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钱虹
许杰先生是我上世纪70年代末考取华东师范大学之后最早认识的著名作家。他那时已快80岁了,个子不高,鹤发童颜,穿一身藏青色的中山装,见到人总是笑眯眯的,露出弥勒佛般慈祥而又和善的笑容。
我是在丽娃河畔的校园里见到这位和蔼可亲的白首老人的。他不像徐中玉先生那样步履匆匆,而是在校园里不疾不徐,一副闲庭信步的样子。遇到熟人跟他打招呼,他便颔首回应,笑脸相迎。
后来才知道,他每天清晨5点即起床,去长风公园银锄湖边散步,几乎要走十里路。难怪他耄耋之年仍然身健步轻,耳聪目明。
华东师大中文系的老先生中颇多长寿者,如活了105岁的徐中玉先生、实足99岁的施蛰存先生、实足98岁的钱谷融先生等,许杰先生活了93岁,这跟他们每日坚持走路散步的习惯以及淡泊宁静的心态是分不开的。
进校第一学期,我在图书馆看到1935年上海良友图书出版公司出版的《中国新文系大系·小说一集》,其中收有许杰先生的小说《惨雾》《赌徒吉顺》。茅盾先生称赞《惨雾》是“那时候一篇杰出的作品”,“结构很整密”,“全篇的气魄是壮雄的”。
他还写过《出嫁的前夜》《台下的喜剧》《的笃戏》等乡土小说,都是反映其故乡浙东风土人情的。这些小说,使他成为茅盾先生赞许的当时“成绩最多的描写农民生活的作家”。
进校后,许杰先生给我们做过一个关于鲁迅的散文诗《野草》的讲座,至今印象深刻。上世纪70年代末,大约是我们大二下学期,他和钱谷融先生合招中国现代文学专业研究生。之所以合招,因为当时钱先生的职称还只是讲师,不能单独招收研究生。
1957年钱先生发表了《论“文学是人学”》挨了批判,一直当了38年讲师,后来他是1980年从讲师直接晋升教授的。许先生和钱先生名下各有3位研究生。当时许先生已年近八旬,仅招了这一届后就停招了。
上世纪80年代初,复旦大学尚无中国现代文学专业研究生硕士学位授予权,所以他们第一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生毕业之前,是到华东师范大学来申请硕士学位的。
1982年初我本科毕业留校。不久考上了钱谷融先生的研究生,每隔一周便去华东师大二村钱先生家去上专业课。钱先生对许杰先生非常尊重。
我曾听他说,他的那篇论文《论“文学是人学”》,其实是许先生鼓励他写的,并且题目也是许先生改定的。该文50年后获得华东师范大学唯一的“论文原创奖”。
1952年华东师范大学组建时,钱谷融先生从上海交通大学调入,本来要他担任校图书馆馆长,钱先生说自己不擅行政事务,只愿教书,所以就到中文系当了讲师。
许杰先生原为复旦大学教授,此时调任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兼中文系主任。他又是名闻遐迩的著名作家,1949年7月,许杰先生应邀赴京出席第一次文代大会。同年,他还先后担任上海市政协常委、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副主席等职。
1956年,他被派往苏联莫斯科大学去讲学,在北京待命时,应邀出席了全国宣传工作会议。毛泽东主席出席了这次会议。合影时许先生站在毛主席身后,毛主席还与他握了手。
返回上海后,作为系主任的他积极发动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的师生们行动起来,迎接文艺界、学术界春天的到来。钱谷融先生正是在他的一再鼓励下,于1957年初写出了那篇长达3万字的《论“文学是人学”》的学术文章,并在一场讨论会上宣读此文。
钱先生说,我的文章本来叫做《论文学是人学》,不加引号的,许先生看了以后,替我加上了引号,说“这样有个挡箭牌”。意思是万一有人追究,有引号就成了对苏联作家高尔基原话的引用了。这篇文章于1957年5月刊发在上海的《文艺月报》上。
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研究生毕业后,调入中文系现代文学教研室,与许杰先生成了同事。不久,教研室搞活动,年近九旬的他也拄着拐杖来了。教研室同仁在一起合影留念,我的影夹里有我们与许杰先生的一张合影,弥足珍贵。
当时年轻的我担任教研室秘书,又去过许先生家几次。我曾问过他,是什么时候加入五四时期新文学社团文学研究会的?他说,是1925年,当时因为在《小说月报》上发表了《惨雾》《赌徒吉顺》等作品,受到茅盾先生的赞许,所以就被“吸收”为文学研究会会员了。
许杰先生宅心仁厚,慈祥友善,在我的记忆里,他也有台州人“硬气”的时候。上世纪80年代末与他聊天时,不知怎么提到了钱谷融先生那篇《论“文学是人学”》。
他跟我说:“那篇理论文章写得很好,具有正确性和针对性。当年批判我时我这样认为,直到现在我还是这样认为的,几十年观点不变。”
这同后来钱先生跟我说的几乎异曲同工,他说自己被批判多年,做了38年的讲师,但从没后悔过,“因为我相信我的观点没有错”。看来这两位外表随和慈祥的先生,骨子里都有文人的执着和硬气。
1993年9月25日,许杰先生因突发脑溢血于上海逝世。10月5日,追悼会在龙华殡仪馆举行。追悼会上垂着一副挽联“宠辱不惊,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望天空云卷云舒”。
我想,这副挽联送给许杰先生,是再合适不过了。(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羊城派 pai.ycwb.com)
来源 | 羊城晚报·羊城i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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