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名自认“走在时代前列”的90后，邱小燕没想到自己有一天会和“封建”挂上钩。春节前与同事们聊起过年习俗时，邱小燕无意中提到自己每年会给爷爷奶奶磕头拜年，引来了众多好奇的目光。

“怎么磕？”“什么时候磕？”“顺序有什么讲究？”

“今年磕头的时候能不能拍个照片发来看看？”邱小燕这才意识到，原来自己习以为常的这种拜年礼仪如今越来越“小众”，甚至在不少人看来难以接受。

“感觉不舒服甚至有点屈辱”“只能接受给逝者磕头”“这种封建落后的形式该取消了”……

早在两三千年前，中国人就有过年时给长辈磕头的习俗，长辈一般要给磕头的儿童压岁钱或是糖果、玩具等小物件作为“赏赐”。

如今，拜年的方式越来越简易，但山东、河北等地仍然保留着较大规模的磕头拜年礼节。

大年初一，人们以家族或家庭为单位，到村里或者家族里辈分大、威望高的人家里磕头，从凌晨4、5点持续到中午。

有网友表示，自己辈分太小，亲戚太多，算算要磕100多个头。

尽管有人认为磕头这种方式奇葩、过时，但支持将之延续下去的声音也有不少。

有人单纯认为用这种方式可以哄老人开心；有人觉得磕头能够更好地表达对长辈的尊重和感恩；有人则表示这是一种民族传统，需要传承。

而对于邱小燕来说，磕头拜年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只是拿红包前的固定步骤。

“去给爷爷磕个头，然后爷爷给红包。”邱小燕记得，小时候自己在红包的“诱惑”下懵懵懂懂地就照做了，并不知道磕头是什么意思。

但随着年龄的增长，在众人的注视下“五体投地”变得有些尴尬。

高中时，邱小燕一度觉得，宁可不要红包了也不磕头。

然而大年初一，面对爷爷奶奶期待的目光和父母的催促，邱小燕还是扭扭捏捏地顺从了。

她回忆说：“虽然算不上被强迫吧，但也不太情愿。”

与听话的邱小燕不同，她的妹妹邱小莲在青春期时表现出对磕头拜年明显的排斥。常常嘟着嘴站得远远的，谁劝也没用。

最后爷爷奶奶总会笑呵呵地说一句：“没事儿，不用了。”然后把红包塞到邱小莲手里。邱小燕每每为此愤愤不平。

好在家族里有位表叔大飞，每年磕头磕得干脆，让邱小燕心里稍感平衡。

自她有记忆起，这位一米八几的东北大汉每年大年初一进屋便冲到长辈面前，咣咣咣三个响头磕下去，还会配上一句响亮的“过年好”。

邱小燕的父亲回忆，当年大飞的父亲便是如此，一直到50多岁都郑重地给父母磕头拜年，言传身教之下，大飞做起来也不含糊。

他感叹：“这是一种家庭教育，是一种家风的传承。”

也正因如此，每个不同的家庭都可能有不同的拜年方式，有的磕头，有的鞠躬，有的问候，有的共同举杯，无须追求统一。

邱小燕的妈妈就从不跟着磕头拜年，她从小习惯了和父母互相问好的方式，觉得磕头过于形式化，对长辈的尊重不必用这种方式来表达。

倒是邱小燕在成年后，对磕头拜年有了新的体会。“以前不理解为什么要做这件事，但现在是想用这种方式表达对长辈的感恩。”

由于在外地工作，邱小燕每年只能回家一两次，每次都觉得父母老了不少。

“平时工作忙，和父母的沟通交流不是特别多，对他们的感激和愧疚也不知道怎么说。过年了真心地磕个头，可以说是一种无声的表达吧。”

邱小燕觉得，等自己将来有了孩子，可能还是会鼓励他磕头拜年，但一定不会忘了给予他解释和引导。

比如这种传统礼节的历史和演变，比如大飞叔的故事，比如自己对于磕头的理解。“至少不能让他觉得，磕头就是为了换个红包。”

（文中邱小燕、邱小莲、大飞均为化名）

来源 | 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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