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仅35岁的艺人高以翔在宁波录制综艺猝死引发了大量关注。

这档深夜录制的综艺名为《追我吧》，是浙江卫视今年第四季度用来接棒《中国好声音》的重磅综艺，节目定位是“户外竞技综艺”，包含梅花桩、跑道、徒手爬高楼，高空牵绳跳跃等项目，对嘉宾的体力消耗很大。

另外有网友透露，该期录制是从26号早上8点30分左右开始的，截止到事故发生的1点45分，已经录制了超过17个小时。一时间，关于综艺节目录制时长和工作强度的讨论也不绝于耳，许多观众愤怒地在社交媒体上对节目组喊话：“别录了。”

舆论压力之下，浙江卫视已经发布声明表示目前节目暂时停录，但观众们并不满意。不少高以翔的粉丝都发出了“希望节目永久停播”的呼声，但他们未必能得偿所愿。与此同时，还有更多的没有曝光于大众视野中的节目依旧维持着高强度、几乎无间歇的录制，似乎并不为此事件所影响。

有网友评价如今的综艺是从“娱乐至死”到“娱乐致死”，综艺产业背后一直潜藏着的危机似乎终于浮出了水面。这些年的积极扩张下，我国综艺产业从节目内容到制作方式上都呈现出一种拼命往前狂奔的姿态，这种资本驱动的结构，造成了今天我们面对的荒诞现状——每个人都停不下来，哪怕有人已经倒在路上。

进击的综艺明星

《追我吧》事故发生后，同样参与节目的嘉宾陈伟霆的粉丝晒出了他的原定行程，同样清晰的显示了通宵录制，可见明星过劳已成为一种常态。但在综艺产业永不停歇的疯狂运营中，明星既是身心俱疲的受害者，同时也是积极的参与者——无论是否出于自愿，他们都已经被卷入了一个巨大的经济漩涡。

由于受众广泛、周期短、话题多、制作灵活等原因，近几年，综艺节目在中国遍地开花，已经逐渐替代电视剧成为了许多行业重要的经济来源。目前，各大卫视都把自己的核心综艺项目放在周末黄金时间段播出。爱奇艺、优酷、腾讯这几大互联网视频网站的兴起更催生了综艺的火热。

据统计，2019年上半年共计有95档综艺在播，其中网综有49档，台综46档。同时期，获准发行的电视剧也只有108部。据中信证券评估，2018年我国综艺市场大盘规模约为332.7亿元。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收视率主宰着电视媒体的生产，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在市场经济的背景下，各个电视/网络媒体都把目标放在了收视率/点击率上，尤其以争夺受众的眼球最为激烈。而好奇心、窥私欲和感官刺激这些能够超越阶层、地域、学历等社会属性，具有普遍性的趣味，最被节目制作方所看重——它们能够将受众最大化。

因此，天然具有吸引力保障的明星成为了节目的法宝。不可否认，“消费明星”现象的出现，确实引起了收视高潮，引起了大众的追捧。

在以曝光率为主打方向的诱导下，以明星为主导的综艺节目不断花样翻新，不断挖掘明星的每一个方面，身世、才艺、价值观、家庭/爱情关系，甚至家里的冰箱、背的包、淘宝的购物车都被放大展露在观众面前。

明星在节目中不断制造话题吸引观众，例如婚变、素颜、不为人知的癖好等类似的话题往往出现在节目播出后第二天娱乐新闻的头条位置以及微博的话题榜。

明星在艰难的生存环境中开始了对曝光率的争夺。一夜之间迅速蹿红的明星越来越多，但由于没有自己的定位，也没有影响力大的作品，又迅速被大众遗忘。在这个明星过剩、作品过剩的快餐时代，为了保证持续的曝光率，大量被“闲置”的明星便纷纷涌入综艺节目。

同时由于国内的综艺节目大部分属于周播节目，内容需求量大，且不像电视剧/电影等需要较长的生产周期，这就给这些明星转战各个综艺节目提供了大量空间，从而成为了明星持续曝光的不二法门。

再加上，相比于成本高、不确定性大、周期长的电影和电视剧，综艺是一个显而易见的捷径，能够更轻易的上热搜、立人设、带来财富，越来越多的明星变得依赖综艺。

《奔跑吧兄弟》让杨颖为人熟知，身价暴涨；在央视颇为严肃的撒贝宁参加《明星大侦探》展现出活泼的一面受人关注；多年没有引人关注的作品的小陶虹在《演员的诞生》里被观众交口称赞，贾乃亮李小璐的女儿甜馨靠《爸爸去哪儿》大火，从而让全家都获得更多关注…… 

“综艺咖”一词本带着演艺圈浓郁的“鄙视链”色彩，指没有演绎、歌唱、舞蹈等专业才华，但随着综艺产业的蒸蒸日上而走红的艺人。被称为“综艺咖”的明星越来越多，许多本来不参与综艺的明星纷纷“下水一试”，更有明星进入了“综艺狂热”之中，例如从2017年到2018年1月，明星沙溢就接了15档综艺。

综艺带来的不仅仅是关注度。对于明星来说，由综艺打造“人设”也许更为重要。英国电影学学者理查德·戴尔（Richard Dyer）在《明星》一书中指出 ，在消费文化的环境中，明星本质上是一种“人格消费”，他们会遵循预先设定的角色和标准维护形象。

并且，在综艺中打造的人设变现得比影视作品快得多，这是由于明星在综艺中的人设直接和明星本人形象相关，而不是某一个角色，明星得以把这种人设树立成自身产业链的重要部分。由综艺走红并树立新“人设”的明星除了代言、广告以外，甚至还可以直接建立自己的商业品牌，如谢霆锋在厨艺节目后成立的“锋味”产业，黄磊成立“黄小厨”品牌等等。

观众通过综艺节目对明星形象的认可度逐渐提高，随后就会进行相关的消费，从而完成了明星文化价值向经济价值的转化，完成了明星由生产到消费的基本程序，也就实现了明星利益的最大化。

所以，对于综艺节目的超时间、高负荷甚至疯狂的工作状态，大部分明星，或者明星的经济公司都不会拒绝。因为他们自己或经纪公司需要综艺节目带来的曝光。

在娱乐至死的当下，观众们不再是被动的接收者，甚至在唯收视率观念的导向下，他们成了节目成败的决定者。因此，观众的喜好决定了明星表演什么，他们能够为明星加冕，同时也能够对明星戏谑地脱冕。也正是在这一系列的对明星形象的颠覆活动中得到了情绪的释放，明星消费正一步一步走向非专业化和非艺术性的噱头表演。

甚至，竞品繁多的情况下，为了脱颖而出，许多节目逐渐大胆起来，明星如同马戏团的动物一样，被要求做着超乎自身能力的表演。

国内综艺节目早就开启了“虐星”的进程。例如《追我吧》之前就被爆出的有安全隐患的跳水节目中，与那几秒钟不专业也不具美感的跳水动作相比，节目主要还是用明星们身上的淤青、痛苦的呻吟以及嘴上高喊着“挑战自己”的口号来博取观众的眼球。

明星常常正面或反面直接拍在水面上，比影视剧中的暴力镜头来得更真实，镜头不再需要过度剪辑，跳水的镜头也不再需要借位，明星身上的伤痕也不再需要化妆，各种淤青、伤痛、晕厥等现象频频出现，观众也从中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情绪释放。

但对于这些超出能力限度，可能带来危险的节目安排，明星们也多选择咬牙坚持。单以《追我吧》节目为例，就出现了邹市明掉进海洋球池子，铁人三项冠军追得钟楚曦退出等情况。但大部分明星依旧保持配合的状态。

毕竟，因此成功的明星也比比皆是：李晨在《奔跑吧兄弟》中保持力气大的人设，被昵称为“大黑牛”，开始得到观众的喜爱，而郑恺则因为跑步速度快，获得“小猎豹”的美名。他们挑战自己、拼尽全力的姿态获得了广泛的好评，也为他们带来了实在的利益。

“跑通告”一词，精准形容了明星在综艺节目中的状态。这种忙碌乃至过劳的连轴转状态，正是很多明星所向往的，毕竟，忙了说明红了。在流量为王的年代，挟裹在产业中的明星们行色匆匆，难以停下脚步。

隐形的受害者

在这次事件中，明星是最明显的受害方，但隐藏在悲剧背后的事实是，那些比明星来得更早，走得更晚，薪资更低，工作条件更为恶劣的综艺节目制作人员是这一疯狂行业更隐形的受害者。

《追我吧》副导演周路莎曾在节目开播时发了这样一条微博称：“这个节目做起来真的是熬夜熬出水平熬出新高度。”但这种“熬夜”并非特例。综艺节目录制超时可以说是行业普遍现象，令大众震惊的“连续17小时参与录制”不过是从业者们再寻常不过的工作状态。

韩庚吐槽过《这就是街舞》节目组，说录制从第一天晚上7点开始能录到第二天早上8点，长达20小时，除了中间吃饭可以休息2小时之外都在工作。几个月前，朴树不满《乐队的夏天》录制到深夜，直接告知观众他到了休息时间且离开现场。

而其他爆款节目，无论是在卫视还是网络平台，无论哪个制作公司承制，如《奔跑吧兄弟》、《欢乐喜剧人》、《吐槽大会》、《中国达人秀》、《爸爸去哪儿》……都有超过8小时录制的经历。正如之前程序员996事件引起热议时，综艺娱乐制作行业就有从业者在网络上发言说：“996算什么，我们天天都是007。”

那么，这种不合理、危害身心健康的超时工作的常态是如何形成的？讽刺的是，在不少制作人员眼中，这种状态很大程度上是明星造成的。因为从节目组的立场来看，综艺节目的超时制作，是由有限的档期和高昂的成本所决定的。每档综艺节目的制作经费有限，而当红明星价格高昂，按时间签约拍摄。

在限薪令之前，一个当红偶像参与拍摄一期综艺节目的费用可以高达数百万元，限薪令之后，不少明星也可以利用其他名目收取费用。而且，明星的档期如此宝贵，如果有一位一线明星给出的档期低于节目组理想时间，那么节目组只能要求工作人员和其他嘉宾按照一线明星的档期赶工。

同样的，场租、器材、人工费用也是按天结算，尤其是明星费用占据了大头，综艺制作成本被一再压缩的前提下，所有综艺节目制作组的目标只有一个——在尽可能短的周期内完成录制，这必然导向超时工作。

于是在整个项目期，所有工作人员都累到心力交瘁，他们所遭遇的生理和心理折磨，可能比起明星来说有过之而无不及。

从工作时间上来看，在开录前工作人员要提前到现场布置，排练，进行技术检查，开录制回忆等一系列工作。录制完毕后，当明星嘉宾和观众都散去，工作人员还要进行空镜拍摄、收拾现场、拆景，以及开会讨论明天下次录影内容等一系列工作。

如果是导演组人员，还会继续对接后期剪辑。在录制期间，3-4小时的每日睡眠是从业者常态，摄像、收音等高体力强度的工作人员也如此，作息和饮食即为不规律。

从工作条件上来看，当明星享有独立休息间、高级酒店和精美餐食时，工作人员往往住在快捷酒店，甚至在野外搭帐篷，吃冷掉的盒饭。在一些看上去温馨动人、风景优美的慢综艺里，明星在乡间小屋展现村野生活的趣味，摄制组工作人员则在寒冷的户外站一整天。

长期如此，导致许多从事影视行业多年的工作人员都患有胃部、肝脏甚至心脏疾病。有网友戏称这种生活是“带着鲜活的梦想和比年纪大上许多的眼袋黑眼圈，在摄影棚里熬熬不完的夜，日常情绪崩溃”。

这种辛苦并没有得到丰厚的报酬。在好莱坞，影视从业人员工会规定超过8小时要提供1.5倍或2倍薪酬，超过12小时要3倍薪酬，如果是晚上8点到第二天6点也需要加晚班薪酬等。但在国内，由于行业波动大、不稳定，且平台方、明星等享有绝对的话语权，大多数从业人员都只是“被压缩的成本”。

加班费和多班倒都是不可能的，如果要付出高昂的人员工资，节目组宁可换成其他便宜的新人。正因如此，这一行业的人员流动十分频繁，不断有“新人”进入这个看似光鲜和有趣的行当，也不断有“老鸟”拖着疲惫的身躯离开。

在不少节目组的编导招聘启事中，都能看到令人心酸的一行要求：“年龄在26岁以下”。在这个数字中，体力标准的要求隐隐指向着比互联网996还惨烈的制作人员生存现状。

不仅如此，从某些意义上来说，比起其他产业的从业者来说，影视娱乐产业的劳动者更难以聚合起来共同对抗资本。大部分从业者缺乏一个充满集体感的工作环境：不像成百上千的程序员或者工人在同一个空间里同时工作，影视娱乐制作产业的从业者往往是分散的。

一个上百人的节目组虽然聚在一起，但充斥着许多作息不同、工作内容不同的工种，导致他们难以互相沟通和理解，甚至很少见面。例如编剧往往不会直接和灯光师有交流，前期和后期工作人员常常工作时间相反等等。

同时，这些劳动者内部也会因为权力的不均衡产生极大的阶层分裂——总导演、知名编剧或者制片人可以享受和明星同等的待遇，如更好的住所，食物或者更多的休息时间，与其他的工作人员区分开来。此外导演或制片人还在节目拍摄现场享有绝对的权力，这些与普通工作人员的隔阂让他们的连结变得艰难。

因此，对于大多数从业者来说，接受超时高强度工作为“行业常态”是在这一行工作的终极答案，他们当中不少人在拥有一定的从业经验和资源后选择成为自由职业者，尽管收入会因此变得更少和更不稳定，但能够在项目与项目之间的间隙中获得些许休息。然而，他们短暂的，个人的停顿并不能影响整个行业高歌猛进的步伐。

由此可以看出，永不停歇的娱乐产业中，“超时”问题的日渐合理化是一种全行业的共谋，是结构性且由资本导向所决定的，而并非出于简单的行业操守不够或者某一群体对另一群体的压迫。

一方面是平台/赞助商的要求，相比于影视剧动辄三五年的制作上映周期甚至无法上架而言，综艺节目的时间成本和资金成本更可控是最大的投资优势，他们希望用更低成本更快速生产更多、更新的节目；

一方面是明星产业的干涉，他们希望在争取更多的曝光量，同时获得更大的利益，保障参与节目的数量与收入；

另一方是制作方在经济和时间压力下的引导，他们也希望明星们连轴转个几天便能把好几期的节目全部录制完成，搞笑完成工作。

于是，这种长时间、高强度、高压力的工作状态，笼罩在每一个人的头上，当观众和嘉宾发出“别录了”的呐喊时，他们往往停不下来。这是一种当代典型的困境，昭示着一个像机器般高负荷运转的产业，如何用汹涌的资本吞没那些微不足道的个人。

来源 | 澎湃新闻
责编 | 郑少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