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9月3日，被确定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本报近日连续推出岭南文史特别报道“烽火读书声”，以一段特殊的“华南教育抗战史”，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5周年。

烽火读书声③

文/羊城晚报全媒体记者 邓琼
图/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提供（署名除外）

1944年3月，在距离韶关约一小时火车程的粤汉铁路“仙人庙”站，韶关一家报社记者路过，目睹并记下了这样奇特的一幕：

数百名学生、老师以及家属模样的人，男女老少，带着箩筐、木桶、面盆、瓦盘等器具，

或挑、或扛、或抬、或拉、或背、或挽，凡是可用来装粮食的用具都用上了，孩子们甚至把长裤扎上裤管当“布袋”，像小马一样驮着前行……

大家齐心协力，将好不容易从湖南购入的一卡车大米，抢运回三里地以外的学校去。

这不是当地乡民，而是在抗战烽烟中栖身粤北的另一所华南著名高校——私立岭南大学，全校在行动。自太平洋战争全面爆发、香港沦陷，他们迁回内地办学已近两年了。

战乱下，“米荒”已起，这一车大米关系到全校的生计。一路山陡路窄，雇劳工搬运费用太高，且当时粤北阴雨连绵，如果粮食在车站露天堆放，很快就会发霉而无法食用。

于是才有了这所战时大学空前的一幕。(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羊城派 pai.ycwb.com)

回迁悲壮开篇

向全校发出“搬米”号令的校长李应林，是1937年受命于危难之际、成为这所著名私立大学第二任华人校长的（岭南大学原为教会初创，1927年转为国人所办的私立大学）。1938年10月广州沦陷，岭大迁至香港，不久他就与农学院院长古桂芬一起，筹划先将农学院迁回韶关。

一番白手起家。当1940年11月9日，岭大农学院在韶关坪石新址举办开基礼，会后在金鸡岭下合影留念，但那位亲身勘测院址、征地构建，为力控成本而殚精竭虑的古桂芬院长却已不在了。因操劳过度而染上恶性疟疾，他在两个月前的9月16日以身殉职，为岭大的烽火回迁之路悲壮开篇。

古桂芬出身于富庶的华侨家庭，却心系祖国的农科教育，他生前力主农学院迁入内地，是认为广东沿海的富庶地区已沦陷，发展大后方的农业生产意义殊为重大。

在开基礼上，李应林也呼吁：“内地切需高等教育，学生在战时应受内地精神之陶冶。”但此时的李校长恐也未料到，战况的恶化，会迫使岭南大学那么快全部内迁，在粤北的丛山荒村中，以教坛薪火照亮全民抗战胜利前的至暗时刻。

再建康乐校园

当时的曲江县仙人庙大村，即今天的韶关市浈江区犁市镇大村。2019年底，广东省“三师”专业志愿者与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这里发现岭南大学的怀士堂等办学遗址的线索，并确定了部分具体位置。

从1942年开始，岭南大学就在此处开始了筚路蓝缕的又一轮建校过程。大村位于粤汉铁路沿线，到坪石和韶关也交通便利，李应林委派司徒卫等同仁主持修建的临时校园，就在“大村”前加多一字，成为“岭大村”。学校大学部和中学部师生在此教学、生活，直至1945年日军攻占曲江。

如今四望，岭大村已重回了乡村景致，唯有漫山坡的大樟树仍似当年模样。不知校友们的回忆中，每当春天来临，樟树繁生青绿可爱，树叶不久会被一种天蚕吃光、又再行生长，于是又点缀出一个春天，这样的“双春”趣事，是否还有痕迹？ 

此间原为战区军官训练营地，1942年上半年岭大接手原有的棚屋，以当地“竹织批荡”之法修缮改建，增加了图书馆、科学馆、课室、膳堂、男女生宿舍等设施。

校园建筑沿用广州康乐园建筑的旧名，如怀士堂、格兰堂、黑石屋等。其中怀士堂为大礼堂，由司徒卫先生设计，是师生举办全校集会、音乐会等大型活动的场所，也是校园的中心。怀士堂东侧是大学部，西部的樟树林中为中学部，往北走，山丘上有图书馆。

2019年1月，香港中央图书馆开办了展览《司徒卫的艺术世界：红灰精神》，主要展出这位身兼画家、教育家的“大村元老”当年一批纪实水彩画。司徒先生描绘的参天古木荫庇下，简朴端方的建筑、活跃的青年，凝成了一幅战时修学胜地的动人图景。

科设文理农医

今天，大村还有高龄老人津津乐道，当年在岭大“怀士堂”看过“不说话的电影”。那时的校园里设有医院，不仅服务师生，也常为附近村民和战区的士兵看病拿药。

战时岭南大学设置文学院、理工学院、农学院和医学院。文理两院设于大村，文学院院长由李应林代任，开设中国文学系、外国语文系、历史政治学系、社会学系、商学经济系等专业；

理工学院院长由孔宪保代任，开设生物学系、化学系、物理学系、土木工程学系等专业（后暂停招生，分别借读他校）；坪石农学院在坪石，李沛文教授任院长；医学院院长是林树模教授，学生分散在韶关和江西等地学习、实习。

因校舍规模所限，大学部学生约为500人上下，教职员工60人左右。中学部基本为完全高级中学，人数最多时达到280多人。

抗战条件艰苦，再加上辗转迁校，图书、设备等校产损失惨重。显微镜已是珍贵仪器，靠师生从香港偷运来；图书缺乏，全校就发起“一名校友一册书”的捐书活动，以充实校图书馆。

校史以诗相传

就在刚过去的9月3号，一座“冼玉清雕像”在华南教育研学基地大村站落成。一所村中旧屋也被改建为玉清书舍，纪念这位与岭南大学终生结缘，并在抗日烽烟中不离不弃的杰出岭南女学者、诗人。

冼玉清出生于澳门，自1928年起任教岭大国文系，十年间，从助教一直升任至正教授。广州沦陷，1941年11月岭南大学迁香港，她遂赴港继续任教，直至1942年1月在港岭南大学开始疏散。

冼玉清一度回澳门，到1942年7月中旬，有弟子为李应林校长前来捎话，希望她追随岭大回粤北复校。其深意在于粤北地方穷苦遥远、恐有声望的老师不肯前往，而冼玉清家乡生活优裕、又是女子，如果身先示范，则其他人必望风而至。

为此，冼玉清没有半分犹豫，也不顾朋友家人的劝阻，放弃了“有住有食可以优游自得的生活”，毅然启程，辗转奔波湛江、广西四十余天，于9月到达仙人庙大村新校区，重登教坛。

除了患难与共，冼玉清先生之于岭南大学，还有另一重特殊意义：她以诗纪年，详尽录下了岭南大学粤北流离四年“冒硝烟弹雨之至危，历艰难凄痛之至极”的历程，集为《流离百咏》七绝组诗。

无论是困窘中的下厨、浣衣等生活琐事，还是授课、写志这样的知识分子抒怀，都从她笔端凝神而出，一代之痛史，一代之节志，方得以永存史册。

在那种特殊的教学环境里，师生关系也十分密切。例如接任农学院院长重任的李沛文教授是李济深之子，留美归来，于抗战艰苦岁月中挑起办学重担。为照顾北方听不懂粤语授课的学生，他时常在昏暗的煤油灯下，用国语和英语为学生补课。

著名美籍华人社会活动家陈香梅女士曾就读于岭大国文系，一直难忘在仙人庙校区受到系主任吴重翰的悉心教导。她在自传中写道，教授“喜欢茶道，课余之暇，用小泥壶泡上好的铁观音，请我和三五同学到他的宿舍品诗谈词，其时四周清寂，只有松林的风声，一片茅屋，数卷好书……”

邻校守望互助

去岁今春，随着岭大在大村的办学旧址的发掘，对面的横岗山上另一所大学——东吴大学，当年的校门、古井、宿舍等遗迹也在陆续发现中。这是七十多年前岭大伸出援手，接纳的一所颠沛流离的“兄弟院校”。

原本位于苏州的东吴大学因日寇入侵而撤离，颠沛于江浙沪、福建、广东而未有安处，直到部分师生及眷属1942年9月初抵达仙人庙，刚刚在此立校开学的岭大热烈地欢迎了他们。

在接下来约两年时间里，东吴大学的教师分担两校课程，学生则借读岭大，弦歌相继。1943年8月22日，韶关《建国日报》刊登了私立岭南大学取录新生的通告，同一页还刊登了私立东吴大学续招男女新生的消息，续招的专业有英文系、政治系、社会系、生物系和物理系等。

战时各校都办学资源紧张，在民族危亡之际，守望互助最见公心。1938年广州沦陷，岭大师生撤退至香港，就是借用香港大学的教学科研设施继续办学，两校师生相互旁听课程，共用图书文献、实验室，共同参与学术活动。1941年香港沦陷，内地又以中大、岭大等高校为主，接收港大学生继续学业。

据1944年1月1日的统计显示，在中国内地15所大学就读的243名港大学生中，中大接纳的有医科8名、工科32名、文科26名、理科1名，共计67名；岭大接纳学生包括医科32名、文科14名、理科4名，共计50名。广东两校接纳学生总人数近一半，岭南大学还在大村校区专门设立了“港大招待所”一处，专为港大学生使用。

岭大的研究设备有限，不少学生就在国立中山大学就读（尤其是理科），例如日后成为分子遗传学家、中国工程院院士的黄翠芬，就是被岭大化学系录取，然后借读于坪石塘口村中大理学院的。

岭大校长李应林为文、理工、医等三院学生借读而致函中山大学，中大工学院院长陈宗南为该院教师到岭大借用工程类图书请开介绍信……这些具体而微的函件，今天我们仍可以从档案馆中找到。

喑哑的纸页泛黄，而余温犹在。

【延伸】

黄旭华院士与“培联”失之交臂

“卢沟桥事变”后广州常受敌机侵扰，广州培正中学1937年迁到鹤山县城，次年又迁至澳门，同时加速对香港分校的建设。1938年，广州培道中学亦经肇庆迁至香港。为响应广东省府动员迁港的教会学校回到韶关复课的号召，同属浸信会的原广州培道和培正两所中学拟合在一起，选址办学。

1940年，培正校长邝乐生、培道校长温耀斌，联袂来到韶关考察，为两校内迁选址，他们终在粤汉铁路坪石站近，觅得一块环境优美适用的地方。这里是一个满植大小松树的平冈，左环澄澈见底的白沙河，前横着碧绿的武水。两水相交处，衍成浅坡和与几片稻田。

联校聘黄伟才为事务主任，并派他先行前往坪石建校舍，准备一切。建筑商周良负责建筑，以当地材料建造杉木或竹织批荡的各式校舍。

九月初，其余管理人员率一众教师及家眷前后到达，立即开展工作，筹备招生开课。限于宿舍床位，初一至高三8个班，共招300余学生，两校的校友对母校在内地建立起来，均感到异常兴奋。

1942年8月，坪石联校奉广东省教育厅令准予立案，正式定名为“私立广州培正培道联合中学”（简称培联中学），赵恩赐为校长。同年，太平洋战事爆发，很多港澳同学北上坪石求学。

培联中学在暑假期间校继续增建校舍课室和教职员住宅等设施，条件改善，9月开课以后尽量收容从港澳长途跋涉前来就学的学生，学生由此增至五六百名，教员亦有增添，其中既有中大的教授、讲师兼课，也有中山大学毕业的培正校友回校任教。

1940年，香港出生的黄本立年仅15岁，他克服艰险一路来到坪石培联中学就读，后转至华英中学读高中，1945年考入岭南大学物理系。黄先生1993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是中国第一位以原子光谱分析为研究方向的博士生导师。

另据“核潜艇之父”黄旭华院士回忆，他在1941年6月曾追随在中大读书的哥哥到坪石，并在那里报考了培正中学，但后又辗转离开，直到抵达广西投考桂林中学，才听说自己已被培正录取了。就这样，年轻的黄旭华与坪石培联中学失之交臂了。

1945年初，日军攻粤北，坪石陷落，联校员生留困乐昌，后迁至湖南桂东县，终至抗战胜利复员广州。 

【访谈】

陆键东 作家、学者，广州文学艺术创作研究院院长

前后四年历经三地两迁，岭大复校意义非凡
保留读书火种，光耀教育精神

羊城晚报：抗战前的岭南大学是一所什么样的大学？

陆键东：无论从何种角度上说，岭南大学都是近现代广东地区第一所可与国际接轨的现代大学，深深刻下了近现代广东政治、文化、科学的烙印。在其由美国教会创校的早期，涌现出两个赫赫有名的学生：

一是1900年格致书院（岭南大学的前身）学生史坚如，以同盟会会员的身份怒炸两广总督德寿，不遂，英勇献身。二是由学生成长为中方管理者的钟荣光，首开教会学校远赴美洲向华侨筹款办学先例，以及荣膺大陆教会大学收归国人自办后的首位中国人校长。

在这里，可以发现几个能连起这间大学历史命运的关键词：西式体系、与同盟会渊源、华侨与富商拥戴、“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几个特点，都以深刻的历史含义在南中国众多高校中构成了独一无二的“岭南特色”。

早期教会学校的背景，使岭南大学在动荡的民国年间，罕见地保留了一块“世外桃源”，直到日本攻陷广州之前，都能安放一张宁静的书桌。此外，省港澳三地乃至东南亚一些国家，在民国年间的外贸、商业、金融等现代之业已经发达，社会极需此类人才，岭南大学与欧美接轨的西式教学体系，毕业生的整体水平很高，在社会上甚为抢手。

“岭南毕业”四字，已成为一个招牌。仅凭此，即可估量岭南大学在民国年间广东高等学校的地位。

羊城晚报：从1937年抗战爆发到1942年左右，战争形势迫使岭南大学两次搬迁，给办学造成了多么惨重的损失？

陆键东：横跨两个世纪的近现代时期，是中国社会最为动荡不安的百年，长达十数年的抗战，浓缩了这段血泪史中最悲惨的一页。具体反映到岭南大学，在其六十多年的历史中，“流离搬迁”是它的历史命格。

草创期格致书院几次迁址不说，1900年受庚子八国联军侵华影响，书院紧急整体搬到澳门，四年后才回到广州并选址康乐村。1938年10月，日寇进攻华南，广州沦陷在即，岭南大学再次全体疏散，主体部分搬到香港，借助香港大学提供的部分校舍复课。从现有的历史材料看，搬到香港的岭南大学没有多少“不适应感”，学生的校园生活依然生动活跃，人文科目老师发表文章的数量反而倍增。

但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寇攻陷香港，岭南大学又一次解散。1942年初夏，岭南大学决定追随已流迁粤北三年的多所广东高校，在曲江复校。

至此，在前后四年共三地两迁的流离失所中，岭南大学的教学设备几可说是丧失殆尽。故此，粤北时期复校的岭南大学，其保留读书种子，维系灵魂不散，昭示精神不死的作用，远远大于正常时期“学校是培育社会英才所在”的意义。

幸赖著名女诗人冼玉清教授此后数年不辍的以诗纪年，详尽录下了岭南大学粤北流离四年“冒硝烟弹雨之至危，历艰难凄痛之至极”的历程。比之于广东的其他高校，岭南大学因冼玉清之诗，得以突显民族大义之际“不肯降志，毅然远引，以励育才之天职未完”之信仰，堪称抗战史上广东高等教育界的杰出代表。

“校以诗传”，这又是岭南大学无意而得之幸也。

羊城晚报：那么今天我们的挖掘、记取这一段历史有何价值？

陆键东：正常时期的学校，学生的流动性已很大。在抗日战争时期，这一点更加突出。首先，复校曲江的岭南大学，跟随而来的学生来自不同的年级，也就是说，在粤北四年，能从头跟到尾在读的学生不占多数。大部分的学生随着形势的变化或自身的原因，先后离开学校。当然，每年也有新增学生。有一点却是相似的，粤北的经历，成为这些亲历苦难与感受薪火相传神圣的学子的人生宝贵财富。

如何评价这段时期岭南大学的办学？首先，保留火种不灭，维系学校不散，团结核心师资力量，是岭南大学复校粤北的第一要义。其次，让各年级的同学有书读，可继续完成其学业，也是学校应尽的天职。

一句话，即使在最艰难的岁月，岭南大学对未来依然充满了信心，四年播迁，一切都是为了未来。

至于实际办学条件之不堪，则可从冼玉清教授七绝《缺书》之首句窥之：“一编得似荆州重”。所谓“荆州重”，清人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中曾说：“终六朝之世，荆州轻重，系举国之安危”。得一书而比之如得荆州之重，办学之穷愁与意义，冼教授一语已尽之矣。

（感谢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及南粤古驿道网的大力支持）

来源 | 羊城晚报•羊城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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