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整理/羊城晚报全媒体记者 孙 磊 周欣怡
摄影/羊城晚报全媒体记者 林桂炎 王 磊

11月26日，“2020花地文学榜”年度盛典在深圳市福田区五洲宾馆举行。麦家获得“年度作家”称号，邓一光、叶兆言、于坚、李修文、孙绍振、蔡东等六人分获年度长篇小说、年度短篇小说、年度诗歌、年度散文、年度文学评论、年度新锐文学六大文学门类年度作家（作品）称号。

本次活动由深圳市委宣传部、羊城晚报报业集团作为指导单位，羊城晚报社、深圳市福田区委宣传部主办。蒋子龙、麦家、白岩松在现场围绕“文学与改革开放”进行了精彩对话。

设奖的标准代表着品位与引领

白岩松：昨天，在来深圳的飞机上看到深圳报纸上的一条新闻：深圳市人才引进将有全新的政策。文化类的人才的评定，将开启全新的篇章。

其中我看到两句话，第一句话是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校区居然没有中文系，其实这句话表达的是深圳从此要为基础学科，也就是根基性的东西投入更多的关注；

第二句话，深圳还缺乏市一级的文化大奖，我就想到今天的“花地文学榜”，我希望“花开福田”会成为未来深圳写给中国文学事业的一封情书，而且也是写给世界文学事业的一封情书。

看到昨天的第二句话，我想：奖有什么用？也许从奖的本身来讲没有那么多用，现在的奖太多了，但是设立一个奖，奖所建立起来的标准太重要了。这个标准代表着品位，代表着一种引领。

就像2008年当麦家的小说获得茅盾文学奖的时候，之前有很多人担心争议，谍战小说可以获得茅盾文学奖吗？但是他获得了，也带给了茅盾文学奖新的品位和新的标准。

麦家 x 白岩松：
有梦想的机会，归功于改革开放

白岩松：2008年，麦家获得茅盾文学奖后记者采访的时候，您第一反应说：获奖对我来讲是突发事件，12年过去了，现在获奖心情一样吗？

麦家：一样，面对荣誉一样会胆怯，对此会期待也会很快忘掉。每次我都认为应该快速忘掉，期待另外一个奖。

白岩松：说到文学和改革开放，1976年您12岁，是您的第一个本命年，当时有想过自己的梦想吗？

麦家：没有梦想，也可能有梦想，那种梦想是吃饱、穿暖，到县城里看一下，没有想到文学和深圳。

白岩松：当时的心情是怎样的？

麦家：当时没有心情，只有为身体而活，为摆脱贫穷而活；主要是身体的贫穷，精神基本处于沉睡的状态，等待唤醒。

白岩松：深圳特区刚建立的时候您个人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当时您的外公、父亲的处境不好，但您考上了解放军工程技术学院学无线电——很奇妙，从来不在自己的想象当中。

麦家：这是突然发生的，改革开放改变了中国，也改变了我和我家人。当时我参加高考，我还是很积极主动地报考了军校，一方面想改变家庭的政治地位，一方面也是因为贫穷，因为到军校不需要钱，吃穿住行免掉了，这是我人生转折的机会，也是给我梦想的机会。一切都要归功于改革开放。

《解密》曾经一再地被退稿

白岩松：考上军校有没有一种释然？

麦家：心理层面是解放了，感性层面是永远解放不了，今天也没有解放。因为童年，最脆弱、最需要关爱的时候被人抛弃了，被人欺凌了，这种伤害不是靠时间（能解决的），这是一辈子的事，也不是靠某一次机会和某一次成功可以解放的。

我自己也没有解放，也不期待解放。所以我内心的黑洞只有文学才可以抚平它，只有文学才可以降服它，文学与我的过去相安无事。

白岩松：很多人说，《人生海海》是跟过去和解、跟父亲和解，您是说跟自己和解。

麦家：可能对作家来讲不需要和解。可能有一天想跟自己和解，我会写，我现在就很想写。我没有追求，唯一的追求是降服自己的内心，让自己的内心平和起来。

白岩松：这是我原本要问您的问题“为什么要写”的答案。为什么写了这么多以后还要写？

麦家：心理需要、内心创伤的需要，所以写作有的时候真不是追名逐利的事情。我记得海明威说过，作家最重要的是辛酸的童年的训练，从这个角度来讲，我是接受了最好的训练。

白岩松：您一直执迷于其中。有一个老人遇到您说：文学是你的孩子，但它又不是你的孩子啊……

麦家：我觉得这条路走得很坎坷，文学是需要天赋的。我本身就缺乏天赋，我是后天通过这种打压给我制造了能力和机会。我第一个长篇《解密》给我带来很多的名和利，但是当初我写完的时候，一而再、再而三地被退稿，直到2002年历经11年之后才成功了。

我认为一方面是我在被退稿的过程当中在成长、作品也在成长，关键还有一个原因是我们国家由于改革开放，也成长了，对作品的接受能力也在成长。

白岩松：对题材的宽容度。

麦家：对，如果没有改革开放，如果没有思想大解放，我不能写这些题材。

“《人生海海》对我来讲是一次转型”

白岩松：其实改革开放还跟您生活紧密相关，不然怎么离开工作岗位到西藏，1997年到成都电视台成为我的同行。一直在流动的过程当中也是改革的特点，还是很感谢流动的日子，异乡的日子。

麦家：因为我痴迷文学，在塑造自己的文学经历，我认为作家的精神需要漂泊一些。我七年待了七个地方，从中原到福建到南京到北京，到成都，到拉萨，频繁的迁徙。在迁徙的过程当中，我在感受大地，唯一可以忘掉自己过去的就是写作，在写作过程当中粉碎掉。

白岩松：当获奖越来越多，获奖的级别越来越高，会不会使您接下来的写作变得越来越难？

麦家：不会的。我相信不会的，我每一次得了奖都提醒自己忘掉。

白岩松：有的人说为读者而写，您有这样的想法吗？

麦家：读者当然很重要，是作家活下去唯一的力量。我很在乎读者，当然我更在意能写出对得起读者的作品。正是因为有了《人生海海》，停了三年，写了五年，给自己规定每天不能超过500字，慢慢地写。

从这个角度来讲，《人生海海》对我来讲是一次转型，不只是题材的转型，甚至也是对自己理解的转型。

白岩松：据说，您高考的时候，其他的分数非常高，语文最低分，是不是语文跟成为一个作家没有太大的关系？

麦家：这是一个常识。语文是教人语言，文学要永远创造的，语言和文学不能相提并论。

白岩松：接下来的创作往哪个方向走？

麦家：说实话，不知道，可能两个月之前问我，我会告诉你，当时写一个作品写了四分之三了，两个月前有一阵子，我处于一个很特殊的时候，我的母亲在重症监护室，这种特殊的时期让我停下写作，在停下来的过程当中，我觉得根本不值得写下去，已经把这个作品报废掉了。

白岩松：人们只看到最后留下来的作品，但是看不到报废的作品。

麦家：我可能有一半的作品报废掉了。文学只有一派——天才派，我认为我不是天才，经常写着写着就报废了。

蒋子龙 x 白岩松：
有用之美和无用之大用

白岩松：说到麦家，说到他的家乡——浙江富阳，古时候叫富春，接近700年前黄公望在富春中心之外——我去过那个地方，不能叫荒山野岭——用了多年的时间画了《富春山居图》。

当时的作家、画家，可能也是边缘化的人，在城镇中心的可能是商人、政治家，等等。《富春山居图》又一个名字叫“无用师卷”，因为黄公望送给一个叫“无用”的法师。

但是，600多年后城中的富豪和中心人物都不知道去哪里了，《富春山居图》居然成了这个地方最有用的名片。

我总在想：有用和无用是什么关系？今天就看到了有用之美和无用之大用。倒推到40年前，1979年有一部小说叫《乔厂长上任记》。

今天我们知道它是中国改革文学的一个重要发端，当时我们还没有这么强烈的意识。小说的作者蒋子龙在两年前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时候，成为100位“改革先锋”称号获得者——只有两位作家，一位是离开我们的路遥，另外一位是蒋子龙。

写《乔厂长上任记》是发泄，不然会得病

白岩松：上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蒋子龙不是作家，而是机械工厂的工人，所以《乔厂长上任记》在他这里诞生。当时写《乔厂长上任记》的冲动是什么？今天人们说是“改革文学的发端”，您当时想要改革的是什么？

蒋子龙：改革，很多人认为是政治概念、政治口号，其实它也是文学概念或者是哲学概念，因为被奉为百经之首的《易经》第一要义就是讲变化，就是改革。

我写《乔厂长上任记》，当时是最难的时候，什么叫最难？“文革”期间只求平安，只要不出事就可以了，没有希望，没有未来。“文革”结束了，心活了，落实政策，我一开始任职是组织副书记，然后车间主任调走了，让我代车间主任，车间很大，将近千人，我几乎天天跟救火一样……还是这些人，但是人的心思不一样了，人和人的关系不一样了。

当时不知改革为何物，没有改革开放的概念。被监督劳动了十几年，想使劲，而且车间的生产订单压了很多，所以就想：如果我当厂长会怎么做？有人问，怎么抓社会脉搏？社会那么庞杂，脉搏在哪里？我说，我只能抓心跳，这是我感触最深的地方，感触最难、感触最激愤、最有激情的时候。

白岩松：当时小说就是您最好的抓手。

蒋子龙：写《乔厂长上任记》是发泄，不然会得病。那段时间当车间主任“死”过一次，住过一次院。

白岩松：您写这个小说是希望改革，希望跟过去不一样。

蒋子龙：是非变不可，但是变的不一样，有的变得快，有的变得慢。

“看我的眼神，不像怀念旧时代的人”

白岩松：您当时想如果自己当厂长会怎么样，有了这部小说后，如果真把您提拔到厂长就不会写小说了？

蒋子龙：其实我真的不愿意写小说，如果在作家和厂长之间做选择，我会选择做厂长。如果我主持那个厂子，厂子不会垮。

白岩松：您至今还在耿耿于怀？

蒋子龙：耿耿于怀。

白岩松：即便文学让蒋子龙成为今天的蒋子龙，您仍然觉得当时离开车间和工厂有点难受？

蒋子龙：工厂不是很愿意让我离开的，是市里下令，是工厂书记顶不住了，我待了几天实在没活干了，新的车间主任调来了。

白岩松：改革归根到底是人的解放，80年代文学最受欢迎，大家都知道蒋子龙，您怀念那个时候吗？

蒋子龙：不怀念。

白岩松：为什么？

蒋子龙：这个时代变化，就像《易经》讲的，它有它的规律，如果老怀念过去的时代，这个人就完了。你看我的眼神，不像怀念旧时代的人，不然今天羊城晚报绝对不会搭理我。所以，用不着怀念。即使过时我也非常坦然，如果一生有一点过时的东西还不错，就怕连过时都没有。

白岩松：现在的您为什么而写？

蒋子龙：我从来都是为自己而写。我没有什么高的境界，为谁谁谁而写，但是我知道我身后有读者，我不是完全只表达自己的。但我最初的写作路径是为了自己，我认为这个东西是有益的，有很多故事是命中注定的，比如长篇，一个作家有几部长篇，大多是命中注定该有的。

白岩松：当初您没有当成厂长，如果当上厂长就没有《乔厂长上任记》了，您怎么看待今天的“厂长”，比如，华为的任正非“任厂长”，腾讯的马化腾“马厂长”，您怎么看？

蒋子龙：对这两位“厂长”只从网上看过，没有当面接触过的不敢妄加评论，我接触过的当今企业的厂长是很可敬、很艰难的，但是还是应该感谢这些人。

改革与文学最大的共同点：对人的关注

白岩松：改革，归根到底是人的变化，归根到底关注的是人，这是深圳跟文学最大的共同点。要回归到人身上，文学需要深圳，将来也会像京味、海派一样，深圳成为文学重要的题材的开掘地。

另外，深圳也需要文学，更重要的是，深圳本身不就是文学吗？1979年-2019年，深圳的GDP增长了1万多倍，全国各地有自己的故乡的人最后都把这里当做故乡，本身就是文学，所以给这座城市未来文学发展加油！

下面请两位一起表达一下，从文学家的角度，您在关注深圳的什么？深圳文学要向前走，您的建议是什么？

蒋子龙：我有一个观点，经济选择适合自己的文化。深圳先发展经济，深圳的文学一定会后来居上。因为有一个根据，江浙出进士比较多的地方，都是富裕的地方，所以经济富裕的地方，出学人、出学士、出进士。深圳也是这样，先成为经济发达的城市，很快文学也会发展。

我关注深圳的经济。因为深圳的经济跟文化融为一体的时候，深圳才是健全的、有前途的、有巨大能量的。我希望深圳在今后的一段时间里，不仅是经济总量创新、科技创新，等等，伴随着与之相衬的，是它的文化和文学的创新。

麦家：文化有时是一个缓慢的生长过程。但在深圳，我倒期待它搞非常大的电影公司、非常大的出版社，这是有的城市无法完成的事情，如果深圳做到了，会带动文化产业，也会促进文学事业。文学首先是从个人出发的，但是有好的出版社、好的电影公司，倒过来也可以反哺文化、文学。

我关注这里的作家，希望有机会跟他们聊一聊，我想知道在特区的城市里，他们在想什么。我特别想去跟蒋老师当邻居，我想感受一下这种前沿城市，有经济上的优势、同时也与世界离得很近的地方，跟我们有什么不一样？文学就是要找到不一样，不一样才是有活力、有前途的。 

来源 | 羊城晚报·羊城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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