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然玉

多地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公职人员正面临限时接种新冠疫苗的要求，有的与工资挂钩，不能提供接种禁忌证明又不接种者，一律停发工资；有的关联亲属，在职在岗人员及三代以内亲属，由主管部门或所在单位、企业责令限期完成接种。此外，多地通知中要求，离退休人员也要限期接种，由主管部门或所在单位责令完成。（7月15日澎湃新闻）

加快疫苗接种，是构建免疫屏障至关重要的一环，现阶段也是很多地方的头等要务。然而，在最初的几轮接种浪潮之后，一些城市的新增接种人数曲线已有趋缓的势头。应该说，这是正常的现象，很多国家在推广疫苗全民接种的过程中，在达到一定的接种率后，都会无可避免地陷入瓶颈、后劲不足。在“意愿人群”率先打完两针后，如何吸引“摇摆人群”和“抗拒人群”也尽快接种，这是全球性难题。基于这种情况，为了加大疫苗接种率，我们既做了一些很好的尝试，同时也显露出某些可疑的迹象。

最近，河南唐河等地纷纷祭出大招强推接种，以“不打停发工资”“三代以内亲属限期接种”为杠杆，意图撬动一波新的接种热潮。诸如此类的举措，可说是雷霆万钧。毋庸置疑，在如此强力的举措之下，势必会拉动不少的接种增量。但，诚如不少人所质疑的，这些做法的法律依据何在？

诸如“公职人员不接种一律停发工资、停止上班”之类的操作，是毫无道理的，本质上已经涉嫌越界侵权。“上班”“取酬”等事项，是由劳动合同、雇佣关系决定的，只要履行了约定业务，就可享受相应权利，其没有任何理由与“是否接种疫苗”相互关联。号召公职人员带头接种、带动家属接种合情合理，但以剥夺其法定权益为要挟，胁迫其接种，这完全是野路子，是草莽做派，是有悖于法治精神和契约精神的。

河南唐河、陕西定边、江西会昌、内蒙古巴彦淖尔……梳理最近密集曝出“风波”的地方，我们很容易发现其中的共性——都是“三四线城市”。这类城市的普遍特点是，公权系统在当地的话语权、影响力较大，而市场化、民间化力量较为薄弱。这种社会结构，决定了以公职人员来“拉新”带动全员接种，是可以事半功倍的。恰恰是由于这种“捷径诱惑”，使得当地主政者罔顾了行政合法性审查以及基于道义合法性层面的审视。

城市间的疫苗接种竞赛，演变为比严斗狠的加压、加码的竞赛，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若是放任这种势头不管，难免会助长各地的激进主义、冒险主义：认领任务、确立目标“贪大求多”，甚至会异化成，为完指标无所不用其极，乃至最终好事变坏事。当下，就事论事，及时释放官方立场、传递正确信号，纠偏各地过激做法，这是避免更多城市跟进冒进的关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羊城派 pai.ycwb.com)

来源 | 羊城晚报•羊城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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