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阿波罗11号”宇宙飞船的宇航员踏上月球，回望祖国大地，他们惊奇地发现眼前所能看到的只有中国的万里长城和荷兰的拦海大坝。这两项伟大的工程都是人类向自然挑战的杰作。

万里长城，雄伟壮丽，是中华民族的象征，它是耸立在人类文明史上的一座伟大丰碑；它是世界上最长的防御性城墙。

俗话说：不到长城非好汉！而这句话也吸引了成千上万的“好汉”前去长城参观。不久前，香港警长光头刘Sir（刘泽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公开表示，“我想去走一走长城，做一做好汉。”

作为中国人，必须要去首都看看，而长城作为中国的标志，自然也应该去。此言一出，引来网友热议，有的表示热烈欢迎爱国港警，有的毛遂自荐为其当导游；有的“力劝”刘Sir“三思而后行”，还晒出了此前八达岭长城人山人海的图片。

对此，八达岭长城风景名胜区官方微博热情回应，“我们不堵，必须安排”，还表示今年6月以来，景区实施“限流”，单日售票不超过6.5万人次，有能力保障游客的旅游质量和舒适度，刘Sir来长城绝对不会被挤着。

据记载，在中国历史上，最早的长城大约出现在公元前7世纪前后，从春秋战国时期修筑长城，明代筑成终止，距今已有2500多年了。长城是一部宝贵的史书，一笔无与伦比的文化和科学技术的遗产，向我们提供了极有价值的、活生生的资料。

它融汇着历史、绘画、雕刻、建筑、地质、机械、天文气象、军事科学等各方面的知识，充分显示了我国古代人民的巨大创造精神。我们今天看到的长城，主要是明代修建的。它穿沙漠，过草原，越群山，蜿蜒起伏，犹如一条长龙，全长12700多华里，通称万里长城。

中国人登长城，领略的并非某朝某代的遗迹，而是体察中华文明几千年的脉络。长城就是一条衔接古今的隧道，踩上那古老的砖瓦，摸着那斑驳的垛子，钻进那幽暗的烽燧，就回到了不平凡的古老岁月。

时逢盛世，我们已经很难体会到祖先生存的不易。但通过厚重的史书，可知长城上的一砖一瓦埋藏着历史的残酷一面——战争、侵略、征服、抵抗。

长城告诉我们，中国人不是在一派歌舞升平中生存到今天，中华文化是在一次次繁荣、破碎、重组、复兴中，才成为世界文明的一颗璀璨明珠。

今天长城作为边墙的防御意义淡化了，但长城文化已经写进了我们的基因。中国人把登长城作为一种“国民仪式”，登的是自豪，登的是作为中国人的那种“感觉”。古代中国人没有现代科技，也能在高高的山脊上造就如此雄伟的建筑；近代中国曾经积贫积弱、处在世界边缘，今日中国走向繁荣富强、走近世界舞台中央。

中国人的生活，或许就像一场修长城、登长城的修炼——面对每一次风吹雨打、每一个风险挑战，用中华民族特有的勤劳智慧勇敢应对，凝聚和迸发众志成城、创造奇迹的力量。

长城文化带的历史特征和当代意义

万里长城是冷兵器时代举世闻名的军事防线，也是我国历史上塞外游牧文化与中原农耕文化之间的天然分界线。长城沿线的城墙、关隘、敌台、烽燧与丰富多彩的人类活动为依托，最终积淀为一条由物质文化与非物质文化构成的“长城文化带”。

长城不仅是一条建筑雄伟的古代军事防线，而且与黄河一样成为中华民族的文化象征。长城文化带的价值，既植根于区域历史文化的深厚积淀，也有赖于长城象征意义的不断凝练和升华。

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长城内外的中国人民根据所处的自然地理条件，分别发展了以农耕和游牧为主要特征的古代文明。这道雄伟的城墙是中原政权为防御北方游牧民族侵扰而修建的防御工程，其根本宗旨在于竖起一道保卫国家安全和人民生活的屏障。

在使用刀枪剑戟作战的冷兵器时代，进攻者不论步兵还是骑兵，都不能轻易逾越巍峨坚固、体系完整的长城；即使某些地段被偷袭或攻占，沿线的烽燧也有发出警报、聚兵御敌之效。

对于大多时候处在守势的中原政权而言，长城为保护农业文明与境内和平，发挥了御敌于国门之外的积极作用。不少朝代耗费极大的人力、物力、财力修筑长城，根本原因就在于此。

《新唐书·李勣传》记载，唐太宗批评隋炀帝“不择人守边，劳中国筑长城以备虏”。《清圣祖实录》有康熙帝否定整修古北口边墙的上谕：“帝王治天下自有本原，不专恃险阻。秦筑长城以来，汉、唐、宋亦常修理，其时岂无边患？明末我太祖统大兵长驱直入，诸路瓦解，皆莫敢当。

可见，守国之道惟在修德安民，民心悦则邦本得，而边境自固，所谓众志成城者是也。如古北、喜峰口一带，朕皆巡阅，概多损坏。今欲修之，兴工劳役，岂能无害百姓？且长城延袤数千里，养兵几何方能分守？

他们的主张当然有爱惜民力的一面，但前者是在李靖、李勣等百胜名将率领大军北逐突厥之后才说的话，后者也不能脱离当时已经平定了准噶尔叛乱的历史背景。

一个国家如果时刻面临外敌入侵却没有强大国防，安居乐业与和平发展就无从谈起。尽管清朝极为自然地化解了南北之间的矛盾冲突，奠定了当代中国版图的直接基础，但并不能因此否认长城在古代历史上长期作为和平保障的巨大作用。

随着广袤的蒙古高原、辽阔的东北平原与中原大地在政治上融为一体，长城的军事功能迅速衰退，逐渐变为体现中华宏大气魄、见证时代风云变幻、凝聚民族精神力量的历史文化遗产，进而升华为国家和民族的象征。

从长城的军事意义出发，杰出将帅的英雄事迹一直成为鼓舞人民的巨大力量。巍然屹立的城墙与中华民族威武不屈、敢于消灭一切来犯之敌的精神高度契合，在抵抗日本等外来侵略的近现代尤其如此。

从长城悠久的历史看，它镌刻着两千多年的沧桑变化，是一座记录战争与和平的丰碑，具有广博深邃的文化底蕴。

从长城的整体形象着眼，它像一条巨龙在横贯我国北方的高山大漠之上蜿蜒起伏，以龙为图腾的中华民族从这里很容易找到共同心声。

就建筑艺术而言，长城雄伟壮观、布局巧妙、因地制宜的高超设计，以雕刻为主的装饰艺术，显示了人民群众的高度智慧。以长城为主题的文学艺术，尤其突出地强化了长城作为民族之魂的文化象征意义。

长城文化的形成与长城文化带的营造，根本动力在于战争与和平的历史积淀。军事活动固然是其间的主体支撑，但也不能忽视其它因素的推动作用。长城处于我国传统的农牧交错带，早在西汉时期就是和平年代南北各族广泛交往的桥梁。

司马迁《史记·匈奴列传》记载，汉武帝曾对匈奴“明和亲约束，厚遇，通关市，饶给之。匈奴自单于以下皆亲汉，往来长城下”，从外交、商贸等方面促进相互交融。昔日严密防守的关口成为相互往还的通道，原本为戍守御敌而修建的城堡要塞，成了日后崛起为村镇城邑的基础。

政治、经济、文化的紧密联系，对促进共同民族心理的形成极为重要。以白沟（拒马河）为界的北宋与契丹（辽），在早期兵戎相见之后，步入互通使节的和平年代，彼此以南朝、北朝相称，古北口等长城关隘由此成为双方交往的必由之路。

北宋文学家苏辙出使辽国，曾在古北口拜谒名将杨业的庙宇，赋诗《过杨无敌庙》，感叹“驱驰本为中原用，尝享能令异域尊。”杨业在抗辽战争中殉国，辽人却在本国境内为他建庙祭祀，反映了长城内外契丹与汉族都推崇忠勇之士的共同民族心理。

历史上燕山与长城，正如苏辙《燕山》诗中所谓“燕山如长蛇，千里限夷汉”一样，经常被视为民族分布区域的天然界线。但是，文化上的彼此认同比有形的疆界更重要，“一统华夷”才是深受儒家文化熏陶的长城内外统治者所追求的远大理想。

宋代的《华夷图》《地理图》《晋献契丹全燕之图》《契丹地理之图》等，已经把长城这条绵长的人工地物作为图上显示的基本内容。

在政治、经济、文化关联促使民族分布界线逐渐淡漠的同时，长城作为文化符号的标志意义被各民族普遍接受并得以逐步强化，进而凝练升华为中华民族热爱和平、坚强不屈的精神象征，“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也早已是形容祖国辽阔领土的常用语。

来源 | 羊城派综合中国纪检监察报、京郊日报、微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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