粤商探源①

文/羊城晚报全媒体记者 李妹妍

广州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冷东形容自己“挖到了富矿”，这两年他和研究团队数次赴英、美、德、荷、澳等国，收集到了大量有关广州十三行的原始档案文献。

最近，他在整理这批文献时又有了一个小发现：当年，广州十三行天宝行所使用的信纸上，有一枚圆形的文字图案，经过辨识为“周佛万国”四个字。

“这四个字最早可以追溯到唐代。武则天登基之后专门铸造了一套银钱，上面就刻着‘周佛万国’，体现的是盛唐富强繁荣的景象。”冷东对此如数家珍，天宝行在国际贸易中使用带有“周佛万国”纹样的信笺，“也有把中国商品行销世界、贸易全球的意思”。

汗牛充栋的官方正史里，被称为浩官、启官的行商们或许并不起眼，但嵌在历史车轮里的细节已透露，在大清帝国刚刚“开眼看世界”时，这些行商的商船早已远航全球。

他们有着别于晋商、徽商成长的经历与精神气质，活跃在对外开放的最前沿，勇于探索，顺势而为，对近现代中国的影响已远远超越了传统商人逐利的原始边界。

印章传奇

2017年，冷东前往英国剑桥大学，他计划查找一份历史档案。而关于这份档案，他有且仅有一条线索，“美籍华裔学者杨联陞曾提及，在英国看到一份当年广州十三行的契约，契约尾部盖有一枚印章”。

作为当时享誉世界的商人团体，广州十三行的商业往来肯定离不开印章，但有关其印章的研究却近乎空白，这一现象很早就引起了冷东的注意。广州十三行有印章吗？长什么样？他遍寻国内的博物馆、档案馆和行商后人，一无所获，只好将目光投向遥远的大洋彼岸。

这一趟英国之行的收获远远超乎他的意料。

在英国剑桥大学图书馆和英国国家档案馆，他和研究团队共查阅到2000余件广州商馆的中文史料，涵盖了1802年以来英国对华贸易的方方面面，包括英国东印度公司与广东各级官员、外洋行商人往来的信函、章程、契约、债条等。

这一批有关广州十三行印章的原始档案的发掘，为学界研究提供了大量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冷东告诉羊城晚报记者，他们在档案中查到了一份立于道光十二年三月的义和馆租约，该租约尾部“会馆公立”四字上盖有一枚红色印章，印章文字为“外洋会馆图记”六字篆文。

随后，他们又陆续发现了4份盖有此印章的档案文件。经过对清代广州贸易制度和商会组织形成变化的梳理考证，他们认为，“外洋会馆图记”就是广州十三行商会组织的公章，“这是一项新发现，广州十三行其实是‘小名’，它真正的名号应该是外洋行。”

在颜色已经泛黄的档案文献上，数百年前的印章仍然鲜红醒目。这些作为商业契约重要特征的印章，不仅记录着当时频繁的国际贸易往来，亦彰显着了行商们开阔的国际视野。

冷东特别留意到，这一时期的行商已经在贸易往来中使用了英文私章。如道光十年（1831年）十二月初六梁经国去信英国东印度公司，及道光十七年（1837年）三月初二梁纶枢去信澳门怡和洋行大班的信函中，结尾署名处都盖有“Kingqua（经官）”的印章。

这两枚印章均为长方椭圆形，边框和花纹类似，仅颜色有所区别，“充分说明十三行商运用外语从事贸易，这是他们商业成功的重要基础。”

红毛番话

1793年，英使马戛尔尼访华逗留广州期间，其副使斯当东在日记里这样记录道：“我们逛了附近几家大店铺，令我惊讶的是商店的名字，甚至他们所卖商品的名字都用罗马字写在每家店铺的门上，更令我惊讶的是：大部分商人都能用英语交谈。”

在今天看来，斯当东显然是有点大惊小怪了。作为当时主要的国际贸易中心之一，广州吸引西洋商船纷至，也深深为他们所影响——最典型例子莫过于广东商人在贸易交往中使用的“广州英语”。

“广州英语充当所谓‘中国人和外国人之间的共同语言’，主要是在中外贸易和日常生活的接触中。”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吴义雄在《“广州英语”与鸦片战争前后的中西交往》一文中，详细介绍了一本时人学习广州英语的“词典”《红毛通用番话》。

据他分析，这本小册子约在19世纪30年代刊刻于广州，共收集了约380个常用词汇，被编排为生意数目门、人物俗语门、言语通用门和食物杂用门四类，同时收录了一些交易中常用的短语，如“几多钱”（多少钱）“买乜货”（买什么）“唔做得”（做不了）等。

事实上，凭借着对广州英语的熟练运用，广东商人们不仅活跃在中外贸易的各个场所，更成为中外交涉必不可少的桥梁。

1839年，林则徐奉命南下广州禁烟。为迅速了解夷情外事，他开办译馆，组织人员大量翻译外国书籍。“林则徐的四名主要译员中，就有两名来自广州十三行，一个是洋行商人译员梁进德，另一个是洋行里的英文教师林亚适。”广东东莞鸦片战争博物馆馆员张巨保特别指出，林则徐还通过行商介绍，请美国传教士、眼科医生伯驾翻译了《滑达尔各国律例》若干段。

吴义雄在研究中留意到一个有趣的细节：林则徐在广州期间曾辑录许多洋务资料，后被幕僚陈德培录其“千分之一”辑成《洋事杂录》，当中一些外文名词有着明显的广州英语风格。

“如1到12，林则徐分别注音为温、都、地厘、和、辉、昔士、西问、噎、年、颠、林、打拉，与《红毛通用番话》中的注音大致相同”。

连保制度

1829年，美国纽约州政府向州议会提出，为了稳定纽约州的银行体系，应建立银行业“稳定基金”制度。

这个提案的发起人是纽约州实业家约书亚•福尔曼。福尔曼主张，在纽约州注册的银行交纳3%的资本到一个共享基金，该基金由州政府管理，在银行倒闭时用来补偿银行债权人的损失。

这一设计与清政府早前管理广州十三行的“连带互保制度”如出一辙：清政府授予广州十三行与外商做生意的排他性的权利，同时为避免个别行商倒闭引发对整个行业的信任危机，行商之间相互承担连带偿债的责任，一旦一家行商破产，其债务便由连保的各行商负责偿还。

“纽约稳定基金受到了广州十三行连保制度的启发。”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何平在研究中找到了确切的证据：1829年1月26日，时任纽约州州长范布伦在一份给州议会的提案报告中指出，“让银行互相负责的合理性，是借鉴广东行商监管制度。……在这个制度之下，行商群体已经在整个世界获得信用，没有被任何一个其他的稳定保障制度超越，通过改良适合我们共和制度的温和特征”。

纽约稳定基金的提案在当年3月获得纽约的州议会通过，开启了一个新的银行业特许权颁发热潮。从1829年1月到1837年1月，纽约银行的数量增加了161%，银行体也得以稳健安全运行。

这也成为世界上最早的银行存款保险计划之一、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的雏形。1934年1月1日，为应对银行连锁倒闭带来的危机，美国成立联邦存款保险公司，正式建立存款保险制度。此后30年，美国每一年倒闭银行数字均没有超过2位数，美国银行体系因此保持了稳定，世界其他国家纷纷借鉴美国的经验，建立存款保险制度。

超越时代

时代造就了广州十三行的行商，这些行商在某种程度上亦超越了时代。

“广州十三行商人和徽商、晋商最大的不同，是他们以海为根基。”广州十三行同文行潘振承的后人、华南理工大学退休教授潘刚儿早前接受羊城晚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潘振承积极参与全球化贸易，其贸易区域遍及当时对华贸易的所有西欧国家及小吕宋等东南亚国家。

当同时代中国其他地方的商人还局限于田产、店铺和钱庄等传统领域，广州十三行的商人早已主动融入世界，将投资范围扩展到了远洋运输、矿山等多种新兴行业。

潘刚儿告诉羊城晚报记者，潘振承掌握三门外语，参与建立国际贸易网络，更包揽了生产、收购、运输、销售的完整贸易环节，“东印度公司在广州使用汇票时，他是第一个接受外国汇票以作支付手段的人”。

值得一提的是，广州十三行商人在贸易投资的同时，也带动了生产方式的更新，并早在19世纪就在全球打出了“中国制造”的招牌。

一度风靡世界的广彩瓷就是这种创新的结果。据民国初年广东学人刘子芬在《竹园陶说》里描述：“清代中叶海舶云集，商务繁盛。欧土重华瓷，我国商人投其所好，乃于景德镇烧造白器，运至粤垣，另雇工匠仿造西洋画法加以彩绘，于珠江南岸之河南开炉烘染，制成彩瓷，而后售之西商。”

“让市场引导生产，根据市场变化主动对产品进行升级换代，是广州十三行行商经营理念的一次飞跃。”广东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大国商帮》作者杨黎光指出，这种根据客商下的订单，来料加工的外向型生产模式，有计划、有目的地将中国产品推向世界，一直沿用至今，甚至一度成为改革开放初期的主要经营模式。

在杨黎光看来，开放、创新、进取是粤商的传统，也是粤商的特质。与其他商帮不同，几百年来，粤商始终处于中国对外开放的最前沿，“总能适时把握历史发展趋势，引领中国工商业不断追赶世界的脚步”。

【延伸】

广东商人最早注意到拿破仑

拿破仑的名字第一次与广州挂上钩是在1798年。当时拿破仑远征狭长红海岸边的埃及，出红海不远的印度洋对岸就是英国殖民地印度，这令英国大为紧张。

这一年，英国东印度公司驻广州商馆接到紧急命令：“立即将从英伦运到广州的全部现金运往印度，以供应对蒂波战争的军费，并保卫印度不致遭受拿破仑将军的进攻。”

这样一来，拿破仑和他所发动的战争，成为十三行行商们极为关心的事。1815年，一个叫提登的美国商人在广州十三行访问了行商潘有度，详细讨论了关系到他们切身利益的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

同时，美国宾夕法尼亚美术学院展出了广州外销画画家啉呱的几幅作品，其中一幅就是拿破仑肖像。《十三行故事》作者范小静考证指出：“极有可能，在那个年代，在偌大一个中国，广州是唯一知道世界上有个叫拿破仑的人并谈论他的地方。”

【访谈】

申明浩 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院长、广东省粤商研究会会长

粤商最大特点：国际化基因显著
敢于开拓、低调务实的品质沿袭至今

羊城晚报：从历史的维度来看，为什么是粤商绵延至今，而不是其他商帮？

申明浩：最主要的原因是广东一直没有停止过与海外的商业交往，粤商的经营始终保留着鲜明的海洋性、国际化的基因。从历史看，早在两千多年前的秦汉时期，广东徐闻一带商人就开始了海上贸易经营活动；自宋代以来，广东的海上贸易一直没中断过；再后来清政府实行“一口通商”，十三行商人实际上垄断了中国的对外贸易；到了近现代，“广东会馆”遍布全国和海外，极大推动了粤商的海内外贸易与经营活动。

中国历史上的其他商帮也做贸易，但他们的国际化基因没有粤商这么明显。因为粤商靠海吃饭，没有足够大的经济腹地，必须依赖于国际贸易。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历史时期，这种外向型的经济特征也使粤商群体摆脱对中央政治的过度依赖，未因政治环境的剧变而遭受消亡的厄运。他们敢于走出国门开拓国际市场，与世界保持着密切联系。

羊城晚报：您会用哪些词来形容粤商的品质呢？

申明浩：岭南文化开放包容、注重实际的特性，熏陶了粤商勇于开拓、敬业务实的职业精神。粤商的品质大致可以归纳为包容开放、敢为天下先、低调务实。特别是低调务实，可以说是粤商区别于其他商帮最显著的特征。改革开放以来，粤商的这些品质为他们赢得了“第一桶金”。

羊城晚报：在当前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背景下，粤商应该如何适应经济全球化的需要，实现自身传承与可持续发展呢？

申明浩：首先必须要坚持粤商过往海洋性、国际化的基因，深刻理解到中国现在“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 的新发展格局。

过去，部分粤商在发展中有“经验性实用主义”，能够赚到钱就是好生意，注重短期利益，忽视战略性的核心技术研发。如今，中国越来越从外贸驱动向创新驱动、消费驱动转变，粤商的目光和着力点应当放到提升自主创新能力、打造自主品牌上面，把握国际市场和国内市场的动态，实现产业转型升级，这样才能够越走越强，为中国经济的繁荣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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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 羊城晚报·羊城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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