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羊城晚报全媒体记者 李国辉 实习生 吴晓莹
图/受访者提供

2020年1月24日，除夕夜，全国多地第一批支援湖北的医疗队员紧急驰援武汉，在上海仁济医院呼吸科工作了22年的主治医生查琼芳正是其中之一。从除夕夜至3月31日，在没有硝烟的“战疫”中，她在武汉金银潭医院的重症病房奋战了68天，写下了67篇援鄂日记。

羊城晚报全媒体记者获悉，查琼芳的67篇日记已经被编成《查医生援鄂日记》一书，交由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从紧急动员到冒死出发，从早期面对病毒充满挫败到逐渐找回做医生的信心，从身边的战友到为援鄂医护提供志愿服务的司机、理发师、护工……查琼芳的《查医生援鄂日记》，讲述了援鄂医护视角下的武汉战疫故事。

4月20日晚，在接受羊城晚报全媒体记者电话连线采访时，查琼芳说，从一开始面对“凶恶”的病毒充满挫败到治好一个个重症病人，找回做医生的信心，感觉“全世界的中国人都在帮我们”。她还说，“作为医护人员，救死扶伤是我们的本职工作，遇到这样未知的病毒，我们有勇气做任何事情。”

羊城晚报全媒体记者从上海仁济医院还了解到，《查医生援鄂日记》如今已吸引来了不少外国出版社的关注，将翻译成多种外文版本发行到世界各地。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总编辑李广良接受羊城晚报全媒体记者采访时表示，目前越南语的版权已启动翻译工作，英语、日语、德语和泰语等其他语种的版权也在与外国出版社洽谈中。目前，该书目前已经在网络预售，几天后也将在各地的实体书店上架。

李广良认为，《查医生援鄂日记》不仅记录了发生在医院病房内的一个个瞬间，还记录了疫情之下的社会管理以及许许多多的志愿者，反映了中国在抗击新冠疫情中的一些做法，能够为世界其他国家提供一定的参考，也将为不同语言和文明的国家了解中国的战疫故事提供一个宝贵的视角。

对话查琼芳——

谈日记出版
“让更多的人看到我们国家是怎么做的”

羊城晚报：您当初为什么要用日记的形式记录在武汉的救援？

查琼芳：武汉23日“封城”，24日我们出发支援武汉，那时候完全不知道武汉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

医院领导再三嘱咐，一定要保护好自己，及时汇报工作情况。还有很多人知道我到了武汉，他们也特别关心，纷纷发微信、打电话给我。

所以，我是以汇报工作的形式写的第一篇日记，讲我们到了武汉之后的工作如何开展、培训了什么。他们看了以后就知道，原来我在武汉的心态还不错，也没有“裸奔”直接进病房，他们就放心了。

后来，在我们周围实在是有太多让我感动的人和事情，在那样的环境里，每一个人都很不容易，都让我很感动，所以我就继续写下去了，变成了日记形式。每天晚上我都会抽时间写，发到我们仁济医院的官方微信号上。

我觉得，这是一段很好的记录，若干年以后也会成为我参与这段历史的一个记录。

羊城晚报：怎样的一个契机让这本日记得以在国内出版以及翻译成多国语言发行到各地？

查琼芳：我之前并没有过出版的想法，但是医院领导觉得，我们医疗队深入到了重症病人最多的武汉金银潭医院，这是来自一线的宝贵的记录，所以希望能够以书的形式出版，让更多的人能看到这些日记，看到我们国家的人们在整个战疫过程中是怎么样做的。

从我们最初的物资缺乏、面对未知病毒的艰难，到后面物资越来越充足、救治成功率越来越高，这是一个过程，希望更多的人能够看到这样一个事实。

现在是全球抗击疫情的关键时期，我希望中国的医务人员以及每一位参与到抗击疫情的老百姓做的事情，能让大家更多地看到。至于具体的出版过程，是由医院和出版社负责的，我后续没有过多参与，这对我来说太复杂了，我的本职工作是一名医生。

羊城晚报：能否具体地描述一下，您的67篇日记里记录了什么？

查琼芳：在我的日记里，我希望是以自己的视角去体现其他人在抗击疫情的过程中做了哪些事情。

比如，当时所有公共交通都停了，如果没赶上班车，医护人员就无法上下班了。那时金银潭医院有一个滴滴司机志愿组成的平台，专门接送医务人员，为我们免费服务。当时，车里面驾驶座和后排中间用一层隔膜防止交叉传染，但是在那个隔离的薄膜上面还写着一句话，大意就是“隔离得了病毒，但是隔离不了爱”，看到的时候让人真的很感动。

又比如，我们刚进医院的时候，缺少护工，结果来了一批志愿者，一些在公司上班的白领，到金银潭医院来做护工的活，帮忙收垃圾、打扫卫生，这是冒着生命危险在做这样的事情。

还有，我们刚到的时候，各类防护、生活物资很缺乏，但是整个国家的人都在帮我们，给我们寄了很多的物资过来，这些都让我很感动。

谈68天援鄂
从“充满挫败”到“找回做医生的信心”

羊城晚报：您在金银潭医院的主要工作是做什么？

查琼芳：我们是上海市第一批的援鄂医疗队，到了武汉金银潭医院接了他们两个楼层，二楼的普通病房，以及三层的ICU重症病房。我是负责重症病房的医生。

羊城晚报：长达68天在重症病房的工作，有哪些印象深刻的瞬间？

查琼芳：有很多让人感动的事情，我记得我们负责的重症病房里，第一个抢救之后病情好转被转到轻症病房去的是一个医务工作者；

有一对夫妻，两个人相濡以沫，情人节是在病房里过的；

我们有个护士生日是2月29日，4年才有一次，有个病人即使要拿下面罩，也要祝我们的那位护士生日快乐。

还有，如果没有家属陪护的危重病人抢救无效去世，我们的护士会在门口排着队送他走，跟他说“一路走好”，这是一种人文关怀。

羊城晚报：作为最早支援的医疗队，早期一定是非常艰难的，抢救危重症的病人也一定会有“遗憾”，能否讲讲当时的心路历程？

查琼芳：是的，有抢救回来的，也有没救回来的。

我记得，当时有个病人从凌晨开始血压就很低，我那天值夜班，好不容易把他血压弄上来，维持了一段时间。但是到凌晨六点半，生命体征又不稳定了。

后来，再怎么抢救也没能抢救回来。我感觉很尽力了，用了我所有的力量去救他，但还是没能救回来。那个时候，我还要打电话通知他的家属，跟家属说病人没了，这种感觉真的是很差很差。 

我们去了之后接手的都是危重病人，刚开始的时候死亡率是比较高的，那段时间我们医生的情绪都在低谷，有很大的挫败感。

直到慢慢地，我们将一些病人救了回来，他们病情逐步好转，转到轻症病房或者出院了。加上后面防护设施到位、各种抢救设备都有了，抢救的成功率就越来越高了。那个时候，才一点一点恢复做医生的自信心。

如果是以往的一些病，病人至少不会当场就没有了，能拖一段时间再想办法，但这一次的新冠肺炎不是这样，你再怎么尽力，有的时候真的是回天乏力。

羊城晚报：有遗憾肯定也会有奇迹，是否记得抢救比较难、时间比较长，最终病人好转的病例？

查琼芳：有一个从其他楼层转过来的危重病人，在转到我们这里之前已经在其他科室待了将近50天左右，因为合并了肺部感染，呼吸衰竭越来越明显。

转过来之后，病人的情绪一度是厌世的，太长的病程让病人太痛苦了，他甚至已经丧失了对生活的热情，也就是已经不是很想继续活了。

我们拼命做他思想工作，包括心理医生介入，他才慢慢好一点。那时候，他的肺部的情况还没有好转，3月7日，我们病房的周新教授给他做了气管插管。

后来，病人的病情仍旧反反复复，有过消化道出血，有过几次的二氧化碳储留，有过血栓……我们也反反复复抢救，有一度我们以为救不回来了。

经过大家的努力，到3月底，我们走的时候，这个病人被转去了其他病房，这两天我才问过这个病人的情况，接手的医生说病人的病情已经好转了。

谈“抗疫”感受
“我们应该有勇气做任何事情”

羊城晚报：我看到在书的预售版封皮上有这样一句话“这个世上可能没有超级英雄，不过是无数人都在发一份光，然后萤火汇成星河”，这是您自己写的还是出版社加上去的？

查琼芳：这应该是出版社加上去的。我们医院有个李佳医生看到我们大年夜出征去武汉还写了一首歌叫《勇气》。歌词里面大概是说，每一个我们都是平平凡凡的，但是我们有勇气做任何的事情。

所以，我在日记里写，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平凡的，我们有勇气去战疫，有勇气去逆行。救死扶伤是我们的本职工作，作为医护人员，遇到这样未知的病毒，我们应该有勇气做任何事情。

羊城晚报：您的孩子是否读过您的日记？您在武汉的68天时间里，你们之间是如何交流的？

查琼芳：我的女儿今年读高三，7月份就要参加高考。我通常写完日记之后，都会发到我们的家庭群里，她每一天都能看到。她也很支持我，当然一开始的时候可能会有压力，毕竟我大年夜接到电话就要走。

在武汉的时候，我也会跟她经常电话联系，跟她说我周围发生的事情。我告诉她在这样的病毒面前，没有一个人是容易的。今年你们高三的学生很不容易，但是所有人都不容易，武汉人民每一个人都不容易，这是一个难关，要勇敢跨过去。

来源 | 羊城晚报·羊城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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