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图/羊城晚报全媒体记者 刘云 徐振天 汪曼 徐炜伦 (除独立署名)
视频/羊城晚报全媒体记者 徐振天 汪曼 徐炜伦
制图/肖莎

【党史习语】

遵义会议在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严重受挫的历史关头召开，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始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启了我们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

——2021年2月初，习近平在贵州考察时强调

遵义北倚娄山，南濒乌江，形势险峻，唐初称播州，贞观十六年改名遵义。作为黔北重镇，这里之所以成为人们向往的红色圣地，是因为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此召开，史称“遵义会议”。

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生死攸关的转折点，是中国革命由失败走向胜利的转折点，是中国共产党由幼年走向成熟的转折点。这次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在中国革命极端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

“群龙得首自腾翔，路线精通走一行。左右偏差能纠正，天空无限任飞扬。”这是朱德题写的一首诗。诗歌展现了中央红军结束了长征以来“左”倾错误的阴霾，让革命航船驶向胜利的生动画面。

因此，遵义也被称为“转折之城”“会议之都”。

【往昔峥嵘】

甩掉“拐杖”实事求是追求真理

86年前，在遵义市老城一幢坐北朝南、临街而立的两层楼房里，一次会议改变了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的命运，改变了当代中国的历史进程。

86年后，羊城晚报记者走进位于遵义市子尹路96号的遵义会议会址，在文物和史料间，回望了中国共产党甩掉共产国际的“拐杖”、完成“成人礼”的那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长征途中多险阻 担架之上谋出路

时间的指针回到1934年10月。由于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被迫离开中央苏区，开始长征。经过一个多月的转战，中央红军顺利突破国民党军的三道封锁线，来到广西境内的湘江上游，欲渡湘江，北上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此时，蒋介石已命令中央军、湘系、粤系、桂系的25个师共40多万重兵赶往湘江两岸，组成第四道封锁线，妄图把红军歼灭。

湘江血战，五个昼夜，战斗之后，红军从出发时的8万人锐减至3万人。广大红军官兵陷入深深的困惑：下面要往哪里去？

1934年12月11日，渡过湘江的中央红军沿着湘江西岸越城岭、老山界进入湖南通道。12日，中共中央在通道召开了一次军事紧急会议，讨论红军战略进军方向问题。毛泽东提出放弃北上湘西的原定计划，改向敌人兵力薄弱的贵州挺进，寻机开辟新根据地。

通道会议后，中央红军分左、右两路经通道进入贵州黎平县境。1934年12月20日，军委纵队到达乌江边一个叫黄平的橘子园地里。橘园里，因身体不好被抬上担架的张闻天和王稼祥，头挨头地躺在一起。王稼祥问张闻天：“也不知道这次转移，目标中央究竟定在什么地方？”张闻天说：“没有个目标，这个仗这么打下去，肯定是不行的。毛泽东同志打仗有办法，比我们都有办法。我们是领导不了了，还是请毛泽东同志出来吧。”

橘园中担架上的谈话，使准备在遵义召开的中共中央会议增添了一项重要内容——请毛泽东出来指挥，即要求进行人事上的变动。遵义会议的核心内容就这么定下来了。

遵义城外无追兵 扩大会议辩真理

1935年1月7日，中央红军占领遵义城，国民党追兵一时没有追上来。在遵义，中共中央领导层终于有了安定的环境可以认真思考、讨论中国革命和红军的未来。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到会的20人中，除了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外，还有红军总部和各军团的主要负责人。考虑到当时最亟待解决的是军事路线问题，会议由早前原定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最后决定把一些红军主要军事指挥员扩大进来，因此变成了扩大会议。

会议开始，博古作“主报告”、周恩来作“副报告”、张闻天作“反报告”、毛泽东就长征以来的各种争论问题作长篇发言……如此一来，会场上出现了两种完全对立的思想观点和路线方针。一场严肃而深刻的真理之辩，摆到了桌面上来。

根据杨尚昆晚年回忆，当时博古把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完全推到客观原因上，认为国民党军队多、兵力强、武器好，还有帝国主义帮助。博古的报告让与会人员深感失望。

报告结束后，与会者陆续发言。张闻天首先站出来批评了博古和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犯了严重的“左”倾错误。因为他的发言基调与博古的主报告正好相反，所以又被称为“反报告”。张闻天作“反报告”的话音刚落，毛泽东便站起来发言。毛泽东一针见血地指出：第五次反“围剿”落得惨败，归根到底是军事策略和指挥的问题，是李德和博古忽视红军运动战的优良传统，脱离红军实际情况所造成的。

毛泽东的论述鞭辟入里，一下抓住了问题的实质，引起了与会人员的强烈共鸣。

“无名手稿”忆风云 “转折之会”垂青史

当时，遵义会议是在绝对秘密的情况下召开的，未留下更多文字材料，所以之后的相当长一段时期里，有关会议的具体内容是个谜。

后来，一份来自莫斯科的会议手稿揭开了一些谜团。这份手稿有8页，共计4600余字，由蓝墨水竖排书写而成，名为《（乙）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夹在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文件中。手稿上既无署名，也无日期，更没有上下文连接，因而无法辨认起草作者。直到1982年，陈云确认，这是遵义会议后，他为向中央纵队传达会议情况而写的会议提纲。

正因为有了这份极其珍贵的历史文件，遵义会议的一些具体内容得以周知。根据文献，遵义会议作出以下决定：

一、毛泽东同志选为政治常委；

二、指定洛甫（张闻天）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

三、常委中再进行适当分工；

四、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周恩来是党内委托的，是指挥军事下最后决定的负责者。毛泽东同志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

此后，经过一系列调整，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逐步形成。党在军事上也开始掌握主动权，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

遵义会议后的四渡赤水，使得红军基本摆脱了险境，摆脱了长征以来被人追打的局面，为后来立足陕北开创了新局面。1963年，毛泽东在会见印尼外宾时曾这样意味深长地说：“有先生有好处，也有坏处。不要先生，自己读书，自己写字，自己想问题，这也是一条真理……中国人不懂中国情况，这怎么行！真正懂得独立自主是从遵义会议开始的……”

【喜看今朝】

飞架“虹桥” 红色遵义几经革新

“要想看遵义的变化，到‘五桥飞渡’看看最直观了。”听说记者想了解遵义的变化，遵义市播州区宣传部干部卢维如是说。随着卢维的指引，记者一行踏上了了解遵义新气象、新面貌的全新旅程。

“五桥飞渡”见证巨变

驱车到达遵义市乌江镇，记者一行登上了“五桥飞渡”观景台。站在观景台远眺，只见当年红军突破乌江战役的乌江河上，2公里范围内，5座桥梁一字排开，分别为：兰海高速乌江特大桥、川黔公路乌江双曲拱大桥、贵遵高等级公路乌江斜拉桥、川黔铁路乌江大桥、渝贵铁路乌江大桥。当地居民说：这五座不同时间修建的桥梁，成为遵义历史之变的生动见证。

走访间，记者深深感受到：“五桥飞渡”不仅成为一道展现遵义交通变迁的靓丽风景线，更成为喻意遵义市社会经济腾飞的发展之桥。

在遵义的青山绿水间，处处都是红色故事。遵义以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为突破口，发挥长征国家文化公园的带动作用，促进旅游产业全区域、全要素、全产业链发展，开创了“红色传承引领地、绿色发展示范区、美丽幸福新遵义”的新未来。

记者从遵义市文体旅游局获悉，通过与农业、教育、体育等多领域融合，旅游已成为遵义新的增长极。2016年至2020年10月，遵义市累计接待游客63053.04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6416.73亿元。当前，遵义已拥有不同级别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78个、红色旅游资源单体299个、红色旅游景区16个。今年一季度，遵义市累计游客接待2231.48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208.77亿元。

传统工艺变成财富

在遵义市播州区枫香镇东北部，有一个面积9.8平方公里的村子——花茂村。2015年6月16日，花茂村沸腾了。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里视察。总书记说：“怪不得大家都来，在这里找到乡愁了。”习近平总书记的话，道出了花茂村深藏的价值。

走过小青瓦、坡屋顶、雕花窗、白粉墙扮靓的村居，记者跟随花茂村党总支书记彭龙芬体验了一番新农村建设风貌。

彭龙芬说，花茂村原名“荒茅田”，过去村里田园荒芜，现在当地大力发展红色游、田园游后，群众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荒茅变花茂，寓意花繁叶茂，生活更美好。”据了解，2019年全村贫困发生率全部清零，通过发展养殖产业以及实施蔬菜大棚种植合作社，村民平均月收入达到4000元。

在花茂村，记者见到了当地小有名气的创业村民张胜迪。据介绍，她打造的品牌“花茂人家”，让当地传承千百年的构树皮造纸工艺重新焕发生命力，并由此衍生出一个文创产业，吸引了一大批年轻人参与其中。目前，镇、村两级正在帮助“花茂人家”品牌规划建设原料基地、生产区和体验区。

【对话守护者】

遵义会议会址纪念馆首任馆长孔宪权的孙女孔霞：

前辈不畏困难、履行责任的精神深深影响着我

羊城晚报：您的爷爷孔宪权是位老红军，他的一生中哪些故事给您留下深刻印象？

孔霞：娄山关战斗是遵义会议之后的第一个大胜仗。爷爷率领突击队攻打娄山关南侧黑神庙的敌人指挥所时，左腿、胯骨中了6发机枪弹，腿上留下12个枪眼。后因重伤，爷爷没有办法跟着部队一起行动，依照指令留在了遵义。

新中国成立后，爷爷被任命为第一任遵义会议会址纪念馆馆长。1952年，爷爷参加遵义会议会址纪念馆建馆筹备工作。当时建纪念馆既无经验参考，也无样板模仿，想要建好，难度可想而知。且贵州山多路陡、交通不便，收集文物的难度也很大。他到贵州和临省交界处（如扎西、川西等地）收集文物资料，全靠人力一点一点肩挑背驮带回遵义。最后，爷爷和其他工作人员完成了44个县(市)及川南、滇东北5县的征集采访任务，征集文物1200余件。

羊城晚报：您从爷爷孔宪权身上学习到了哪些精神？

孔霞：爷爷是我的榜样，从他身上，我看到了老红军的优秀品质。无论是当年英勇作战中弹受伤，还是下乡收集历史文物，爷爷从不叫苦。纪念馆建成后，参观者络绎不绝，他作为首任讲解员总是保持极高的热情，即使旧伤复发引起剧痛他也要坚持。爷爷这种不畏困难、履行责任的精神深深地影响着我。我们孙辈这一代12个人中，有5人在遵义从事红色文化宣传工作。我作为遵义会议纪念馆的一名义务红色宣讲员，一直积极投身红色文化传播，希望让更多人了解遵义会议、了解前辈们艰苦奋斗的故事，珍惜今天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

遵义市长征学学会常务副会长黄先荣：

要在实践中了解党史

羊城晚报：在您看来，遵义会议精神对现在的发展有何指导意义？

黄先荣：这是个大题目。我认为现在讲“遵义会议精神”就要讲这几句话，一是“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二是“确立了党的正确领导”；三是“独立自主地根据自己的情况决定自己的方针、战略和策略”。这三句话，在现在看来非常重要，体现了共产党的自身优势。我们要相信党中央，要做到“两个维护”。

任何历史都是当下史，遵义会议给我们这样的启示：科学应变，主动求变，善于在前进的路上，看到自己的问题，发现问题，改正错误；然后，锁定目标，勇往前进。

羊城晚报：对于红色文化的传播形式和方法，您有哪些体会？

黄先荣：作为一名红色文化研究者，我写了24本关于长征的著作，讲了1000多场讲座。我做红色文化传播基本上是5个字：学、研、走、写、讲。我分6次走完了中央红军两万五千里的长征路，每到一个地方，都和当地的知情者探讨学习，并带回很多资料。这对我的人生有很大的启发意义，也丰富了我的讲课素材，让课堂内容特别有现场感。其实，党史本身是很生动的，不能光是从书本中看，也要在实践中了解。

【年轻记者学党史】

遵义城内花正艳 革命精神谱新篇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初识遵义，是通过毛泽东的诗词《忆秦娥·娄山关》。遵义城不大，但地势险峻。夺取娄山关、占领遵义城后，中央政治局召开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会后，毛泽东作《忆秦娥·娄山关》，道出了他对中国革命在历经生死攸关的转折后，踏上新征程的信心。

如今，走进遵义，站在乌江镇的“五桥飞渡”观景台远眺，昔日地无三里平的贵州，已天堑变通途、高峡出平湖。忆往日，伟人在炮火硝烟中愤慨激昂地写下“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的诗篇。看今朝，汽车高铁在纵横交织的交通线网中跑马似平川。

今昔对比，不由得让人感叹：历史翻页，中华续写新篇。遵义城映山红花开正艳，后人奋勇向前。(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羊城派 pai.ycwb.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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