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羊城晚报全媒体记者 谢杨柳
制图/范英兰

梨花落后清明，疫魔仍然猖狂。尽管本土疫情传播已基本阻断，国人仍不可掉以轻心。毕竟，这波疫情专治各种不服，大洋彼岸的“特靠谱”先生对此应深有体会。不过问题来了：假期宅家，今年清明如何祭扫？

针对这一问题，各地政府纷纷推出“云祭扫”服务。祭扫仪式从线下转移至线上，自然会有部分人难以适应。然而，如果从历史上看，祭扫形式从来都不是一成不变的。宽泛地说，古人也有作为权宜之计的“云祭扫”……

一

公元809年，对于谪居永州的柳宗元来说，命运就像叶问的一波咏春拳，捶得他直翻白眼。这一年，他给时任长安市长写了封信，吐槽自仕途失意后遭遇过的种种社会毒打。其中特别提到：“近世礼重拜扫”，而自己已连缺四年，每到清明，在郊外看到扫墓的人群，便“北向长号，以首顿地”。

从这则典故可以提取两个知识点——一方面，清明祭扫在唐朝时已渐成重要礼俗，重要到“不能祭扫我就哭”的程度；另一方面，对于柳宗元这样的游子来说，这一礼俗在当时的交通条件下却难以完成，“以首顿地”也没用。

然而，物质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在古人看来，清明祭扫是必须的，但祭扫方式则可以打商量。和正在刷手机屏的你一样，当时僻处南方的柳宗元也不知道，在遥远的长安城，已开始流行一种新型祭祀方式。

柳宗元的同龄基友、后来的宰相段文昌，祖籍在四川，出生于荆州，因此先祖故第与先人坟墓均在荆蜀，在长安任职时也面临着与柳宗元一样的问题。不同的是，段文昌久在长安得风气之先，另买一套房专门设立当时流行长安的“影堂”，在重大节日时远程祭祖。

所谓影堂，即悬挂着先人画像的居室。影堂祭祀简单易行，可以专门建造，也可以设在正厅；可以只悬挂祖先遗像，也可以增添先人手泽（先人留下的书画作品等）。最重要的是，这种新型祭祀方式作为庙祭、墓祭的补充与替代，使背井离乡者也得以年年拜祭祖先。

有学者如此描述影堂的功能：“官员调任外地，其家族共有的祭祖场所无法迁移，于是官员建造影堂充当临时的祭祖场所，承担供奉祖先之职能。”如此看来，这种远程祭祀方式，简直可以视为古代版的“云祭扫”……

因流风所及，唐朝后期不仅士绅群体流行设立影堂，皇室也“不能免俗”。

唐代宗的“小棉袄”华阳公主聪慧可人，可惜十四岁时便因病香消玉殒。爱女逝世后，代宗皇帝伤心欲绝，数日不上朝，后来为公主修建了一座影堂，常常在其中祭奠悼念。白居易曾写诗吟咏此事：“帝子吹箫逐凤皇，空留仙洞号华阳。落花何处堪惆怅，头白宫人扫影堂。”

二

到了宋朝，影堂祭祀在民间开始普遍流行。但众所周知，宋朝是一个思想奔流的时代。换句话说，就是理学家们事事抬杠的时代。于是关于影堂祭祀是否合乎礼法的问题，就成了各大学派的争论焦点。

理学大师程颐曾描述当时的影堂祭祀风气：“凡礼，以义起之可也。如富家及士，置一影堂亦可。”尽管如此说，程颐并不鼓励影堂祭祀，理由十分令人费解。他认为，画像毕竟是画像，与先人容貌不完全一样，“若多一茎须便是他人”。因此，他坚持庙祭才是唯一合乎礼法的祭祖方式。

程颐的观点其实是符合儒家古典理论的。在儒家看来，人死之后，灵魂既不在墓地，也不在画中，而是寄托于家庙之内。因此无论是墓祭还是影堂祭祀，都不是正道。

对此，霸气砸缸的司马光童鞋表示不服。不仅不服，司马光还专门写了一本礼学专著《书仪》，详细论述影堂祭祀的各项规范，并且认为影堂的功能不应仅局限于祭礼，还应扩大到冠礼、婚礼、丧礼……总之，就是将影堂定位为新兴市民阶层的家庭礼堂。

因此，当司马光的另一个死杠对象王安石筹备变法时，其弟王安国劝阻不得，便到影堂向祖先哭诉：“吾家灭门矣！”宋人周密甚至记载，当时亲旧串门，“必先拜其家影堂”。此外，影堂还成了惩罚熊孩子的场所。宋人赵鼎记载：“子孙所为不肖，败坏家风……影堂前庭训，再犯再庭训。”

当时，影堂祭祀甚至传播到了宋境以外。史载，蒙元宰相耶律楚材之孙耶律希亮常年漂泊四方，“仅藏祖考画像，四时就穹庐陈列致奠，尽诚尽敬”。塞外人民纷纷赶来围观，有人叹道:“此中土之礼也。”一座影堂，一声慨叹，饱含着无尽的家国沦丧之感。

三

明清时代，影堂祭祀之风更盛。明代藏书家徐熥曾写道“感君犹有山河意，追念先人拜影堂”，将物是人非的茫茫之感，寄托于一座装满先人故物的影堂。

而在清杂剧《春波影》中，被木心称为“女版少年维特”的冯小青请画师为自己画像，像成后挂在塌前，整个卧室便成了一座小小的影堂。下面便是中国戏剧史上最冷艳、最诡异、也最感人的一幕——小青举着酒杯祭奠画中的自己，并唱道：“卿须怜我，我也怜卿……”

与此同时，启蒙思想家们更是从理论上驳斥程颐等理学家的缪见。

针对“若多一茎须便是他人”的“奇葩说”，清代学者阮葵生反驳道：难道家庙里供奉的“神主”就“尽似吾亲”？他还说，设立影堂只不过祭祀者“出于思慕之极，无聊不得已之情，而有洋洋如在之义，况吾先君行之，又何病于礼乎？”

然而，在如何祭祀祖先这个问题上，古人的口水仗远不止于此。

其实墓祭（今俗称上坟）在汉朝才开始流行，此前的主流祭祀方式是庙祭，东汉启蒙斗士王充就说过“古礼庙祭，今俗墓祀”。因此在历史上，关于墓祭是否合乎礼法的争论时不时就会上热搜。

在这个问题上，宋代哲学界“汪峰”程颐童鞋再次抢占头条。他激烈反对墓祭，并称“生不野合，则死不墓祭”。朱熹的态度则稍微温和：“墓祭非古，但今风俗皆然，亦无大害。”前文说过，传统儒家认为人死之后，魂依于主（家庙中的“神主”），魄藏于墓，魂有灵而魄无知，因此圣人祭祀于庙，而不祭祀于墓。

不过，民间才不管理学家们的堂皇之词。对于“庶人”而言，不是每个人都有经济条件建立家庙，墓祭便成为最可行的祭祖方式。因此唐玄宗曾下诏：“寒食上墓，礼经无文，近世相传，寖以成俗，士庶既不庙享，何以用展孝思？”随后在历史上首次规定清明祭扫为合情合理且合法之举。

纵观祭祖方式的历史演变——从庙祭到墓祭，再到影堂的出现——我们可以发现，中国人的祭祖方式从来都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根据现实情况适时调整，以至于古人也有了自己的“云祭扫”。然而，无论载体如何、形式如何，在祭祖活动中，我们对逝者的哀思、对先人的敬意，始终不变！

所以，既然古人能接受影堂式“云祭扫”，我们为何不能接受网上“云祭扫”呢？

参考资料：

1.毛国民：墓祭“非礼”与“成俗”研究

2.刘雅萍：唐宋影堂与祭祖文化研究

3.胡书玲：中国古代墓祭及扫墓礼俗考述

4.田兆元：墓祭的文化功能探析

5.李学辰：《红楼梦》拜影考

来源 | 羊城晚报·羊城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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