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羊城派记者 董柳
今年春节期间,一篇研究微信红包的学术论文被网友翻了出来。
该文是西北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张爱军发表在2017年第5期《社会科学研究》上。
论文原题目《微信红包政治社会学研究》被“改造”成《科学研究表明:群发红包破坏群员平等、助长劫富济贫之心》后,在网上迅速传播。
文章称,群发微信红包会“产生即时性‘领袖’与群众心理、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心理、政治犬儒心理、群体无意识心理和政治感恩心理”,同时具有四大正向意义和五大反向意义——破坏了群员平等、助长劫富济贫心态、可能助长贿选、助长人们的自利行为、助长语言暴力。
文章还指出了一些社会现象——一些人为了“拉票”群发红包。
读到这里,许多网友脑海中就能浮现出这么一幕幕了:不少微信群里,为了给孩子“攒人气”、投票、点赞,家长们得先发一轮红包雨“热身”。
毕竟“拿人家手短”,群友拿了红包,哪怕是一两分钱,也得给人“办事”,不然难以迈过朴素的心理坎。
很多人对此不以为意,也有人表示深恶痛绝,但又无可奈何,因为着实说不出其背后的危害性。
微信红包上线以来,迅速成为微信的现象级功能。
今年2月10日,微信官方发布《2019年春节数据报告》显示,从除夕到初五,8.23亿人收发微信红包,其中广东位居发红包总次数、收红包总次数、收发红包总次数的第一名。
不只是节假日,平时很多需要用微信红包“热场”的地方也用上了这种新型社交方式,类似《帮孩子拉票 家长一晚上发红包4000多》的新闻报道不时出现,提示着微信红包除娱乐自嗨外的社会功能。
人们群发微信红包背后的社会心理动机有哪些?如何科学剖析微信红包现象进而“趋利避害”?一些看似不起眼、金额很小的微信红包“拉票”行为其危害性在哪儿?
这些问题正是微信红包“热火”背后需要进行的“冷思考”。
群发“拉票”式微信红包容易产生即时性政治犬儒心理。
张爱军教授在论文中指出:“政治犬儒的核心是对权力的归顺与臣服,无论是正当的权力还是非正当的权力。发红包即是权力行为,抢红包就是对发红包权力的归顺与臣服。有人在微信群里发红包的目的是为了帮转文章,抢了一分钱红包就必须转,否则就没诚信。转了文章之后则可能是有诚信却没有自信。因而被红包一分钱支配,自信心态变成犬儒心态。这是一个非常怪诞和诡异的行为。在现实中,人们不会因为一分钱而去做事。但在微信中,一分钱,几毛钱,就能支配人的行为。”
另外,这种红包也容易助长贿选。
“这是现实贿选现象在红包群里的延伸和复制。红包贿选甚至比现实贿选更严重,影响更恶劣。贿选红包上限仅二百元,抢到每个人手里的钱远远低于二百元,有的甚至只抢到几毛钱或者几分钱。为了几分钱去贿选在现实中是对人的侮辱,在微信群里却成了一个奖励。”
学术研究立足现实、服务现实、照亮现实。
科研成果指出了微信红包可能带来的负面效应,但如何矫正微信红包引发的即时性政治犬儒心理对社会自治的扭曲,避免助长贿选现象对社会产生破坏性作用,显然不是一句简单的禁止性呼吁就能“一劳永逸”解决的,它需要在深刻洞悉人性特点的基础上,提出一套完美的解决方案。
来源 | 羊城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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