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日，中央宣传部等五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文艺评论工作的指导意见》，明确加强新时代文艺评论工作的总体要求，指出要把好文艺评论方向盘、开展专业权威的文艺评论、加强文艺评论阵地建设，强调要强化组织保障工作。

2016年，由羊城晚报策划组织发起的“粤派批评”大讨论，一直延续至今。值此之际，粤派批评也到了在新起点上再出发的时候。

在新的时代，文艺评论工作面临怎样的挑战和机遇？在新的媒介环境下，如何开展文艺评论工作？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清华大学教授尹鸿，厦门大学人文学院教授黄鸣奋发表了他们的看法。欢迎专家学者和读者朋友们参与讨论——

【访谈 】

厦门大学人文学院教授黄鸣奋专访：新文艺评论必须回答哪些问题?  

文/羊城晚报记者 吴小攀

1、应当更关注信息科技的作用

羊城晚报：您最近倡导“新文艺评论”，何为“新文艺评论”？

黄鸣奋：其实我的意思很简单，就是说，进入新世纪之后，人工智能已经在社会生活中扮演非常重要的作用。处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文艺评论家应当比以前更加关注信息科技的作用。

羊城晚报：这与“新媒体语境下（或新媒体时代）的文艺评论”有何不同？

黄鸣奋：“新媒体语境下的文艺评论”其实是一个非常宽泛的范畴。只要是运用新媒体平台和技术，或者是秉承相应的观念，所做的文艺评论都是“新媒体语境下的文艺评论”。比如说过去我们只能用口语或纸媒来发表见解，现在用微信聊天，在抖音发视频，只要谈到作品，这些都可能被叫作“新媒体时代的文艺评论”。而我所说的“新文艺评论”只是当中最前卫的部分。

羊城晚报：具体前卫在哪里？

黄鸣奋：首先，它关注的是当下最尖端的科技在人类社会生活当中所引发的变革。这类科技不只是手机或抖音应用这么简单，其价值有时充满悬念。我们必须关注它们会对人类社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技术传播与资本推动的关系，科技本身发展的惯性，科技风险的不可控性，等等。

新文艺评论的目光更多是前瞻的，拿未来作为参照系。如果一个评论家有这样的观念，注意这样的变化，他做出来的文艺评论可能就是我说的“新文艺评论”。而我们过去所理解的文艺评论，基本上就是对作家及其文本的评论，不考虑上述因素。

第二，“新文艺评论”不是只关心已经在新旧媒体上发表出来的作品，更关注它后面到底是什么样一个机制在运作，这个运作更后面的技术推动及其所带来的变革。就像报纸的把关一样，过去的过滤是由编辑来做的，现在实际上是算法在做。在这样变革的时代，文艺创作会发生变化，文艺评论当然也要随之变化。

第三，新媒体时代，也即“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整个社会都在发生变化。过去的文艺评论工作者主要是从人文社会科学的角度去看待传统文艺作品。相比之下，现在你在线浏览的时候，文艺作品已经不像以前那么透明了，除了文字，还有多个代码层，有互联网传输协议的支持，加上远端服务器等硬件，很多东西是看不见的。

这样，读者跟评论家之间的互动就加进了很多不是由人决定的，而是由技术决定的因素。这些东西你通常根本看不到，但是却在左右你。我现在担心的还不单是科幻作品所描绘的“疯狂科学家”，他们毕竟是人，仍然是可以了解的，但是人工智能是否可能瞒着人类自行其是，这一切我们并不知道，可能最后还不可控。

羊城晚报：这其中好像有很多是社会学家关心的问题，您的意思是文艺评论家对此也要有所关注？

黄鸣奋：一个评论家解读一部作品，其结果取决于他头脑当中固有的参照系。他关注什么，头脑当中原来有什么样的储存，受什么样的需要左右，就可能会读出什么样的东西来。

传统的文艺评论家有自己的长处。比如，这篇文章或者小说，它是虚还是实，他比较善于甄别，而且能够结合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来分析。从这个层面上来看，他应该对于网络所散布的信息也有更强的甄别和评判能力。如果人工智能通过网络散布它们所生产、要人类相信的消息或文本，文艺评论家或许能够率先看出来。

2、各式各样的“场”的问题

羊城晚报：在自媒体日趋发达的当下，文艺评论家还能起到什么作用？

黄鸣奋：人工制造的义肢、眼睛晶体、心脏起搏器等已广泛应用于人体，从这个意义上说，人跟机器合一是完全可能的。科技要发展，但科技有风险，科幻作品的警世之言并不是无中生有。文艺评论家怎么去解读这些作品？你要提醒大家科技正在将我们带到哪里去，科技发展带来哪些益处和问题，在终极关怀的意义上，人本身是不是会走向自我否定，等等。

羊城晚报：文艺评论家在当下环境里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黄鸣奋：我们比以前更加关注媒体，这是一个进步，但如果文艺评论家只看到媒体，以为媒体万能，没有意识到媒体渗透着人的价值观，它是在一定的价值观指导下开发、运营和使用的，就走到另外一个极端去了。这就是所谓“唯媒体论”或“媒体拜物教”。

现在对互动性讲得比较多，就是说读者作者之间的关系比以前更为密切，这当然有好处。但反过来说，现在一个人要静下心来做学问，比以前要难多了。过去说“板凳要坐十年冷”，现在多数人巴不得马上就轰动，成为一个网红，这种心态也影响到文艺评论家，他也要讲究快。

快也许适应了网络创作和网络评论的发展，但过去所说的“历史积淀”“深刻的历史内涵”“精益求精”这些价值观念就被冷落了。怎么处理这些矛盾为宜？新文艺评论必须正视这些问题，回答这些问题。

在大众媒体兴起之前，写一篇文章，有爸爸妈妈看、老师同学看，在熟人圈子中流传就不错了。但大众媒体兴起之后就不是这个概念了。

新媒体时代变化更大。现在一篇文章可能影响非常广泛，通过网络扩散到不同的文化当中，在这个过程当中它可能遇到价值观的问题，意识形态的问题，还有各式各样的“场”的问题，就是说面临各种力量的博弈。在全球化背景下，新文艺评论该怎么做，也是一个值得深入思考的现实问题。

3、在很多方面已超越西方

羊城晚报：回到狭义文艺评论概念上。在新媒体时代，文艺评论的形式与内容会有哪些变化？

黄鸣奋：除了形式、内容之外，我感觉还要再加一个因素，即身份。过去身份对言论的制约比较显著，现在反过来，在网络时代评论主体基本是拉平的，也是可以匿名的。身份被拉平以后，那么最重要的就是你讲的有没有道理。

从内容上看，文艺评论如今成了产业链的一个环节，而且现在的时效比以前要快得多了，《流浪地球》上演之前，评论已经开始介入了。

基于印刷品的评论是相对固定的，一旦生成就不好改动。新媒体时代不是这样，它那个“形式”实际上只是一种代码，是以计算机软件来处理的，处理的时候可以相当自由地转变、流动，“文本宇宙”各个节点通过超链联在一起。

羊城晚报：您所期待或构想的新文艺评论的文体文风是怎么样的？

黄鸣奋：这个问题不好回答，因为原来传统意义上的文艺评论的文风文体也是很多样化的，那么今天网络时代更是丰富多彩。我只能说，还是一以贯之的以老百姓喜闻乐见为标准。最终的结果，不管你用计算机做，或者用传统方法写，最后还是要读者来读，还是要老百姓喜欢。如果老百姓都不看，你有啥话说？

羊城晚报：现在有一个比较简单化的标准，很多人在说的，粉丝经济讲的是点击率，或者说是可以变现的点击率。

黄鸣奋：这其实也有个实际问题，就是点击率可以作假。

羊城晚报：假设能够把作假这一块给去掉的话，是不是点击率越高越好？

黄鸣奋：现在管理层已经意识到唯点击率是不行的，因此要整顿饭圈。

羊城晚报：新媒体时代，中国的文艺创作和评论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超越西方？

黄鸣奋：西方有很多东西过去对我们来说是新颖的。但是今天已经到了一个新的时代，我们在很多方面已经慢慢走到前面去了。比如说网络文学，连很多外国人都喜欢，网络文学作家在海外发挥了比传统文学作家更大的影响。广东在这个方面是比较发达的。若能善用传媒科技，新文艺评论同样有广阔天地，同样可以大有作为。

【专论】

文艺评论的生态健康建设迫在眉睫

文/尹鸿

文艺评论的三个作用

文艺评论是文艺创作和接受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时代的长河中，文艺评论曾经发挥过不同的作用，批评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创作历史的书写、传承和评价。

纵观文学艺术史，文艺评论有三个主要作用：

一是受众引导。对文艺作品的接受者产生一定的引导作用，在我们现在所处的网络时代，这一特征更加鲜明。面对海量的文艺作品，各种专业和业余的文艺评论以及伴随的各种点赞、打分、转发、转评等等都能够影响受众的消费、选择和评价。当然，专业的、生动的文艺评论更是许多优秀作品能够被广泛认知的前提。

二是创作镜鉴。对于创作者来说，评论就是一面镜子，这面镜子能够对创作者发挥重要的借鉴作用。批评家并非一定正确或者完全正确，镜像也可能扭曲，但至少专业的批评意见能够给创作者提供一面镜子，帮助其自我观照、校正和反省。

三是风尚引领。历史上大多数重要的文艺运动、文艺潮流、文艺现象都跟评论有密切关联。很多情况下，创作者自己并没有提出明确的创作口号或者明确的创作主张，往往是评论家的评论让这些创作现象成为了思潮。

例如，中国的所谓第五代导演，当时的创作者并没有人说过自己是第五代，是研究者命名了第五代。文艺评论和文艺活动在风尚引领中占据重要地位，没有评论的繁荣就不会有文艺这种百花齐放的格局。

文艺评论边界被打破

长期以来，文艺评论的主导权都掌握在文艺机构、传统媒体、大专院校和文化圈层的所谓文化精英手中。而互联网的出现，传统的文艺评论生态发生了巨大改变。以至于我们常常感慨：文艺评论既面临一个最好的时代，也面临一个最坏的时代。

所谓最好的时代，评论者的规模和数量快速壮大，人人都可以成为评论家，人人都是评论家。而且由于网状传播改变了过去线性传播对话语权的线性控制力和看门人的信息控制权，在网状传播当中已经没有“看门人”能够决定信息的传播路径和通道。

人人成为评论家的同时也打破了原有的专业评论者和业余评论者的界限，甚至打破了评论者和读者，甚至是创作者之间的界限。创作者自己成为评论家，读者同时也成了评论家。

这种情况下，传统的评论边界被改变，传统的权威评论者可能失去话语权，有影响的评论者可能不再具备传统的文化精英的职业和身份。对话、互动、社交、圈层、分众，所有这些改变，都来源于对传统的文艺评论边界的打破。

在这样的背景下，文艺评论的渠道形式越来越多，为作品和评论点赞、转评，甚至打分、打榜也都是一种评论，可以是一句话评论，也可以是长文评论，还可以是微博的140字评论，还可以有各种各样的不同的评论形态，博客评论、公号评论，甚至现在还有抖音评论、快手评论、直播评论、弹幕评论等等。这些评论都能从不同角度、不同程度地对创作者、接受者和社会风尚产生影响。

影响更直接、更普遍

应该说，文艺评论的社会影响相比过去更加直接、更加普遍了。评论能够直接影响从政策制定到创作者选择，直到消费者具体的消费行为。

过去的评论没有这么直接和迅速的影响作用，现在舆情会随时影响到政策，比如对某部电视剧的批评一旦成为舆情，很多人认为作品中的服装、道具与历史背景不吻合，是所谓的“抗日雷剧”，最后就会直接导致作品停播、下架。类似的事情在互联网时代频繁发生，评论影响到政策和市场的调整越来越直接。

评论当然也会影响到创作。以电影为例，中国电影市场化改革二十年，从《英雄》开启大片时代到现在，在评论推动之下中国电影也出现了巨大改变。

世纪初，观众每年所选择的只有两三部国产大片，而且观众对这些大制作电影大多不满意，曾经有五六年时间观众一边看大片一边批大片的现象，虽然叫座不叫好，但是由于当时互联网电影评论还不普遍，这些批评都是事后批评，并不能对电影市场产生直接影响，而电影创作也不能迅速进行调整。

后来，评论者提出了“绿色票房”等呼吁，网络文艺评论逐渐发展并开始对市场、对舆情带来影响，观众有了更多的评论权和选择权，创作者逐渐达成共识，电影不仅要争取票房更好，还要争取口碑、争取尊严。创作上的质量自觉、艺术自觉，在网络评论的推动下，越来越成为创作界的共同现象。

网络时代，文艺评论对受众接受的影响则更加明显。豆瓣上的打分，时光网上的打分，猫眼的打分，所有打分以及后面附录的评论都对电影票房、对电视剧的收视有影响。一些高概念的大制作电影会败走滑铁卢，而一些优质的中低成本电影会逐渐被更多的观众喜欢，票房逆市上扬，形成所谓的“黑马现象”。

最近五年票房逆袭的作品越来越多，排片头一周只排5%-6%，由于评论的力量，评论给予了正面评价，后续排片可以提高到10%-15%；有的电影，像《冈仁波齐》这样的艺术片，包括《少年的你》《送你一朵小红花》，由于评论的分析和推动，使得过去认为可能只有几十万票房的艺术片可以到几千万，甚至十多亿票房；

相反，一些所谓的商业大片、一些过度依赖网络IP和流量明星的电影，却因为评论的所谓“恶评如潮”很快成为观众所厌弃的作品。这种扬优去劣的现象的确体现了评论的力量。

一些令人担忧的现象

任何现象都可能有正反两面。互联网带来的改变，对于文艺评论来说，同样也带来了一些令人担忧的现象。

第一，唯点击率。

点击，是互联网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的硬通货。当点击、流量成为评估方式的时候，成为影响力变现的条件的时候，文艺评论难免会为了点击的需要，追求“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效果，夸大、片面、极端、攻击性、简单化，就成为常见的批评态度和修辞方式。

10万+、100万+的流量诱惑会使部分批评放弃理性的、客观的、建设性的本性。这种偏激性批评风气的蔓延，当然会大大伤害批评的公信力和权威性。

第二，交易化。

现在一些评论，无论是所谓的“网络水军”还是宣传推广的各种“软文”手段和策略，客观上会导致各种利益对评论的干扰和影响。目前，推到大众市场的文化消费品，在成本中有1/3左右的营销推广费，过去更多用来硬广告宣传，现在更多的变成了软广告，变成了各种所谓的营销评论，变成了各种评论的加持和软文推荐，等等。这种利益交换对网络文艺评论的正常生态有明显干扰。

第三，部落化。

由于互联网上出现了部落化倾向或者圈层化倾向，部落共同体有部落利益，因此站队的批评变得越来越多，“我”是这个部落，于是就反别人的部落，而且自己的部落不允许人批评，只能说自己部落好。现在的偶像群、粉丝群，谁都不能批评他的偶像，而把别人的偶像则当作了“敌对者”。

在文艺作品的评论方面也是这样，喜欢的就不允许批评，反对的就不容忍赞美。这种部落化现象不是求同存异，而是党同伐异，本来应该是正常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批评，就会成为剑拔弩张、你死我活的斗争。这对于文化领域的繁荣多样会带来消极影响，也会对文学艺术的创作、生产和管理形成舆情压力。

网络时代，批评从精英的笼子里放出来，一方面体现出生龙活虎的活力，一方面也有泥沙俱下的乱象，文艺评论的生态健康建设迫在眉睫。

真正的文艺批评，应该是理性的、独立的、有价值观判断的、有社会影响力的批评。只有这样的批评成为主流，文艺评论的生态才会更加健康，产生求同存异、去伪存真的作用，赢得文艺评论的尊严。

【延伸】

粤派批评，一直在路上

有关“粤派批评”的讨论，最早可追溯至2016年2月28日，《羊城晚报》“人文周刊”发表著名学者古远清教授的特约文章《让“粤派批评”浮出水面》,“粤派批评”的概念首度浮现于大众媒体。该文通过对广东文艺批评的源流进行梳理，让人们对广东文艺批评有了一个较为明朗的认识。

2016年5月底，由暨南大学文艺评论基地、省文艺评论家协会、《羊城晚报》联合举办的“文学评论与20世纪中国文学史生成”研讨会在广州举行。会议除邀请广东各高校、科研机构的资深专家和学者代表出席之外，还特意邀请多位粤籍学者参与学术对话。

《羊城晚报》记者从芜杂的议题中集中聚焦“粤派批评”概念，现场采访北大中文系粤籍教授温儒敏、洪子诚、香港中文大学粤籍教授黄子平等人，迅速统合成一个有关“粤派批评”的专版，这就是2016年6月5日见报的报道《“粤派批评”一说成立吗？》。

报道分为赞成派、反对派和持中派三部分，主旨文章为陈剑晖教授《粤派批评已是一个客观的存在》。该版第一时间得到了上级主管领导的批示肯定，从而正式吹响“粤派批评”大讨论的集结号。

后续编辑部有计划地对广东文艺批评家进行访谈，希望他们从实践层面对粤派批评号脉把诊。刘斯奋、黄树森、蒋述卓、林岗、谢有顺、李凤亮等纷纷发表自己的看法。

粤派批评讨论的升级，一个标志性的事件是，在发起不到一个月时间的6月27日，中国作协机关报《文艺报》便以一个整版的篇幅发表古远清的长文《“粤派批评”批评实践已嵌入历史》，对发端自南方的这场讨论从学术理论上作出回应。

2017年12月1日，对“粤派批评”大讨论而言，无疑是一个值得记住的日子。在广东省委宣传部的直接支持下，由羊城晚报报业集团与广东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共同主办的“打造新时代岭南文艺评论高地——粤派批评·陈桥生工作室成立暨学术研讨会”在广州珠岛宾馆举行。由发端于报纸的一场讨论，到一个媒体工作室的高规格成立，集中彰显出媒体平台引领岭南文艺评论导向的强大影响力。

2018年1月13日，由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中国文联文艺评论中心、广东省文联、羊城晚报社等共同举办的“粤派批评与当代中国文艺”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召开。

在整整一天的研讨中，大家围绕“当代中国文艺格局中的粤派批评”“文学史研究的粤派风度”“粤派批评的时代担当及其内涵发展”“粤派批评的学术维度与文化品格”“粤籍学者与中国文艺理论空间的开辟”等主题分别进行发言。1月21日，《羊城晚报》以《粤派批评，在路上》为题进行了详细报道。

粤派批评的触角，此后继续延伸到青年作家、评论家及粤港澳大湾区文艺界，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批评高潮。

来源 | 羊城晚报•羊城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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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 孙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