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羊城晚报记者 朱绍杰
图/受访者提供

今年3月，当代艺术家曹斐在北京UCCA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举办了迄今为止规模最大、最为全面的回顾展《曹斐：时代舞台》。展览以“南方游戏”“都市乐园”“车间内外”和“另类实境”4个主题展开，对曹斐过去20多年的创作实践和艺术发展脉络进行集中呈现与梳理，引发了业界和观众的极大关注。

10月2日，曹斐回到故乡，在广州四海城·艺术长廊，以“回到南方”为主题，与听众一起探讨，人工智能、虚拟实境的时代背景下中国当代艺术创作的新面貌与新动向。活动现场还播放了曹斐团队打造的5分钟短片《无人之境》，讲述一位“行者”从乡村走向城市、从现实走向虚拟、从过去走向未来的故事。

身为改革开放的同龄人，曹斐出生于广州一个艺术之家，自幼受到雕塑家父亲曹崇恩及同为艺术教师的母亲廖慧兰的熏陶与培养。青年时代，曹斐就读于广州美术学院，在MTV流行文化和手持DV发展的影响下，她创作了反映当代美院学生生活的影像作品《失调257》，从此走上艺术道路，进入国际视野，成为活跃于国际舞台的知名中国艺术家。

“我是一名艺术家，也是一个普通人，我所经历的时代与所有观众都是一样的，只是我运用艺术的手段将大家共同的时代经历展现了出来。”在曹斐看来，这次展览并不是一场“回忆录”式的成果展，“时代”就像包罗万象的容器，而展览是艺术家与观众之间进行情感记忆交流的舞台。

近年来，影像逐渐成为当代艺术的“当红”形式。在曹斐看来，科技是没有情感的，但它可以用来塑造情感，而这正是时代赋予当代艺术家的任务之一。作为影像艺术最早的探索群体一员，曹斐运用影像、戏剧、虚拟现实技术和装置等多元媒介，以超现实的表现方法，反映了全球化浪潮下中国社会的时代变迁以及社会疾速发展对个体生活的影响。

时代与技术正在发生剧烈的变化，艺术与艺术家如何自处？在接受羊城晚报记者采访时，曹斐说：“我最近第一次读村上春树的《1973年的弹子球》，这部小说成书于四十年前，这么多年过去了，人类的处境、疏离和孤独从来没有改变。所以，重要的还是作者，以及他们留下的能震撼人类灵魂的作品。”

线下体验艺术家创建的“时代乐园”

羊城晚报：今年在北京展出的“时代舞台”是您在国内的首次个展，也被认为是对您此前艺术的一次梳理和回望？

曹斐：“时代舞台”的策展人将展览分为了五个部分，其中一个部分叫“南方游戏”，里面有很多作品都来自我在南方、在珠三角的生活经历和思考，比如2003年的作品《三元里》、2006年的《谁的乌托邦》等；而在展厅设计上，也体现了像工棚、茶餐厅、绿植这样的“南方符号”。

我在和策展人讨论的时候，就明确提出，我才四十多岁，不能把展览做成八十岁那样的个人回顾展。所以展览最后没有像传统的回顾展那样有明确的时间线和既定的观展路径，而是任由观众自由选择与不同时间创作的作品偶遇。有人说这个展览无意间成为了“网红展”，我想，年轻一代人大多在线上成长起来，但他们也需要线下体验。甚至有人觉得，它像一个由艺术家创建出来的时代乐园。

羊城晚报：很多人都说，从您的展览中找到了自己想要看见的“时代”。

曹斐：过去不少人对我的作品可能只停留于道听途说，而在本次展览中我几乎一次性地把所有作品拿了出来，也包括对我影响深远的个人成长物件。这些展品、物件都记录着我所身处的时代，它们呈现了中国改革开放到今天的种种场景，因而触动不同年龄、不同阶层的人们。

时代是一个容器，包罗万象，我的初心是希望通过展览接触到更多普通观众。

搭建展厅的工头和我同年出生，他看见展出的我小时候听的音乐卡带、收藏的偶像老海报后，很感慨，无形中觉得我和他之间的距离其实很近。观众可以看到，作为艺术家的我也是和大家在一个时代中成长起来的，有的人成了白领、成了老师，有人成了工头，只是我成为了艺术家。

“桌面时代”更需要走进“田野”

羊城晚报：您觉得“代际”对于艺术家和艺术创作而言，有怎样的影响？

曹斐：我现在担任不少奖项的评委，面对的参评者里90后已经是主力，甚至有00后的。从我过去被别人评，到今天评年轻人，艺术界永远追求新的人、新的东西、新的表达。在我看来，无论哪一代人都有其自身的语言表达、局限和价值观，都受到时代的塑造，没有好坏之分。现在更年轻一代的作品，艺术媒介已经发生了转变，如果说今天是一个“桌面时代”，则网络经验和美学很大程度上已经占据了他们的表达。

羊城晚报：“桌面时代”……但您常提到艺术创作要到“田野”去，为什么强调“田野”？

曹斐：艺术家要感知和表现世界的变化，就需要去“田野”，即现场，而不是停留在二手经验和屏幕经验。现在获取信息的渠道越来越多，通过视频、播客等等，但我们要不要去求证，要不要厘清信息和事实之间的误差？在体验、考察之后形成自己的见解，转换成真正属于自己的艺术语言。

我曾经到一些西方艺术院校访问，看见很多年轻创作者窝在自己的工作室里足不出户、埋头“创作”，我给的建议是鼓励他们多出去走走、看看，在“田野”里可以接触到不同阶层的人，锻炼沟通的能力，增强我们协调自身和外部世界平衡关系的能力。

我年轻时候在广美上学都要下乡，要和村民们同吃同住，这是非常好的体验，通过与他们的交流，了解了不同地域的文化、生存方式的差异。当艺术家要表现一个对象，并不能靠凭空虚构出来。

羊城晚报：广美和广东是您的出发点。这里给您带来了怎样的影响？

曹斐：这里不得不提及我的父母，他们上一代艺术家用写实的、凝聚的方法表达我们的历史、英雄和伟人，我正是在这种氛围下长大的，也深深受益于此，亲眼目睹我父亲如何用这样的艺术方式去表现时代变迁。我的第一部DV机是父亲送给我的，我在美院的时候还没有影像专业，只有国、油、版、雕等传统专业。

很多人问我和父母一辈有什么不同？我现在越来越觉得，我和他们都是一样的。他们记录时代，我也在记录时代，媒介不过是一种手段，要表述的事情是一样的。

有人曾说我是“乱棍打死老师傅”（笑）——不是电影科班却去做片子，不是摄影出身却拿了摄影奖。这可能跟我生于南方、长在艺术家庭有很大关系，我吸收了很多不同的文化养分，这也让我的创作没有边界，不设限反而让人可以超越某些圈子里俗成的、先验的东西。

虚拟创作如何使人得到共情

羊城晚报：今天影像已经成为艺术界常见的手段，甚至是潮流。影像艺术是否也形成了某种固化、俗成的定式？

曹斐：2000年我刚开始做影像的时候，大多展览还都主要由架上作品组成，出现一两个电视机，已经很难得。而今天，已经有人说抖音短视频这么风行，会不会对影像创作有冲击？事实上，无处不在的屏幕和影像已经将我们的视觉体验稀释了。今天年轻人的影像很多已经不是讲故事了，甚至它成为了新的“颜料”。

然而，如果现在说固化，可能为时尚早，相反影像将会更加普及，媒介的衍生会成为拥有更多未来可能性的“颜料”。反而是艺术家不能“固化”自己，要往前走，找到准确表达我们当下的途径。但是，我们也并不能简单认为绘画、雕塑、摄影是 “落后”的媒介，只要你对自己使用的媒介有足够自信，做得足够好，艺术最终都是殊途同归、触动内心、通向灵魂的。

我最近第一次读村上春树的《1973年的弹子球》，这部小说出现在四十年前，这么多年过去了，人类的处境、疏离和孤独从来没有改变。所以，重要的还是作者，以及他们留下的能震撼人类灵魂的作品。

羊城晚报：您在创作中与流量明星合作，使用VR、AR等新技术，甚至将作品放在香港维多利亚港的高楼上。这些“破圈”之举有什么特别的意味？

曹斐：当时我受委托在香港的地标最高的贸易大楼外表面上创作LED视频作品，最终我呈现了“吃豆人”，源自小时候玩的电子游戏，它能唤起很多80后同龄人共同记忆。

对我来说，这是超越美术馆的创作。到美术馆参观的人可能只有两三万，但维港的“屏幕”面向的是上百万人。对于一个普通的香港人，他不知道作品是曹斐的，并不重要；但在他某天下班，在巴士上，在渡轮上，看到这么的一幕，想起小时候玩过的游戏，会心一笑，或惊讶，或好奇，对我而言已经足够。

像我和流量明星的合作，也不会把他们拍得有多完美、多好看，当这些作品出现在美术馆之外的公共场所，引发破圈的话题与讨论，可能会更有趣。

科技不一定有情感，但如何能用虚拟创作使人得到共情呢？在VR作品《永不消逝的电波》里，我着重尝试让观众体验到来自虚拟媒介的情感叙述。对我而言，艺术就是塑造情感，无论这些情感是和过去关联的，还是连接未来的。 

来源 | 羊城晚报•羊城派
责编 | 邓 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