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羊城晚报记者 邓 琼  通讯员 唐 盛
图/广东省政协文化和文史资料委员会提供

“新政协，新中国”（下篇）

上世纪前叶，风雨如磐。对于这群文化精英来说，舟行万里、甚至去国怀乡都不稀见，但是发生在1948年-1949年间这一趟北上的行程，却注定令他们永生难忘。

出发，将朽败的旧时代留在身后，向着人民的新中国进发。(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羊城派 pai.ycwb.com)

郭沫若、茅盾、叶圣陶、柳亚子、曹禺、郑振铎、李达、马寅初、蔡楚生等……我们今天熟知的一长串闪光的名字，都曾在此行程之中。

在中国共产党“五一口号”的召集下，他们乔装改扮，舍陆登舟，冒险穿越重重的海陆封锁线，从香港沿大陆海岸线一路北上，去往当时的东北解放区，完成了一次精神、信仰的大迁徙。

本色所在，他们以日记、诗文、摄影等形式，为我们留下了关于这一段史实的诸多生动表述。

  殷切邀约  

新中国成立前夕，经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周密部署和陪送，从香港北上参与协商建国的进步人士共有1100多人。其中两类主要构成，除了民主党派的领导、名流外，就是我们在文首提及的这一大批进步文化人了。

1948年，解放战争进入关键决胜阶段，中共中央同时也加紧了对另一条战线，即团结民主文化人士共商国是、筹备建国方面的行动，代表新中国对文化精英们发出了极为具体而迫切的邀约。

例如，当年8月，周恩来与陆定一、李维汉联名致电香港分局及夏衍，希望“将散在上海、重庆和香港等地的电影戏剧人才……动员去东北或华北，以发展解放区的戏剧特别是电影事业，为全国胜利后的需要作准备”；两月后又再次致电夏衍，“望从港沪调集电影人才前来”。

11月，中央给香港分局的指示中，明确应力邀茅盾、叶圣陶、郑振铎北上，针对叶先生个人则提到，“我们亟须他进来编辑中小学教科书，而开明书店又可到解放区来经营，此事务须办到”。

自抗战爆发以来，在文教、学术等众多领域，许多进步文化人为民族救亡而建设、奔走，挺起中华文化的脊梁。但在抗战胜利后，他们却因国民党专制统治日炽而备受挤压，纷纷从上海、重庆等地出走。

战后，香港以其特殊的地理、政治特点，再次成为文化学术精英集聚的临时中心。但即使在这里，他们仍不能避免国民党特务、以及港英当局的暗中牵制。

踌躇中，传来了中共中央关于“召开新政协、建设新中国”的召唤，文化精英们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北上。正如叶圣陶先生在日记中所自陈，此行不仅是为了“避扰”、更是“为有事可做”——

他们积极奔赴解放区，并不只意味着脱离反动势力的迫害，更充满了积极投身新中国建设、真正地服务于人民大众的豪情。因此才甘于冒险犯难，不怕牺牲。

  特殊乘客  

这真是隐秘而艰险的旅程，靠单打独斗绝不能成行。

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1948年中共香港分局和香港工委组成了由潘汉年、夏衍、连贯、许涤新、饶彰风为成员的五人小组，并抽调《华商报》等单位的人手，形成专门工作班底，开始高效实施起联络个人、租船购票、掩护撤离、全程护送等各个环节……

其实，这已不是共产党人第一次在香港展开“文化营救”了，在1938年香港被日军占领前夕，茅盾等人也是在中共的协助下逃离港岛、经解放区转赴内地的。

这次北上的路线首选海路，那比战时的陆路风险小。在1947年前后，周恩来就指示共产党员钱之光等人，开通了从大连至香港的海上货运通道，租用外国轮船把东北的大豆、皮毛、猪鬃等产品运往香港外销，再从香港带回解放区需要的医药用品、印刷用纸、报刊资讯及其他物资。

这条航路为护送香港民主人士参加新政协提供了可靠保障，具体承接护送任务的还有中共香港分局。虽然国民党势力在香港不及内地，但仍有特务四处活动，加上港英政府也可能会横生枝节，护送工作须十分慎重。

他们暗中逐次预订好悬挂外国旗帜的货轮，来秘密接送这些特殊乘客，尽管办理手续悬挂外国国旗费用十分高昂，有时甚至会等同于租用船只本身的价格，但为了降低风险，也只有勉力为之。

  诗意盎然  

郭沫若是1947年11月从上海来到香港的。作为社会贤达中知名度最高的一位，他一到就积极参与到进步活动中。特别是在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出“五一口号”之后，他频繁通过写作、发表声明、出席座谈会等形式，积极投身“新政协运动”。

到了8月炎夏，夫人于立群已悄悄开始帮郭沫若准备冬装了，因为他即将在中共香港分局的安排下，乘坐货轮北上。

与此同时，郭沫若在香港《华商报》上连载的“抗战回忆录”（后更名为《洪波曲》）也正火热进行。因为文章把抗战前期国共合作的阴晴圆缺——三厅成立、台儿庄大捷、长沙大火等事件写得波澜起伏，有血有肉，迅速成为该报最受欢迎的看点。

眼看出发日期临近，郭沫若加快速度，到11月21日早上将全部文章赶写完，预留给报社。23日，他就与马叙伦、许广平等第二批北上解放区的民主人士一起，登船驶离香港了，后来逐日持续推出的文字，都是掩饰行踪的“障眼法”。直到郭沫若一行到达东北解放区，连载才全部结束。

他们所乘的“华中轮”客舱狭窄，船行速度慢。长途的海上航行中，看到几位学养深厚的民主人士对诗词唱和饶有兴趣，郭沫若提议办个壁报，“以俾诗词传阅”。大家一致赞成，起名为《波浪壁报》。

民盟马叙伦先生先赋得两首铿锵有力的五言诗：“何来此汲汲？有凤在岐鸣。人民争解放，血汗岂无酬。”但铿锵中又带出些感伤：“知妇垂离泪，闻儿索父声。戎马怜人苦，风涛壮我行。”

郭沫若很快出示了他的两首唱和，以“暂远天伦乐，期平路哭声”“好勇情知过，能容瑟共鸣”等句，来鼓舞一行人，为国家大道而暂舍小家亲情。与郭沫若同一客舱的农工民主党的中常委丘哲，也有“愿报澄清酬故友，拼将生死任扶倾”的佳句。

29 日这天的船速极慢，让人心焦，后来才得知这天海上会有二级飓风，船长为避险有意滞留在宁波附近。尽管如此，飓风袭来时风速达到每小时89海里，浪涛汹涌，船体险些失控。

而船上诸公面对风浪，镇定自若，郭沫若以组诗《舟行阻风》记录了这幕险情。所幸“华中轮”奋力驶过长江口后，化险为夷，海面顿时大放光明。

沿途收听到的新华社广播，不时给大家带来华北战场的最新战况。一天，广播里传来人民解放军于11月30日占领徐州，杜聿明集团30万人陷入重重包围的消息，同船老少欢欣鼓舞，在娱乐室里开了庆祝会，唱歌、跳舞、朗诵，各显身手。

郭沫若也表演了节目。大家的心情正如他在《北上纪行》中所描写的：“才欣克辽沈，又听下徐淮。指顾中原定，绸缪新政开。”“我今真解放，仿佛又童年。”

十来天的航程中，“华中轮”上诗意盎然，接连有新作张贴在《波浪壁报》上，佳句不断。

鲁迅夫人许广平带着儿子周海婴乘坐的也是这艘客轮。周海婴当时还是一个时尚活泼的青年，他出发前从置办冬衣的费用中省钱购买了一架相机，在航程中留下了很多珍贵影像，成为今天我们回望这次北上最为直观的实证。

他随身带了一本纪念册，上面除了有郭沫若等先生的赠语，还有母亲许广平温婉深挚的留言：

照旧俗，中国古礼，男子二十曰冠，算是成人的年龄了。
现在，就这弱冠期中，我把你送到新的社会，新的大中国摇篮中，使你从这里长大，生息，学习，坚壮，以至于得贡献其涓滴。
以毋负抚育之深意，是所至盼！

海儿览  母亲 于舟中 

  一心一意  

1949年元旦的《华商报》，刊登了茅盾所写的文章《迎接新年，迎接新中国》。他发出预言：

“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将是一个独立、自主、和平的大国，将是一个平等、自由、繁荣康乐的大家庭。在世界上，中国人将不再受人轻侮排挤。人人有发展的机会，人人有将其能力服务于祖国的机会。”

这是茅盾此番居港近一年来的文学写作的收笔之作。刊出前五天，1948年12月26日，他也已离开了香港，与民革的创始人李济深等人一道，作为第三批民主人士登船北上了。

在船上，茅盾准备了一本手册，请大家签名或题诗题词。李济深题写了一段话：

“同舟共济，一心一意，为了一件大事！一件为着参与共同建立一个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康乐的新中国的大事！同舟共济，恭喜恭喜，一心一意，来做一件大事。前进！前进！努力！努力！”

这一批北上者年龄较长，大家主要是一路聊天，每个人重点谈自己投身民主革命的经历和见闻，情绪十分高昂。李济深讲了他参加北伐以及后来与蒋介石决裂的经过。中国农工民主党创始人之一的彭泽民，讲了兴中会、同盟会的成立以及南洋吉隆坡革命会成立的经过和发展。

民革的朱蕴山讲了祖父参加太平天国革命的往事，以及他所知道的徐锡麟事迹。茅盾则讲了自己在新疆的经历，包括盛世才暴政以及杜重远的被杀等。

  光明在望  

叶圣陶和柳亚子两位文学家都在第四批北上的文化精英名单中，他们分别留下了宝贵的“北上日记”（叶）、“北行日记”（柳）记载这段不寻常的旅程，为后世保存了许多珍贵细节。

柳亚子细心地在此段日记起始处，逐一列明了“共舟共车”每一位同行者的姓名、年龄和籍贯，可知与他同船的有陈叔通、马寅初、郑振铎、宋云彬、曹禺、王芸生、徐铸成、赵超构等27人。

叶圣陶则写道：“此行大部须冒充船员身分，改穿中式短服。此时皆改装，相视而笑。……余之身份被派为管舱员。女客则以搭客身份登轮。”

这次租用的货船又是挂挪威国旗的“华中”号。开航之前，港英海关人员照例上船检查，在人口学家马寅初的皮箱中看到一张他抗战时的照片，见其西装革履，同眼前这位货轮“账房先生”的身份很不相称，当即怀疑马寅初是被通缉的要犯，就要下令扣船。经船上的职员上岸交涉，再三解释，又私下塞了两百元“请饮茶”，对方才肯签字放行。

1949年2月28日，“华中轮”正式起航。柳亚子按捺不住满心的喜悦，赋七绝一首：

“六十三龄万里程，前途真喜向光明。乘风破浪平生意，席卷南溟下北溟。”

这时，山东沿海已经解放，货轮直驶烟台，航程较短，旅客中文艺人才又多，因而海上生活并不寂寞。柳亚子天天吟诗，喜与别人唱和，被大家称为“诗翁”。

3月1日黄昏，大家第一次开晚会。柳亚子在日记中写道，晚会上“有平剧清唱、民歌、粤唱、讲古、魔术及集体游戏等”。叶圣陶还记录了一个细节：“轮及余说笑话，余以谜语代之。谜面为‘我们一批人乘此轮赶路’，谜底为《庄子》篇名一。云彬（作者注：指宋云彬，文史学者，开明书店编辑。）猜中为《知北游》，‘知’盖知识分子之简称也。云彬索奖品，要余作诗一首，并请柳亚老和之。”

是以在后世不少诗文中，又将新中国成立前这一次民主文化人士的壮举称为“知北游”。

那天，叶圣陶吟咏至深夜，得七律一首。诗中写道：“南运经时又北游，最欣同气与同舟。翻身民众开新史，立国规模俟共谋。篑土为山宁肯后，涓泉归海复何求。不贤识小原其分，言志奚须故自羞。”在同舟共济的氛围中，点出他们团结一心参与北上立国，要开创历史，又谦逊地表达了自己愿为新政协尽绵薄之力的热情。

第二天，众人皆对此诗赞叹不已。柳亚子最先和诗一首：“栖息经年快壮游，敢言李郭附同舟。万夫连臂成新国，一士哦诗见远谋。渊默能持君自圣，光明在望我奚求。卌年匡齐惭无补，镜里头颅只自羞。”74岁的陈叔通，以及张志让、宋云彬等人也纷纷唱和。

  齐声歌唱  

第七批北上的，大多数是应邀到北平出席第一次文代会的代表。同船的有：李达、钟敬文、王亚南、黄药眠、陈迩冬、舒绣文等100多人，于立群及其子女们也在其中。香港工委派出文委副书记、作家周而复带队，还派了姜椿芳、曹健飞两人随船协助。

这次租用的是一艘太古船务公司的客货轮“岳州号”，1949年5月5日下午从香港起航。据周而复的回忆录描写，“到了公海上，在下面统舱休息的人们，纷纷走到甲板上来，熙熙攘攘，谈笑风生，互倾衷肠，盼望尽快到达解放区。”

现场还有人要求著名的电影明星舒绣文表演，她在人丛中说：“很抱歉，我只会演戏，别的什么也不会，在船上没法演独脚戏，和大家一同唱歌吧。”于是大家一起，纵情欢唱，歌声“似乎遏住蓝色天宇的冉冉白云，又仿佛激起海上的波浪，轮船欢快地破浪前进……”

5月9日傍晚抵达韩国仁川后，要停泊20小时起卸货物。仁川港是美军基地，为防止国民党特务乘机上船滋扰，周而复等人拟订了应变措施，把健壮的青年人编成临时警卫小组，晚间轮流值班巡逻，幸而没有异常情况发生。次日下午，“岳州号”继续北行。5月14日，安全抵达天津塘沽港。

据周而复回忆，著名哲学家李达也在此行中，他一点也不晕船，而且还能安心读书、研究哲学。他们俩曾数次讨论毛泽东所著的《实践论》《矛盾论》，都十分信服。

李达迫切地表示，“到解放区后，希望看到润之同志（即毛泽东）”，周而复汇报上去，很快就安排好了，5月18日，百忙之中的毛泽东主席在北平双清别墅会见了这位老朋友。

这批出席文代会的代表们，在旅途中也办了一份手写的报纸，摘录从收音机上收录新华社的重要新闻，由老报人、书法家陈迩冬精心编写。这份报纸很受大家欢迎，认为既是一支“轻骑队”，又是一件“艺术品”。

1949年7月2日，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第一次全国文代会）在北平（今北京）开幕，这是来自全国各地区、各领域的文艺工作者的首次大会师，在新中国文艺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据不完全统计，会前，从香港或经香港北上参加文代会的代表，总数在一百人以上。

—— 访 谈 ——

“北上”的壮举并非一蹴而就

曾庆榴（广东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专员，省委党校原副校长、省委党史研究室原主任、教授）

羊城晚报：我们今天应如何看待1948-1949年间大批民主人士在中国共产党帮助下从香港北上的行动？

曾庆榴：这是共产党与民主人士共商建国伟业的重要一步，如无及时护送民主人士北上参加新政协这一步，则建国大业——新中国的成立有可能会推迟。

这么多人，包括民主党派人士、无党派人士与文化精英能够信赖和拥护共产党，向往新中国，最终毅然北上，并不是从1948年“五一口号”发布、“新政协运动”兴起之后才起步的。之前已经过大量的铺垫，体现了共产党人的高瞻远瞩。

羊城晚报：具体是指的哪些呢？

曾庆榴：比如说，对李济深这样重点人物的争取，从抗战后期就开始了。1944年桂林沦陷后，李先生不愿按蒋的意图到重庆就任军事参议院长，而是回到家乡广西苍梧，开展“西南民主独立运动”，以图举起反蒋抗日大旗。遵照中共中央有关指示，广东党组织、东江纵队与李济深频频联络，双方派出的代表络绎于途。

抗战胜利前，中共中央曾计划在南方成立以李济深为司令、以东江纵队和珠江纵队为主力的“华南民主联军”，并且派王震、王首道率三五九旅南下，开辟五岭抗日根据地。“东纵”还克服自身困难，从经济上支持李济深。

建立“华南民主联军”的计划虽因形势急变而未能实现，但当时党对李济深在政治上的信任和军事、经济上的援助，对他应有很大的触动，促使其思想上、政治上的深刻转变。

李济深1947年在香港领导成立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之后坚决响应中共“五一口号”，从香港北上参加新政协，参与创建新中国，当然不是无缘无故的。

羊城晚报：在香港，各民主党派道路选择的情况怎么样？

曾庆榴：众所周知，中国致公党“三大”是1947年5月在香港举行的，会议决议加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这使致公党“转变为富有生命力的新民主主义的进步政党”，意义重大。

此外，多个民主党派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会议，同样是在香港召开的。如民盟一届三中全会是1948年1月在香港举行的。民革第一届中央委员会，是1947年年底至1948年年初在香港召开的会议上产生的。

八大民主党派在香港的活动，都得到中共的指导和帮助，具体是香港分局（其前身为广东区党委）的工作。

创办于1946年的达德学院，是共产党人与民主人士为发挥大批来港的文化、学术精英的作用，培养革命建设人才而创办的学校。这是香港党组织积极贯彻革命统一战线方针的体现。这所学校为中国革命、为未来新中国的建设培育了大批人才。达德学院师生，也有不少人北上参加新政协。

民主党派、民主人士的道路选择，是中共统战工作的成果。在香港，共产党组织对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所作的团结、争取工作，包括帮助他们提高思想认识、抛弃“第三条道路”幻想、站到拥护共产党的立场上来等，从而奠定了民主党派、民主人士热烈拥护中共“五一口号”、积极北上的政治基础。

羊城晚报：您认为香港党组织护送大批民主人士北上，在中共党史上有何意义？

曾庆榴：在南方，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共党组织开辟“红色交通线”，护送了大批党的领导干部从上海、香港等地进入中央苏区；抗战中期，党在被日军侵占的香港，救出了大批著名文化人和民主人士，将他们安全护送到内地；解放战争时期，党又成功组织了上述护送。

这几次护送的意义：一、护送党的领导干部进入中央苏区，与党的工作重心从城市转移到乡村，开辟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革命道路密切相关；二、护送文化人和民主人士撤出日军侵占的香港，保护了大批民族精英；三、护送民主人士北上，更是筹商建国大业的重要步骤。这都是紧扣中国革命主题的大事。

上述三次护送，均与香港相关，共产党人利用其特殊的位置、条件开展了特殊斗争。这不同于战火纷飞的战场，但事关中国革命的命运与前途，在党史上具有不可磨灭的伟大意义。

—— 延 伸 ——

“南方革命熔炉”：香港达德学院

达德学院是一所中共与民主党派合作在香港创办的新型大学，有“南方革命熔炉”之称。它诞生于抗战胜利之后，1946年秋，董必武邀请老教育家陈其瑗从美国返回香港办学，中共在港党组织参与筹办，并得到了李济深、何香凝、蔡廷锴、丘哲等民主党派负责人的大力支持。

1946年10月10日达德学院正式成立，成为香港教育史上继香港大学之后的第二所大学。首批约180名学生，10月20日正式上课。蔡廷锴将位于青山公路新墟段的私宅芳园，借给学校作为校舍。

当时国民党反动派已悍然发动内战，大批进步文化人士、中共干部等转移到香港，他们都是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领域的专才，自然也成为这所新学校的雄厚师资来源。

这所存世不到三年的高校，其师资为教育史上所罕见：学院的专职、兼职教授以及经常前来举办讲座的名师，包括郭沫若、沈钧儒、柳亚子、茅盾、夏衍、乔冠华、千家驹、章乃器、翦伯赞、曹禺、侯外庐、黄药眠、钟敬文、臧克家等众多文化精英。达德学院培养出的学生，也多成为华南革命和新中国建设的骨干人才。

1949年2月，达德学院遭港英政府取缔停办。在此前后，曾经任教于此的许多民主、文化精英，以及数十位学院学生，在党组织安排下，分批乘船北上参加新中国的建立和建设工作。

本栏目合作网站：文史广东 http://www.gdwsw.gov.cn/

来源 | 羊城晚报·羊城派
责编 | 邓 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