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图 邓笛

　　“我们决定派你去那儿”

　　1976年10月，传染病专家乔尔·布雷曼博士刚刚从密歇根州疾控中心下班回到家，电话铃就响了。打电话的是美国疾控中心的外勤人员主管雷尔·康拉德。“扎伊尔（现称刚果民主共和国）暴发了一场非同寻常的传染病，”康拉德说，“我们决定派你去那儿。”

　　布雷曼非常吃惊，因为8个月前他和妻子刚从非洲回到美国。他们在几内亚、布基纳法索和西非许多地方，与天花、麻疹和其他疾病作了十多年的斗争。

　　回国后，他们选择去了工作相对轻松的密歇根州疾控中心上班。他们多年忙于工作，对两个未成年的孩子亏欠太多，想好好弥补一下。但是，接了这个电话之后，布雷曼知道自己必须回非洲。

　　“就几天，”康拉德补充说道，“搞清楚了是怎么回事就回来，剩下的事情我们会处理的。”

　　这是一场异常致命的传染病，病症有发烧、头痛、呕吐、腹泻和皮疹，与疟疾、伤寒、拉沙热和流感引起的症状大同小异，但是死亡率却要高得多。“所有的村庄都被感染了，”康拉德对布雷曼说，“几乎所有的感染者都已经死亡。”

　　出发前，布雷曼日夜翻阅科学文献，了解有关这个神秘病毒的线索。这是他职业生涯中所知道的最为致命的病毒。他积极地向其他专家寻求帮助，但这些专家也都一筹莫展。

　　布雷曼不得不面对现实。也就是说，他只能奔赴异国他乡去追寻和调查那致命的病毒，但没有办法治疗。这是一项艰巨而危险的任务。“我和妻子及两个孩子进行了简短的交谈。”他说，“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情况，有点儿像生离死别。”布雷曼不断重复地跟他们说：“就几天。”他只收拾了两条裤子、三件衬衫和一把牙刷，然后和卡尔·约翰逊博士会合。 

　　飞行员极不愿意执行这次任务

　　卡尔·约翰逊博士是美国疾控中心特殊病原体实验室的负责人，一位杰出的病毒学家，他被选中与布雷曼一起奔赴非洲。他们将作为国际委员会成员参加疫情的调查。出发时，约翰逊告诉布雷曼，他的实验室刚刚用电子显微镜拍摄出了新病毒的照片。新病毒酷似意大利面条形状，这是一个重要的信息，但这只是谜团的很小一部分。放大后的微生物图像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我们必须找出它的流行规律和影响……”布雷曼说，“然后我们才能有效地开展工作。”

　　在飞往日内瓦会晤世界卫生组织的领导人之后，他们登上了从日内瓦飞往扎伊尔的飞机。

　　在飞往扎伊尔的12个多小时航程中，布雷曼和约翰逊无法入睡，一起讨论各种方案。坐在他们旁边的是一位名叫比尔·克洛斯的美国人，他是扎伊尔总统蒙博托·塞塞·塞科的私人医生。据传闻，当时蒙博托总统已经携家人逃往法国躲避病毒了。所以，虽然克洛斯对该病毒有所耳闻，但他在听到了这两位流行病专家的谈话之后，才意识到情况的严重性。

　　比尔·克洛斯在扎伊尔颇有权威，说话很管用。他在担任蒙博托总统私人医生的同时，还兼任该国最大最好的医院的院长。他的职务使他有权不受限制地使用政府的医疗和实验室资源。之后，他对两位专家在扎伊尔的工作给予了极大的帮助。

　　布雷曼说：“如果我们没有遇见比尔，或者如果比尔没有张开双臂欢迎我们，我们真的不知道会怎么样。”

　　当飞机降落在扎伊尔首都金沙萨时，他们已经有了一个初步的方案。当时是10月下旬，也就是病毒暴发的6周之后，这时候的病毒正在像野火一样蔓延。

　　比尔·克洛斯回到办公室后，立即下达命令：打开自己的医疗仓库，让两位专家从里面挑选最好的医学研究设备，并命令有关部门给疫情最严重的班巴地区的所有医院装上了电话线。另外，比尔又神通广大地找来一架军用直升机，准备将五名国际委员会成员送往疫区。

　　布雷曼是五人小组的组长，他们的任务有四个方面：绘制疫情范围图、追踪活动病例、寻找可能的幸存者以及评估临床护理和进一步研究与控制的需求。五个人连同他们的路虎车和补给，都装进了这架飞机。然而，当飞机快要起飞时，布雷曼察觉出了飞行员的不安。原来，飞行员极不愿意执行这次任务，因为他要去的班巴地区已经与外界隔离了好几个星期，病毒就是在这个地区的一个叫亚姆布库的小村庄里肆虐。 

　　亚姆布库医院里一支未消毒的针头

　　飞机在班巴降落后，卸下了物品，飞行员就立刻驾机返航，一分钟也不想多逗留。就这样，五人小组开始了对病毒的搜寻。

　　离降落点不远，他们遇到了第一个路障，五位专家被挡在外面。布雷曼回忆说：“村民们都很恐慌，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以为我们会给他们带来病毒。”

　　在翻译的帮助下，他们通过了十几个路障。接着，又遇到了一个新的麻烦。天下起了倾盆大雨，他们的路虎车的轮子不时就深陷入泥泞之中。每次汽车被卡住时，布雷曼和其他人需要帮忙推车，这样一来，他们穿戴的纸质防护服和口罩都被雨淋透了。他们双膝埋在泥中，汗水混合着雨水，推着路虎车穿越丛林。“我当时吓坏了，”布雷曼说，“但是，只能硬着头皮，继续前进。”

　　他们的第一站是亚姆布库医院。6周前，病毒就是在这里出现的。一直以来，亚姆布库驻扎着一队宗教的布道团。他们办有一所学校，44岁的校长在外地度假回来后，就开始发烧病倒。起初，大家都以为他得了疟疾。在医院里，护士用未消毒的针头给他注射了治疗疟疾的药物。然而，药物不仅不起作用，病情反而进一步恶化。不到两周后，他就死了。

　　处理他的尸体的一名妇女很快就被感染了，给他治疗的临床医护人士、陪护家属以及数十名到过这家医院用过那支没消毒针头的病人，也先后被感染。结果，医院17名工作人员中，13人患病，其中11人死亡。当布雷曼到达时，这个医院只剩下三名修女和一个老牧师，已经没有医生、护士和病人了。

　　布雷曼马上把亚姆布库医院的情况报告给了世卫组织。这时，距他们到达扎伊尔仅72小时。

　　布雷曼的第一个埃博拉患者

　　随后，布雷曼走访了村庄，看到了他的第一个埃博拉患者。患者是一名30岁左右的男子，光着上身，一动不动地靠在小屋前的一张椅子上，样子显得非常恐慌。他的家人和朋友就簇拥在他的周围。

　　“告诉我什么感觉。”布雷曼问，但这名男子已无力回答。检查的结果是，这人有严重的腹痛、头痛和发烧。“已经无力回天了。我给了他一些药，尽量减少他的痛苦，并告诉他的家人把他留在家里，不要与其他人接触。”布雷曼叹了一口气说道，“两天后，他死了。但是我们还得继续，要弄清楚这种疾病到底已经传播了多远。”

　　这时，美国疾控中心收回了“就几天”的说法，几天很快变成了几个月。

　　在这段时间，他们两次走访了班巴地区所有的55个村庄。这55个村庄都发生了严重的疫情。后来，布雷曼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写道：“村民们对我们的到来感到十分恐慌，当我们说我们会尽力治疗病人，会全力阻止疾病的传播时，他们才松了一口气。”

　　当地有一个习惯，就是每当天花暴发时，人们便在村外搭建棚屋让患者单独居住。布雷曼鼓励村民继续使用这种方法来隔断新病毒的传染，并指定一个人（最好是感染过病毒后存活下来的人）来运送食物和水。他还要求当地人用漂白剂喷洒尸体，葬礼中禁止亲吻与抚摸死者遗体等传统仪式。

　　每次进入一个村庄、一所医院、一间民房，布雷曼一行都背负着一个看不见的思想包袱：我们将可能是下一个患者！“我们不知道病毒是如何传播的，”布雷曼说，“所以我们也开始监测我们自己。”布雷曼指示小组成员每天测量体温两次，如果温度升高，立即报告。那段时间，天气炎热，他们时常出皮疹，被蚊虫叮咬；而且工作量又很大，每天从一个村庄到另一个村庄，身体极度疲劳；加上对病毒的起源和传播方式缺乏明确的认识，这些令他们仿佛走到了绝境。

　　1976年的这起疫情在扎伊尔共确诊了318例感染者，其中280例死亡。五名国际委员会疫情调查成员的调查结果显示，大多数早期病例可追溯到亚姆布库医院那支没消毒的针头。

　　在调查即将结束时，专家们对这种病毒的命名进行了讨论。卡尔·约翰逊博士想起了直升机在班巴降落后，他们遇见的那条叫埃博拉的小河，于是，就提议用它来命名这种病毒，得到大家的认同。

来源 | 羊城晚报•羊城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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