个城镇产生更多的联动，这也是安仁双年展的发展空间，需要更长时间的累积、积淀。

何桂彦说，威尼斯双年展从1893年通过决议，迄今已有长达百余年历史。而双年展在中国才经过20多年的发展，它也在慢慢的多元化。

“它不再像过去似一个’空投’来的东西，跟外界没有太多的关联。现在中国的双年展也越来越个性化，越来越因地制宜，跟本地的诉求越来越明确。目前全中国有上千个古镇，但是有艺术展的只有两个，其实我觉得还不算多。 ”

来源 | 澎湃新闻
责编 | 郑少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