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羊城晚报全媒体记者 陈辉 
通讯员 韩文青
图/医院提供

4月10日，经过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器官移植团队的共同努力下，41岁的杨凡（化名）在接受心肺联合移植手术三周后康复出院，获得自由呼吸的她终于告别24小时吸氧状态，红润的脸庞洋溢着重生的喜悦。

先心病患者生子后需24小时吸氧

杨凡罹患先天性心脏病，从小体弱多病，在父母的精心呵护下，成人后杨凡还是嫁人生子，完成了做母亲的愿望。然而，也正是由于妊娠与分娩，加重了她身体的负荷，杨凡开始出现口唇青紫、呼吸困难、气促等症状，经过医院诊断，为先天性心脏病合并重度肺动脉高压，也就是典型的“艾森曼格综合征”。

对普通人来说最正常不过的呼吸，却成为杨凡遥不可及的幻想，尽管四处求医，却一直没有好转迹象，外院医生建议她接受心肺联合移植手术。

心脏与双肺同时移植？这对于一个普通家庭来说，充满了陌生与恐惧感。一年多前，在病友的推荐下，杨凡在家人的陪同下，慕名来到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当时她的情况已经非常糟糕，低氧状况非常严重，需要24小时吸氧，稍活动指尖血氧最低下降至70%，需要时时吸氧才能维持生命。”何建行教授带领的器官移植团队成员、呼吸内科主任医师巨春蓉博士说，经过团队的评估，她已经达到心肺联合移植的标准。

时时刻刻的吸氧也只能勉强维持细微的呼吸，杨凡每天只能困在家里，让她越发感觉到“生不如死”，而且心功能也受到了极大的损伤。今年初，她又来到医院，“当时据我们的评估，她晚一天接受心肺联合移植，距离死亡就会更近一步。”

手术难度高+疫情期供血紧张

然而，心肺联合移植手术被称为移植界的“珠穆朗玛峰”，需要医疗技术高超的团队保驾护航，这一点，对于已经有过多年成功经验的何建行教授来说并不难。但是，心肺联合移植手术的开展还需要一个先决条件：找到与患者相匹配的质量尚佳的供体。

四个多月后，当新冠疫情正在国内乃至全球肆虐时，杨凡家人接到了医院的通知，一位患者因为脑外伤抢救无效，家人决定捐献器官延续大爱，他的心肺器官和杨凡配型成功。

但是，当这个天大的喜讯突然降临时，杨凡的家人却再次犹豫了，疫情时期做这么大的手术安全吗？能不能等到疫情之后再做？她的丈夫和母亲轮番打电话征求医生的意见，“我们告诉她，适合的供体可遇而不可求，很多病人在等待中失去生命，而且患者的情况已经不乐观。”器官移植团队的医护人员跟杨凡及其家人说明了情况，尽管是特殊时期，也一定会全力以赴。

搏一次！征得患者及家属的同意后，心肺联合移植专家团队马上投入“战斗”。当时正处于全国抗“疫“时期，手术用血非常紧张，但奋战在一线的医生仍在竭尽全力救治病情最严重的患者，想方设法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尽可能减少用血量，这是对手术医生技术水平的重大考验。就在手术正式开始的前一天晚上，何建行教授带领团队反复优化手术方案，一直到深夜。

手术后三周出院

3月19日，杨凡被推进了手术室，移植手术由广医一院胸外科何建行教授、心脏外科谢少波主任联合主刀。

“在手术过程中，我们基于对患者病情的充分判断与评估，采取更加精细的技术，既保证手术的安全性，又尽量减少操作过程中患者的失血量，减轻了用血压力。”器官移植团队徐鑫主任医师说，在整个团队的默契配合下，手术进行得非常顺利，而且输血量较以往大大降低，就完成了这台心肺联合移植手术。

何建行教授团队正是始终坚持“患者第一”的理念，即使遇到再大的困难，也要想方设法去解决，这正是出于对生命的尊重与珍视，也是一个有责任、敢担当的医学团队的勇气与魄力。

从1月23日武汉“封城”、全国进入抗“疫”战备状态到4月8日武汉“解封”，在钟南山院士的带领下，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一方面全力做好疫情防控工作，另一方面也在不遗余力地通过技术创新挽救非新冠危重患者的生命。两个多月来，广州呼吸健康研究院院长何建行教授带领团队共完成心肺联合移植1例、双肺移植2例、单肺移植2例。

手术后的第二天，杨凡就已经撤下了ECMO，一个多星期脱离呼吸机，回到普通病房后就可以下地走路，术后三周就已经达到出院标准。

4月10日，可以出院回家的杨凡专门穿上一件崭新的米色风衣迎接自己的“新生”，她的脸色红润，嘴唇也有了血色，气色都好了很多，很难看出她是一个刚经历过生死、接受了心肺联合移植手术的患者。杨凡的妈妈紧紧握住医护人员的手说：“没有想到这么快我的女儿就康复了，听医生的话准没错！”

在钟南山院士的指导下，目前，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广州呼吸健康研究院何建行教授带领的器官移植团队已累计完成了16例心肺联合移植手术（全国第一），330例肺移植手术（全国第二），开展了单肺移植、双肺移植、心肺联合移植、儿童肺移植、全内脏反位肺移植、肺移植+胸廓畸形矫正术等，让越来越多终末期肺疾病的患者重新过上了正常人的生活。(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羊城派 pai.ycwb.com)

来源 | 羊城晚报·羊城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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