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家|对话古文明,崔勇梅开三度捧得中国考古界“奥斯卡”
2020-05-06 12:23 羊城晚报•羊城派 原创
水下考古的意义不在于挖掘到了多少金银珠宝,我们考古人员对这些根本没兴趣。让我们兴奋的是发现那些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文物

文/羊城晚报全媒体记者黄宙辉
图/受访者提供

5月5日中午,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崔勇急匆匆从阳江开车奔向广州的家,赶赴一场“云端”的盛宴。

当天15:30,“2019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新闻发布会通过视频直播,公布最终的“十大”名单。当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宋新潮念出“广东‘南海I号’南宋沉船水下考古发掘项目”名字时,作为该项目领队的崔勇感觉“一块石头落了地”,如释重负。

“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被誉为我国考古界的“奥斯卡”。“获知入选结果后,我也没有太激动。”崔勇对羊城晚报记者坦言:“但在公布结果前,我还是很害怕,因为该项目被期望得很高,如果不能入选会很狼狈。”16:20分,崔勇在朋友圈转发了国家文物局公众号推送的《刚刚,2019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揭晓!》,配上了六个字“谢谢大家支持”。

崔勇在“南海I号”考古发掘现场

翻开崔勇的简历,其考古经历甚为丰富,从事水下考古工作已有30多年。作为中国第一批水下考古队员,崔勇全程参与了“南海I号”宋元沉船的调查、试掘和整体打捞工作。2016年开始,他主持“南海I号”考古发掘工作。2007年,他主持了“南澳I号”的调查和试掘工作,2010年-2012年主持“南澳I号”的发掘工作。他全程参与“丹东一号”(致远舰)的调查和保护工作。

触摸古代文明,与古代文明对话,令崔勇对水下考古的意义有独特的理解。他说,作为水下考古人员,这些年来,对于从古船上看到金银财宝,他早就习以为常。“水下考古的意义不在于挖掘到了多少金银珠宝、金锭、珍宝,我们考古人员对这些根本没兴趣。”崔勇告诉记者,在考古中,更让他兴奋的是发现那些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文物,这对于研究当时的社会生产活动很有价值。

崔勇的努力付出,获得了回报。他主持的古椰贝丘遗址荣获“2006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并被评为“2006年—2007年度田野考古二等奖”;主持“南澳I号”的发掘工作,其中2010年度的发掘工作入选“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论坛六大发现”,同时荣获“2010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2012年度发掘获中国考古学会田野考古三等奖;“南海I号”获“2019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崔勇(左一)在“南海I号”考古发掘现场

【对话】三次参评“十大”全部获奖

羊城晚报:“南海I号”入选“2019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你认为有什么意义和价值?

崔勇:“南海I号”入选,证明了水下考古用整体打捞,精细发掘这种新方式也被传统的考古学者所认可和接受,也证明这些年“南海I号”的坚持得到了应有的收获。

“南海I号”沉没地处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必经之地,出水的大量贸易瓷器、铁器、铜器、丝绸、金、银、铜币等,显示出宋代高度发达的商品经济已涉及到海外贸易体系当中,再现了南宋海洋活动的繁荣景象。

作为一个相对独立而又结构完整的水下遗存,“南海I号”蕴藏的信息总量极为庞大。我们引入聚落考古理念,把“南海I号”作为某一时间节点上高度浓缩的聚落形态,对海洋沉船的埋藏环境、古代贸易活动和海上生活、沉船遗址的海洋生态、古代中外生物交流等进行综合研究。我们的保护发掘正是在无限接近全面提取这些庞大的信息,这正是最初整体打捞的构想和初衷,同时也对水下考古学科建设和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羊城晚报:截至目前,你参与的项目已收获了三届奖项。这些项目有何不同?

崔勇:加上“南海I号”,我是第三次申报“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了。第一次是2006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申报的项目为广东高明古椰贝丘遗址,那是一个田野考古的史前遗址,很幸运被评上了“十大”。第二次申报的是2010年度“南澳I号”水下考古项目,这个是纯水下考古的发掘项目,很幸运也被评上了。这次是第三次,2019年度“南海I号”考古发掘项目是水下沉船经前所未有的方式打捞上来,再放到博物馆进行陆上的发掘。这三个项目的工作方式不一样。

羊城晚报:“连中三元”获得三次“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后,你还有什么目标吗?

崔勇:目前我的主要工作还是“南海I号”,还有很多后期的收尾工作要做。

水下考古比陆地有更多惊喜

羊城晚报:考古发掘“南海I号”项目这么多年,令您印象最深刻是哪件事?

崔勇:“南海I号”挖掘值得关注的事件有很多,有第一次调查发现的时刻,有试掘出精品的时刻,有整体打捞出水的时刻,也有发掘完成的时刻……这些事情令我都印象深刻,无法排出高低。

羊城晚报:你作为项目领队的“南澳I号”也获得了2010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南澳I号”和“南海I号”两个项目在发掘上有什么异同?

崔勇:从发掘过程来看,“南澳I号”的风险更大,效率更低,但那是纯水下考古发掘。以前、现在和将来,纯水下考古发掘都将是水下考古的主要手段和方法。而“南海I号”的整体打捞方法对于这艘船来讲可能是最合适的,但不具备普遍意义。

羊城晚报:你一直奋斗在水下考古一线,相比于陆地考古,水下考古更难更危险。在你看来,水下考古的困难和危险有哪些?

崔勇:水下比陆地危险是肯定的,但往往水下能给出的惊喜也比陆地多。截至目前,总共有6个水下项目参评“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分别是:绥中三道岗沉船、南澳I号、华光礁沉船、致远号沉船、经远号沉船和“南海I号”。除华光礁沉船之外,其余5个都入选了“十大”。水下项目的入选“十大”成功率远比田野项目更高,水下的吸引力也更大。至于水下考古的困难是有的,但有前人的经验、自己的经历和大家智慧,这些困难都被克服了,也体现了水下考古的团队精神。

中国水下考古在世界处于领先

羊城晚报:作为中国水下考古的亲历者、见证者,你认为近年来中国的水下考古取得了怎样的成就?目前,中国的水下考古在世界处于什么位置?

崔勇:改革开放后,中国的水下考古工作有了长足进步,领考古界先风。中国水下考古先是“走出去”,后是“请进来”,最后进行合作联合调查。1989年的“南海I号”中日合作调查,是中国考古界在改革开放后进行的第一个中外合作项目。目前,随着“南海I号”的打捞和发掘的成果,标志中国水下考古已经在世界水下考古领域处于领先和前列位置了。

羊城晚报:你从事考古工作已有30多年,有没有想过干到多少岁就退休呢?是什么支撑着你这么多年坚持干考古这一件事?

崔勇:跟大家一样,我干到60岁就退休,现在离退休还有两年半时间。其实,庸俗地说,水下考古就是我的职业和饭碗,和干别的工作是一样的,偶尔有一些发现和想发现的冲动。考古大多还是自己的生活和工作的一部分,不干这个就会去干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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