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7日凌晨3时10分，中国最后一位东京审判全程见证者高文彬先生因病逝世，享年99岁。

高文彬，1922年12月生，上海市人，法学家、翻译家、历史学者。1945年毕业于东吴大学法学院。1946年5月至1948年8月期间，高文彬参加东京审判，先后任国际检察局翻译、中国检察官办事处秘书职务，是全程参与东京审判的亲历者，也是当今世界上最后一位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助理检察官。

2015年，恰逢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记者曾经来到高文彬老人的家中，听他回忆抗战胜利时的情景。

当时，高文彬住在虹口区唐山路62弄宝华里。他就读的东吴大学法学院被日本人占领后，用作日本兵营仓库，东吴大学法学院不得不借用南阳路上的爱国女子中学，作为临时教学用地。爱国女中旁边有个日本兵营，每次上学路过时，同学们都得向日本兵鞠躬，对此，高文彬非常气愤。为了避开给日本兵鞠躬，他每次上学便绕道而行，“情愿多走些路，也不给日本兵鞠躬”，高文彬说。

1945年8月15日，抗战胜利那天下午，即将从东吴大学法学院毕业的他正在学校办理离校手续，只听见校园内传来一阵阵欢呼声，仔细一听，才知日本侵略军投降了，“盼望已久了，中国人民经过八年浴血奋战，终于战胜了日本法西斯！”

听到消息的高文彬，立马来到学校操场，与同学们一起欢呼雀跃。随后，大家走上街头游行，庆祝中国近现代史上这一伟大的胜利。

参加完游行后，高文彬一路小跑回家，想早点把这胜利的喜讯告诉家人。高文彬说，自己看到路人在准备庆祝活动，有的市民虽然相互不认识，却都难掩心中激动，学生、军人、店员等相互拥抱，双手举起来作成个“Ｖ”字型，庆祝胜利。当高文彬走到宝华里时，邻居们都已聚集在弄堂，相互间谈论着日本人投降的事。碰到有人走过弄堂，不管认识不认识，人们都会说：“日本人投降了！”脸上洋溢着喜悦之情。

高文彬回忆，抗战胜利的那几天，不管白天黑夜，马路上随处可见人们三五成群聚在一起，谈论着日本人投降的事，分享抗战胜利后的喜悦，“那段时间是我这辈子最开心、最激动的时刻，日本侵略军最终恶有恶报了”。除了老百姓举行庆祝活动以外，许多地方官员还请下属吃饭，永安公司等四大著名商店还分别打出“庆祝抗战胜利，本店商品打折”的牌子。“那几天，南京路等商业街热闹非凡，到处是人；不仅仅是大公司打折庆祝胜利，就连一些小商店、小企业也打折，低的只有二折；有的餐馆甚至免费向市民供餐，可见当时人们对抗战胜利有多么地高兴”。许多店家打开无线电广播，广播里不断地播放着“日本投降了，中国胜利了”的声音。

离开学校后，高文彬便在上海地方法院担任刑事庭书记官。由于看不惯“衙门作风”，3个月后他就辞职了。辞职后的高文彬得知，中国派往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检察官向哲浚，正在招募一批熟悉法律且英语基础好的工作人员前往东京增援。在东吴大学知名教授刘知芳的推荐下，高文彬参加面试并获得成功，于1946年5月到东京，成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助理检察官，亲眼目睹了审判日本甲级战犯东条英机等人。

高文彬回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甲级战犯的审判历时近两年半，自己参与了整个审判过程，先担任“国际检察局中国检察官办公室翻译”，后又担任助理检察官以及检察官向哲浚的秘书。期间，高文彬主要负责整理每天的庭审记录，查阅相关资料以供庭审时使用。在对日本甲级战犯进行审理时，高文彬为了收集更多证据，经常加班至深夜。“两年多的审理，仅庭审记录就多达800本。”高文彬回国时带回了两套庭审记录，一套送给了当时的中国政府外交部，另一套送给了母校东吴大学。

采访的最后，高文彬语重心长地说：“当年日本发动侵华战争是铁的事实，不容任何人否定。作为当年亲自参加过审判日本甲级战犯的当事人，日军所犯下的血淋淋罪行还历历在目，希望国人和广大青少年学生了解历史，勿忘国耻！”

2016年，记者再访高文彬时，老人依旧精神矍铄，思维敏捷，记忆超好。客人来访，必定西装革履接待。交谈时，上海话、普通话、英语时不时从嘴里蹦出。当年，正是他从卷轶浩繁的档案资料中，查出在南京大屠杀中两个日本军官杀人比赛的确凿证据。老人说，自己一生就做了两件事。第一件事是参加东京审判，作为中国人，感到扬眉吐气、大快人心；第二件事是参与审定《元照英美法词典》，这是一项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艰苦工作。而对于自己曾经蒙冤30多年的经历，老人从没有流露出怨恨，反倒时常提起逆境中受人帮助的点滴。

今年恰逢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5周年，高文彬老人的逝世，实乃一大憾事。但他的事迹和精神，定将永远激励今人铭记历史、勿忘国耻、珍爱和平、自强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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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 | 郑宗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