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图/羊城晚报全媒体记者 柳卓楠
（署名除外）
视频/羊城晚报全媒体记者 柳卓楠 王俊伟

在香港新界沙头角乌蛟腾村的烈士陵园里，矗立着香港第一处国家级抗战设施、遗址——乌蛟腾抗日英烈纪念碑，它记载着20世纪40年代香港沦陷时可歌可泣的抗战历史。

1941年12月25日，香港开始了长达三年零八个月的沦陷期。期间，由中国共产党创建领导的东江纵队港九独立大队在香港与日军浴血奋战，创造性开展城市游击战和海上游击战，进行了惊心动魄的“秘密大营救”，将800余名文化界人士、爱国人士转移至大后方，是刺向香港日寇的一把尖刀。

烽火中成立部队

抗战时期，香港既是英国在远东的重要金融、军事基地之一，也是中国对外联络和物资秘密输入的重要通道，战略位置非常重要。

1941年12月8日，日军在偷袭美军基地珍珠港的同时，大举进犯香港。18日，日军登陆香港。12月25日，时任香港总督杨慕琦与日军代表在九龙半岛酒店签订了承认投降的《停战协议》，香港进入三年零八个月的沦陷时期。

在香港沦陷的至暗时刻，中国共产党积极开展抗日武装斗争。1941年12月9日，即日军入侵香港的第二天，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前身）就遵照党中央的指示，派部队挺进港九地区，开展敌后游击战争。

1942年2月3日，派驻香港抗日的几支武装部队统一整编为港九大队（1943年改称东江纵队港九独立大队），在香港西贡黄毛应村教堂宣告成立，隶属于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

秘密营救800余文化界等人士

香港沦陷后，日军开始大肆诱捕迫害爱国人士和文化名人，茅盾、邹韬奋、何香凝、柳亚子、蔡楚生等早前被疏散至香港的数百名文化界精英和爱国民主人士身陷孤岛，处境十分艰难。当时，日军张贴布告，限令在港知名文化人士前去报到，否则“格杀勿论”。

危急时刻，中共中央发出急电，指示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的廖承志与广东省、香港党组织和部队的负责人，想尽办法营救被困在港的文化界精英、爱国民主人士和国际友人，将其转移往大后方安全地区。

一场惊心动魄的“秘密大营救”拉开了帷幕，营救重任落到了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肩上，港九大队则承担着重要的护送任务，秘密分批从香港转送至内地东江抗日根据地。

经过近6个月的生死营救，800余名文化界人士和爱国志士被安全转移至大后方，无一伤亡，无一被捕。这一营救行动被茅盾称为“抗战以来（简直可以说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抢救’工作”，而邹韬奋则题“保卫祖国为民先锋”八个大字赞誉东江纵队。

港九大队还营救了大量被俘的英军士兵和国际友人，积极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据不完全统计，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先后从香港营救了103名来自英国、印度、丹麦、挪威、苏联、菲律宾等国的国际友人。

被营救的美军飞行员克尔曾详细记载了自己27天的被救逃生过程，出版成书。“《克尔日记》从一名美国军人的视角真实还原了当时的营救情况，这本书也为当下研究港九大队提供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广东东江纵队纪念馆副馆长唐琳告诉记者，为营救国际友人，港九大队专门建立国际工作小组。

战后，英国国王乔治六世还为港九大队国际工作小组组长黄作梅授勋，表彰他为营救英军人员作出的贡献。

创造性开展城市及海上游击战

根据港九地区地域狭小、城镇密集、活动回旋余地小、敌强我弱的特点，港九大队采取机动灵活的战术，组建短枪队，开展了因地制宜的“城市近郊游击战”。

港九大队充分发挥短枪队灵活机动的特点，以打小仗、打巧仗为主，声东击西、来去无踪。唐琳介绍，其中最知名的英雄便是让日寇汉奸闻风丧胆的短枪队副队长刘锦进，人称刘黑仔。设伏活捉日本高级特务东条正芝、偷袭日军司令部据点、营救美军飞行员克尔……短枪队神出鬼没，屡战奇功，威震港九。

港九大队不仅是陆上猛虎，也是海上蛟龙。1942年6月，港九大队决定将护航大队扩编为海上中队，苦练海上杀敌技能。

唐琳介绍，海上游击队员们练习跳船、投放鱼炮、摇橹、观察气候等技能，许多人从“旱老虎”变成了“深水龙”。海上中队破坏敌人的海上运输线、击沉敌船，保护抗日游击队的交通运输和客商往来，开创了独具特色的海上抗日游击战，创造出一套小船打大船、木船歼灭机动船的宝贵经验。

抗战胜利后北上继续战斗

从1942年成立至1945年抗战胜利，港九大队先后粉碎了日军十多次大扫荡，从初建时的百余人，逐渐发展成为拥有9个中队、规模达800多人的武装队伍。

1945年9月28日，港九大队发表《东江纵队港九独立大队撤退港九新界宣言》，向九龙、新界同胞告别。离开香港后，港九大队随部队北上山东，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两广纵队，编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野战军的战斗序列，继续投入到解放全中国人民的伟大事业中。

“港九大队是香港唯一自始至终、成建制坚持抗战的武裝力量。”著名香港史专家、香港岭南大学教授刘蜀永说道。

据统计，香港沦陷期间，港九大队至少有115名烈士为保卫香港献出了生命。如今，香港的两处国家级抗战设施、遗址乌蛟腾抗日英烈纪念碑和斩竹湾抗日英烈纪念碑均与港九大队密切相关，这两处纪念碑承载着香港抗战的历史记忆，也纪念着三年零八个月的黑暗中无数抗击日寇的港九大队士兵和香港人民。

 罗家大屋 
“香港抗日第一家”后人黄俊康：
一家11人投身抗战

位于香港沙头角石涌凹的罗家大屋曾是香港抗日重要的交通情报站，也是东江抗日游击队进入香港抗日的第一个落脚点。香港沦陷期间，从这个大屋走出的罗雨中、罗汝澄、罗欧锋、罗许月及其配偶共11人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在港抗日斗争，是公认的“香港抗日第一家”。

日前，羊城晚报全媒体记者专访了罗氏家族罗许月的儿子、香港广州社团总会执行主席黄俊康，他向记者讲述了罗氏家族11人抗日的故事。

黄俊康告诉记者，1941年12月8日，日军入侵香港。次日凌晨，黄俊康的二舅罗汝澄便带领东江抗日游击队武工队进驻香港沙头角，这也是中国共产党派出的首支进驻香港抗日的武装队伍。

随后，大舅罗雨中组织了第一支香港民众抗日民兵队南涌人民联防队，黄俊康的母亲罗许月也迅速加入了抗日斗争中，后来成长为港九大队大队部交通站站长，建立起由香港九龙新具至内地抗日游击区的交通线。三舅罗欧峰也成为港九大队海上中队中队长。

此后，罗氏家族11人坚持抗日直至1945年日军投降。抗日战争胜利后，罗氏家族众人便留在香港操持祖业，同时开展党的地下工作。

“我们家族在香港过去几十年的爱国事业中从未缺席。”黄俊康告诉记者，如今他是香港广州社团总会执行主席，一直致力于香港抗战历史传播以及抗战史迹保护工作。

罗家大屋目前正建设成为“香港沙头角抗战纪念馆”，将于2021年年底开放。“这些有形的红色遗址应该好好保护和挖掘，是非常好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可以让年轻人了解香港这段可歌可泣的历史。”黄俊康说。(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羊城派 pai.ycwb.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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