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羊城晚报记者 朱绍杰 文艺
图/主办方提供

8月18日，《缺题——梁铨个展》在广东美术馆开展。展览由广东美术馆主办、广东美术馆馆长王绍强担任展览总监、北京画院院长吴洪亮担任策展人。

画家梁铨的个展大致以“早期、茶点、禅宗、当下”四个线索作为空间的布局，又相互交融衔接，在广东美术馆的5、6、8、9号展厅，形成一个始终绵延不断相互关联接续的整体气象。

梁铨是中国当代艺术发展的同行者，也是中国最早将传统水墨结合抽象创作的艺术家之一。从85新潮的杭州到美国，再回杭州，然后又到北京，他最后决定长居改革开放最前沿、但远离艺术生态中心的深圳。

梁铨进入水墨创作，其实是一次与故乡、与广东美术馆的因缘际会。本世纪初，时任广东美术馆馆长王璜生与策展人皮道坚共同发起对中国当代水墨的梳理与呈现。梁铨的艺术实践被他们纳入其中，而他的艺术亦因此走上水墨道路。

二十年后，梁铨个展回到广东美术馆，展览题目出自明代名儒陈继儒诗作《缺题》。该诗中有名句“山中日日试新泉”，梁铨曾借来为作品命名，今又以“缺题”为展览名，不禁令人联想起陈继儒“隐居小昆山之南，绝意科举仕进，专心著述”的志趣。

同样是对性灵自由的向往与践行，古人与今人在相隔400多年的时空情景间，互为观照。(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羊城派 pai.ycwb.com)

创作是生活的某种缘起

羊城晚报：请您重点谈谈本次展览中的“茶点”“禅宗”这两个部分。

梁铨：展览的四个部分其实都是事后总结的。创作是生活的某种缘起，很难事先给自己定一个大方向，然后再朝这个方向前进。

“茶点”部分是我意外发现了茶点在茶布上的有趣痕迹，联想到有些吉普赛人，会根据咖啡杯里喝剩的咖啡形成的印迹，来算命。这种自然界的意外现象，如果有一定的理论基础，也会形成一定的趣味和思考。

后来我用这种方式，有意识地把染料和茶混合在一起，在宣纸上点了一些茶迹，然后把它收集起来，做一些排列，就形成了我这个阶段的作品。

至于“禅宗”系列，是我到深圳以后创作的。当时忽然进入到一个商业社会，有些不适应。当时我来倒不是为了发财，而是想做点事情，经常感觉有点困惑。

由此希望从自己对禅宗的理解出发，在作品里表现中国艺术中伟大的“空”。于禅宗而言，行走坐卧皆可修行，日常生活同样可以介入抽象创作，以获得生机勃勃的诗意。

羊城晚报：“茶点”有些是本次展览中的新近创作。这个系列的缘起和发展是什么？

梁铨：“茶点”这些作品我以前就做过。20年前，广东美术馆还收藏过我一两件这类作品，但现在的面貌已经不一样了。去年疫情发生以来，我自己的情绪和心态都受到了影响，觉得外面的世界已经不是原来那个世界，不知道自己干什么好，创作也大量减少。

但我想，最好的应对方式还是继续创作，于是就烧水冲茶，创造了这组作品。

现在的“茶点”在形式上比较边缘化，我想用这种形式进入新的创作状态。相隔十多年，我也把自己的一些新的绘画趣味，放到这个系列上。以前的“茶点”很多都是自然的茶迹，现在还有一些人工画的圆圈。

谈赵无极：他从不雄赳赳气昂昂地面对画布

羊城晚报：你从版画到水墨，这其中的发展、变化和转向是怎样的？

梁铨：早先我学的是版画，之后也在版画系教书。我学了一种技法叫“薄拼贴”，就是用铜版机把铜版纸压在一起。当时整个学校只有一台铜版机，很不够用，所以我就用把这种技法部分的思路转嫁到宣纸上，用很轻薄的宣纸进行拼贴。

宣纸柔软、可塑性强，并且价格便宜。艺术要靠大量的实践，价格便宜那么实践起来就更多、更方便，所以我就用了宣纸这个材料。

2000年左右皮道坚老师在广东美术馆策划了中国水墨展，自从那次选了我的作品后，接下来我就自觉地一点点地搞创作、做展览，也算入了水墨的领域。回头看，中国水墨的包容性非常适合我的性格，包括我的背景。

羊城晚报：谈及您的背景，祖籍中山、出生于上海、游历欧美、任教杭州、工作和退休在深圳。哪个地方对您的艺术影响最大？

梁铨：对艺术创作的影响有两个地方。一个受教育的地方，就是在杭州。杭州的艺术老师、同学，整个学校的传统，形成了我的艺术趣味。

但是后来我大部分创作是在深圳，南方相对比较自由，又相对比较边缘，它不那么受北京、上海的影响，可以做很多自己喜欢的事情。

羊城晚报：您当年在中国美术学院教书的时候，赵无极先生曾到杭州讲学，您对那段经历有怎样的印象？

梁铨：赵无极先生是大获西方承认的中国艺术家，即便不出国，也是一位大师，他年轻时候在重庆办展览时已画得非常好，到了西方以后更是如鱼得水。而且当时中国的国门关了20多年，赵无极先生在西方显得很独特。

通过那次学习我发现，老一辈画家不大会说话，而多行动。赵老对艺术是很认真的，从来不夸夸其谈。他作画的时候，并不像一些过去的艺术家那么雄赳赳气昂昂地面对画布，他对画布是很轻柔的，笔触是弱不禁风地一点点蹭上去、一遍遍扫上去的。

“闭着眼睛也能画好”并不是好事

羊城晚报：为什么您在杭州任教，会转去深圳画院工作？是什么吸引了您？

梁铨：我祖籍广东，父亲经常到广东出差，给我们带来不少岭南的故事，讲述南方的风情。我年轻时候就对南方、对老家充满了向往，秦牧先生的散文、欧阳山先生的《三家巷》、黄谷柳先生的《虾球传》等文学作品，我是看了又看。

当时我在杭州已经教了十年书，感觉已经看到了自己的某种“天花板”。正好赶上改革开放，深圳画院要人，趁这个机会就南下了。

我觉得教师的思维模式限制了自己的创作，因为教师的责任往往是纠错，但其实艺术是没有对错的。我们不能说梵高画人物的手长了，耳朵短了……可老师看学生的画，第一个反应就是对鼻子、耳朵是不是画长了、画大了进行纠正。

羊城晚报：您所进行的抽象绘画创作，似乎在深圳甚至广东都有点边缘。

梁铨：我倒从来没觉得。我现在只想着把自己喜欢的东西画出来就可以了，至于边不边缘、属于多数还是少数，从来没有考虑过。

羊城晚报：但是，在艺术上会不会感到“寂寞”，或者同道者的人不多？

梁铨：从来没有。因为我的接触面很小，每天面对的是自己：今天一张画，画好了，很高兴；画失败了，就有点难过。我很怀念这种日子，但这种日子一去不复返了，因为现在我创作的定式已经出来了，闭着眼睛也可以不把画画坏。

做完这次展览，我已经向广东的父老们汇报了在深圳20年的创作，下一步要尽可能改变一下，不要再炒冷饭。

追求梳理世界的清爽感

羊城晚报：您曾经说过，一个画家把画画得有趣就足够了。那么您追求的趣味是什么？

梁铨：是的，我最主要追求的趣味是中国文人画的趣味，就是宋画里面的趣味。

我自己总结，那种趣味也就是对空白、对边角的处理，以及整个文人画的画面，表现出一种把世界梳理过的感觉，很清爽。这在世界绘画中都是独一无二的。我始终想表现这几点。

羊城晚报：对于这种文人趣味，您能举例说明吗？

梁铨：比如我这次的作品《幽致(竹)》、《小茶室》，创作缘起明代文徵明的曾孙文震亨所著《长物志》。

这本书内容是作者对于文房器物的审美和期待，表面上好像涉及的是吃喝玩乐、园林器具，但实际上是中国文人的趣味与审美要求。作者后来为保持自己的气节而自杀，我很佩服他。

又比如中国画里石头上的苔点，也能让人感觉到这样的趣味，潘天寿先生就常这样画。我希望以抽象的绘画表现出中国传统的田园精神，表达优雅、幽静的文人趣味。

羊城晚报：对于文人画，古人可能已经把他们的趣味做到了某种极致，那么今人应该怎么发展下去？

梁铨：当时的生活环境，人们对自然极其崇敬，现在要达到那种意境几乎已不可能。但是反观中国画中的一些原则，比如说重视人和自然的融合，也就是天人合一，至今依然有着巨大的价值。

相比于西方静物画的写实，中国画里的花鸟有着独特的情趣，同样透露出我们对生活的热爱。这对世界艺术也是有益的贡献。

为什么我们不加强、不继续这种贡献呢？至于成不成，每个人都要靠自己做。成，最好；不成，也给后人提供一些经验，也给外国人提供了个样式：我们跟你不一样。

羊城晚报：您怎么看待近些年的当代水墨运动？

梁铨：这个很难评价，要后人评价。当代水墨可以搞得很解放，甚至有点往“坏”里画，或一些年轻人的画不讲究笔墨，我觉得都可以的，这是一种现代思潮。但是反过来说，永远不要忘记我们老祖宗的好的东西，该坚持的还是要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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