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羊城晚报全媒体记者 朱绍杰

10月25日，“新风入南国——新中国广东美术中的珠三角水乡建设”展览在广州美术学院美术馆拉开帷幕。展览通过对馆藏珠三角水乡建设题材的作品进行细致的分类编辑，从“金色稻田”“香风乡情”和“纵横交通”三个主题全面展示珠三角地区在不同建设时期的“地域画卷”。展览将持续至11月27日。

1949年后，广东美术创作与国家文艺政策、社会生产生活一直有着紧密关联与互动，由于岭南特殊的地理、文化，呈现出其独有的“南方特点”。

该展策展人、广州美术学院美术馆常务副馆长胡斌表示，珠三角水乡建设题材在全国社会主义建设中就体现出它的地域特点，从五六十年代重在乡村的增产建设，到八九十年代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的城镇及工业发展，水乡的社会风貌发生着显著的变化，这些变化正体现在广东艺术家几十年来坚持深入生活创作的图像当中。

以情感捕捉生活细节

艺术家潘行健在开幕式上表示，一代代广东画家的创作与珠三角的热土密不可分。在展览“金色稻田”部分，主要反映珠三角水乡在生产建设的主题。

1958年，广州美术学院南迁广州，基于地理位置的方便，师生们深入珠三角水乡，受浓郁的地域风情、热烈的建设场景与公社新生活的触动，创作了不少经典作品。

潘行健向记者回忆起当年跟随老师刘其敏常年在珠三角写生的日子。他认为，广东的水乡地处亚热带气候和海洋的生态环境，有着鲜明的地域文化特点。

对于一直与水为邻的乡民而言，稻田、河涌、舟船、集体劳作、田头市集是他们劳动与生活的背景，他们全部的劳动作业为美术家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题材和源源不断的灵感。

从这一时期开始，广东艺术家逐渐形成了一套创作手法与特点。艺术家们秉持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绘画手法，表达自己的情感与精神。不少作品准确地捕捉了细节，或以小情景象征大时代，或以普通人物彰显典型形象。

1963年，还是在读学生的黄文波创作《春雨》，在全国引起较大反响。该作因为打破某种范式的表达，以细腻的情感捕捉生活的细节，给人清新的乡村抒情感受而大获成功。

一种时代精神的典范

著名画家许钦松在开幕致辞中表示，上世纪60-70年代，广东画家群体更多地在体验生活的过程中，捕捉到生活的点滴、真实的情感与触动人心的情景，为艺术家如何在时代命题前有所作为开拓了一条可行路径。

在展览第二单元中，创作内容主要反映珠三角水乡在新中国的人文地理风貌和集体生活，其中不乏表现水乡人民学习新政策及公社集体生活的画面。文艺工作者积极转变思想意识和身份，铸就了众多展现新生活面貌、符合时代精神和人们审美趣味的现实主义作品。

这个时期，新年画这种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应运而生。首先由古元、叶浅予、石鲁等艺术家据此创作出一种可行范式，再潜移默化滲透到国画、油画等艺术类型当中，这便是后来普遍的的革命浪漫现实主义作品。

展览展出的王建国的《公社的节日》、林墉的《我们的队》作为五六十年代的代表作，昭示着此类创作方法同样盛行于南方的水乡，并取得较高的成就。1972年，陈衍宁创作出《毛泽东视察广东农村》，更成为经典，一种时代精神的典范在广东艺术界登上了顶峰。

历史寄予更多的期待

新时期的珠三角，并不只强调水乡的农业农村的发展，历史寄予更多的期待。胡斌认为，广东美术家多年的探索与实践，使他们同时具备风格记录者、建设者和艺术创造者的三种身份。

改革开放后，整个珠三角逐渐向着城镇化和工业化转型，现代社会标志的高压电线开始密布三角平原，高速公路的纵横也迅速替代了陌河涌成为主要交通形式，城镇现代式小高层楼房也拔地而起，跨江大桥与高架桥同时密集耸立，水乡的社会风貌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

从艺以来，潘行健一直坚持在珠三角写生，他说：“这个时期珠三角的新不是表面的新，更是精神面貌上的新，我们的创作也注重突出这一点。”钟蔚帆1982年的《水乡姑娘》和廖慧兰1984年的水乡系列套色木刻等作品依然保持对乡村生活习俗的兴趣，而刘其敏和他的学生潘行健却更多地把眼光投向了都市文化所产生的某种抒情美感。

面对经济快速发展的珠三角，刘其敏把南方强烈的光线放进他的黑白素描当中，让人感受到了一种明朗、抒情的南方城郊的情调。刘其敏的案例或许也提醒我们，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依然积着强大的生命力。(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羊城派 pai.ycwb.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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