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羊城晚报全媒体记者 邓琼

1948年4月下旬，在解放战争迅猛推进的隆隆炮火中，撤出延安已一年多的毛泽东在晋察冀军区所在地——河北省阜平县城南庄，改定了后来史称“五一口号”的文本内容。

对正式成文后共计23条的这篇重要文件，毛泽东一共做出了27处修改，其中第五条为重新起草：“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这一点睛之笔，开启了中国共产党与各进步民主力量协商的精彩华章。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史称“五一口号”）经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讨论通过。5月1日，毛泽东便请中共香港分局常委潘汉年转达致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李济深和主持盟务的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委沈钧儒的函件，以协商的口吻提出了召开新政协会议的具体意见，提议由民革、民盟和中共于“本月内发表三党联合声明，以为号召”。

响应号召

1948年5月1日，香港《华商报》全文刊登了“五一口号”。《华商报》是抗战期间中国共产党在香港创办的报纸。“五一口号”发表后，立即引起民主人士和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和热议。

5月2日，在香港的各民主党派集会讨论，一致认为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建立民主联合政府是中国“政治上的必须的途径”，“民主人士自应起来响应”。

5月5日，李济深、何香凝、沈钧儒、章伯钧、马叙伦、王绍鏊、陈其尤、彭泽民、李章达、蔡廷锴、谭平山、郭沫若等民主党派领袖及著名民主人士，在香港联名致电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阐明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适合人民时势之要求”。

接着，各民主党派以各种方式纷纷发表声明、宣言、告全国同胞书来响应“五一口号”，又组织参与民主协商座谈，充分发表对召开新政协会议的肺腑之言。

8月1日，毛泽东电复5月5日通电响应“五一口号”的各民主党派与民主人士，对他们的言行表示“极为钦佩”，并请他们将召开新政协会议的时机、地点、何人召集、参加会议者的范围及会议讨论的问题等与全国各界人士研讨，以“卓见见示”。

北归报国

中国共产党一边与在港民主人士保持着密切沟通、倾听其真知灼见，一边也早已开始筹谋护送他们北上解放区、直接参与协商成立新中国的“秘密行动”。中共中央特调统战与情报工作的行家里手潘汉年到香港工作，与香港分局书记方方密切合作，还成立了以连贯为书记的统战委员会。1948年8月初，又派钱之光以解放区救济总署特派员的名义前往香港，租用外国商船运送南北货物作为掩护，打通北上的航线。

当时，从香港到东北、华北解放区中间隔着大片蒋管区（即国民党政权统治地区），加上连年战火，陆上交通极不安全，又无飞机可乘，只能走海路，而这又要冒港英政府刁难、破坏和美蒋海、空军干扰拦截的风险。尤其是1948年9月冯玉祥乘船由美国返程中不幸遇难，更显局势诡谲下安全风险之大。

几经踌躇，香港分局按照周恩来的部署，还是决定租用苏联等国的悬挂外国旗的轮船，设法穿过敌人的海上封锁线，分期分批运送民主人士秘密北上。从1948年9月开始，共有20多批、总人数超过1000名的民主人士和各界精英，在当时陆空交通完全中断的情况下，乘坐货船陆续到达东北、华北解放区，然后转赴北平。

1949年9月21日至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会议终于在北平古都顺利举行。参加这一盛会的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地区、解放军以及少数民族、国外华侨、宗教界等方面的知名领袖、正式代表和候补代表共有662人。在正式代表当中，从香港北上出席的民主党派人物就占了110多人，他们是第一届政协会议召开的重要基础、开国大典的重要人物。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的五位副主席当中，有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三位是由香港归来。由此可见，这一次大转移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具有何等的重要性！

成书寄望

今年是人民政协建立和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回望初心来时路，这段曲折传奇的历史值得深深铭记。长期以来，由于当年香港属英国管治，中共香港分局基本处于“地下”状态，缺乏详细的文本记录，而被护送者或参与护送者往往又只了解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一个局部，甚至只知道某次行动的一些细节，都使得今人难以洞悉历史全貌。

因此，政协广东省委员会办公厅、广东省政协文化文史委组织力量编写了《从“五一口号”到协商建国——护送旅港民主人士北上参加新政协会议史料汇编》，这套书具有非常珍贵的史料价值，可读性也很高。读者一方面可以加深认识新中国的缔造历程，重温先贤前仆后继、历尽艰辛的奋斗轨迹，另一方面也可以进一步了解香港在现代史上的独特位置，体会中国内地和香港血脉相连的历史因缘。

延伸
汇编珍贵史料还原历史全貌

华南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莫岳云长期从事中国党史党建、统战方面的研究，2017年他作为广东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专员参加了与哈尔滨市政协的一次座谈。莫岳云意识到，1948年中共中央向民主党派发出“五一口号”并组织护送大部分民主人士从香港北上这个题材对于广东意义重大，于是提议由广东省政协文史委牵头汇编相关史料。这个提议得到了文史委的采纳和高度重视。

从2017年到2018年，以莫岳云为负责人的汇编课题组（主要由广东省政协文史委和华南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的专业人士构成）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几易其稿，新书《从“五一口号”到协商建国——护送旅港民主人士北上参加新政协会议史料汇编》将由花城出版社推出。

莫岳云认为，从“五一口号”的提出，到香港新政协运动、护送民主人士北上，再到召开新政协会议，所涉及的政党协商状态是非常良性的。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平等协商，肝胆相照，为夺取中国革命的胜利而相互配合、并肩作战的这一过程，是创立新型政党协商制度的奠基和源头。

访谈
民主党派声音 得到中共中央重视
香港“新政协运动”展现多党合作蓬勃局面

袁小伦 党史专家、广州体育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羊城晚报：您在论文中阐述过，香港新政协运动可以说是以中共香港分局为轴心和纽带的一场多党合作的民主协商运动。这一点如何理解？

袁小伦：中共香港分局作为中共中央的派出机关和中共在华南的领导机关，要具体执行、宣传、解释中共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也要将自己所了解的各民主党派的动向、疑虑、主张及时上报中共中央，再接受中央据此发出的继续指示。如此反复、循环，使中共与各民主党派得以彼此尊重，协商求同，对诸多方面的问题看法趋于一致。在此过程中，中共香港分局确实起到了轴心和纽带作用。

香港分局与各民主党派关于新政协问题的意见交换和民主协商，方式灵活多样，既有公开的也有秘密的，既有个别联系又有集中座谈。对于重大或机密的问题，一般由分局负责人登门征求民主党派意见。

羊城晚报：这种民主协商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呢？

袁小伦：主要是围绕新政协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参加者范围、召集人、共同纲领及如何召集等问题展开民主协商。从今天可见的详细会议记录来看，1948年6月30日的那一次座谈会就很典型。当年6月13日，中共中央电示香港分局向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社会贤达征询关于召开新政协会议的具体问题。

6月30日，香港分局在事先联系并提请民主人士就相关问题进行思考的基础上，召集了在港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民主人士进行秘密座谈，由连贯主持，方方、潘汉年和马叙伦、王绍鏊、郭沫若、沈钧儒、胡愈之、谭平山、茅盾、李章达等参加座谈会，李济深也提交了书面意见。与会者畅所欲言、各抒己见，讨论极为热烈。

羊城晚报：那民主人士的讨论意见得到中共中央的采纳了吗？

袁小伦：香港分局将各民主党派的意见原原本本上报了中共中央，这些声音得到了极大重视。例如关于新政协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问题，中共中央曾内部设想过1948年秋在哈尔滨举行，而那时辽沈战役尚未进行。

对此，李济深曾在6月30日的座谈会发表书面意见认为：“时地问题，为使新政协的号召力量加大，要拿下平津，在平津开会，最好不要在东北开会”，“未正式召开前要有准备的机构”。这在会上也引起了一些争议或响应。后来随着形势的发展，同时也考虑民主党派的意见，中共中央最终决定先成立新政协筹备会，正式会议也于1949年9月在北平召开。

羊城晚报：到1948年9月，香港新政协运动就由讨论磋商阶段进入实际行动了，即护送民主人士安全北上。这个实施过程最能体现中共对民主党派的诚意。

袁小伦：是的，要在那样复杂的环境中实施如此重大的秘密工程，非惊人的体谅、周全与协同而不能成功。1948年9月7日，周恩来在获知冯玉祥乘船由美返国途中于9月1日不幸遇难的消息后，即刻为中共中央起草致潘汉年并香港分局电，表示：民主人士乘苏轮北上事，望慎重处理。

“第一，如该轮确无船行保证，以不乘该轮为妥”;“第二， 如该轮有保证，而民主人士表示有顾虑，亦可不乘该轮”；“第三，如该轮有保证，而民主人士也愿意北上，亦不宜乘一轮，应改为分批前来，此次愈少愈好。”

对决定北上的著名民主人士，中共则竭尽所能尊重他们本人的意愿。例如当李济深表示愿意北上以后，香港分局对他的行程做了十分周密的布置，既对其家属妥善安排，又派民革中与他亲近的人同行，使他能安心。周恩来对护送和接待民主人士的有关问题，包括租船、靠岸地点、接待宾馆、欢迎宴会的规模等，都亲做打算。

可以说，从响应中共“五ー口号”到北上参政，民主人士都深深感受到中共与各民主党派的和衷共济，肝胆相照，这使他们在艰辛曲折的旅途中依然充满乐观和欢愉的气氛。

（“北归记”下集将于9月27日推出）

合作网站：『文史广东』http://www.gdwsw.gov.cn/

来源 | 羊城晚报
图片 | 大道同行——从“五一口号”到协商建国重要史事回顾展（中国政协网）
责编 | 江文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