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朱昌俊

春运火车票已进入销售高峰时段，不少热门路线依旧是一票难求。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市面上运营的抢票软件近60家。虽然12306多次声明，只有官方渠道最靠谱，12306已经开通了“官方抢票”的候补功能，但回家心切的人们还是会尝试用各种抢票方式。

前不久，江西南昌铁路运输法院公开审理了一起倒卖车票案件，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刘金福，通过抢票软件替实际购票者抢票，构成了刑法中的倒卖车票罪。那么同样是有偿抢票，为何网络平台可以，个人就不行呢？

其实，该案并不算“新闻”了。因为早在去年9月，南昌铁路运输法院就一审判决刘某某犯倒卖车票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124万元，没收犯罪所得31万元和作案工具。随后，当事人对判决不服，提起上诉。

在眼下的春运“抢票”高峰期再来审视这样一个争议性极大的案例，或更有助于我们厘清有偿抢票行为中的“罪与罚”。

此前的法院审理认定，刘某为他人有偿抢票，已经构成刑法中的倒卖车票罪，但是很显然，近几年各个网络平台推出的抢票软件，其实同样是有偿抢票。并且值得注意的是，在抢票软件刚开始出现时，也面临不小的争议。

尽管当前依然有消费者吐槽在抢票软件上加价也抢不到票，可抢票软件本身存在合理性的争议已经大为减少。就此而言，在各式抢票软件被社会所整体接受的大背景下，依然将个人有偿抢票行为纳入刑法的处置范围，恐怕并不妥当。

事实上，抢票软件被社会所逐步接受，其实已经释放了一个非常明确的信号，那就是在实名制购票时代，不能再完全照搬原有的刑法规定去随意翻开“倒卖车票罪”的老黄历了。

毕竟，实名制购票后，有偿购票，只能是一对一的购买，这与前实名制时代的黄牛“一买多”式囤票，乃至黄牛与铁路系统内外勾结的倒票行为，显然有着明显不同，其可能对购票秩序带来的影响，也与过去的倒票不可同日而语。

这也或是抢票软件被不少人接受的最大原因所在。如果在抢票软件的存在被默许的情况下，对个人有偿抢票行为祭起刑法大旗，既有违刑法该有的谦抑性原则，也未免给人以捏软柿子的嫌疑。

正如有律师所指出的，一般的有偿抢票属于民事代理行为，消费者选择更为便利的平台代自己购票，且自愿支付未超出合理范围的报酬，这应该是民法而非刑法规制的范畴。而这样的行为几乎每天都在发生，特别是在购票难的春运期间，那么法律对类似行为的定性就应考虑这个现实。

当然，面对业已变化了的社情，对于有偿购票行为，或的确如专家所建议的，有必要进一步明确法律边界，如规定收益超过一定金额，可以认定为抬高价格，倒卖火车票，低于一定价格，则属于劳务行为。但在这个边界被明确之前，对个人以刑法“伺候”还需审慎。

这个案例的出现，在一个快速发展、新技术应用不断加速的时代，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它背后蕴含着多重社会关系的失衡。

比如，快速变化的社会现实及观念与法律调整的相对滞后；比如个人行为与企业、机构行为在不同状态下的不同定性。仅举一例，网约车在最初零星出现时，也在不少地方被定性为“非法”，但当其发展到一定规模，管理上需要做的就不能只是作出合法与非法的判断，而是思考如何将其纳入法治轨道。

就此来说，包括抢票软件在内的有偿购票行为，都是时候在法律上获得一个更明确的说法了。

来源 | 羊城晚报
图片 | 新华社资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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