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羊城派记者 孙磊 吕楠芳

跟徐怀中老师约采访前，内心颇为忐忑：90岁高龄的他，方便接受长时间的采访吗？在电话接通的那一瞬间，他洪亮的嗓音、中气十足的一声“喂，哪位？”打消了记者心中的疑虑。

徐老师十分健谈，谈起文学与战场的经历滔滔不绝，中途每每停下来大笑。他一直关注着血色硝烟中的生活与生命，而不仅仅是战争本身，所以在残酷的岁月里，他总能捕捉到每一丝生命焕发的光彩。

在他的年代，他不断地“越位”，用不寻常的路子书写战争中个体的情感、自由的欲望，对此，他说自己“一直在孙犁的‘豆荚’下流连忘返”。

采访到后面，徐老师的嗓子沙哑，不得不歇停了几次，记者建议先休息，而他热情地说“再聊聊，我们再聊聊”。对他而言，《牵风记》更像是一部命运之书，谈起它，他就可以重温青春岁月的浪漫和激情，他就可以跨越时空和过去的自己对话，和与他共同经历过战争、一同哭过笑过战斗过的同志们对话。

（本报道为节选版，完整访谈请关注羊城晚报人文周刊）

关于《牵风记》：文革时曾亲自将第一稿付之一炬

羊城派：在90岁高龄获得茅盾文学奖，您有何感受？觉得意外吗？

徐怀中：这部小说写完后我想能够发表出来就很好，没有想过会拿奖。在获奖感言里面我也谈了，因为我以前没有写长篇，不知道字数要求，这次才知道茅盾文学奖长篇小说最低要13万字，我这小说再删减一点就不够字数了，就不能参评了。

短短的一小本书确实没有什么可以夸口的，但是这本书有所不同的是它经历了很长的一个过程，这个过程跟我们国家的发展形势、文艺发展所遇到的具体情况、波折都是有联系的，所以这本书从这方面讲颇有深意的。

我1962年就开始写，挺进大别山是解放战争中最有华彩的篇章，在这一次行动中，个人受到很严峻的考验和锻炼，所以我一直想好好写这本书。

我1962年写了20万字，后来去前方当记者就放下了，直到1966年文革开始，我就不得不把这个稿子付之一炬，赶快烧掉了，因为它赞颂的是刘邓大军，所以当时是忍痛全部烧掉了。当时烧的时候哟，又怕被红卫兵发现，又怕被朋友发现，一大堆纸点又点不着，非常着急！

到了1979年，思想解放，我在文艺思想上进行了比较深刻的反思，清理了头脑中有形无形的思想禁锢，创作也不再遵循概念化、口号化、公式化，要求自己有所创新、有所探索、有所改变。

这样一想，我原来的写法很陈旧，无非是从前的老路，尽管自己想写得有声色一些，但是总体上来说偏重于战争的进程、敌我的态势，这些内容占据了大部分内容，所以一回想也并不值得惋惜，如果当时出了书，不会是现在的《牵风记》。

到了2014年才又动手写这本书，我已经80多岁了。拖了这么久，实际上也算是自己漫长的创作准备阶段，可以说是厚积薄发，加上个中曲折，再来写作这本书，姿态就完全不同了。

我写作时在干休所，身心愉快，完全放开了手脚，做最后一博。我感觉我就像是一把步枪，一梭子弹哗啦打出去了，痛快淋漓！

所以，我的感想整体来说就是很激动，这本书真要能印出来就是好哇，自己的想法终于实现了，这也算是收官之作、夕阳之作，尽管是薄薄的一本小书，我还是非常珍视。

羊城派：为什么《牵风记》写的是战争题材，却用了如此诗意空灵的书名？有什么特殊的意味吗？

徐怀中：最初想用“牵风”，牵战略防御到战略进攻之风，刘邓挺进大别山的进攻就好像把战争的风头牵过去了，最初是这样想的，最后一看，写到人们回归到自己的历史原点，回到人类的原点，写得比较虚幻了，就像诗歌的国风之风，那我干脆就放开了，虚点就虚点。战争是以人的个体生命来结算的，很残酷，但是在特定情境下又将人性的光辉发挥到极致，人的感情、自由的欲望都是在战争中才能充分地表现出来。

是不是战争文学，是不是战争题材，在我看来没有差别。每个人应该写自己熟悉的生活，这样才有可能写好。不同题材相当于不同的生活面，文学的意义在于对生活面的深度开掘，如果战争文学仅仅停留在战争的事态，读者还不如看战史资料，看双方发出的电报。

我认为文学作品要表现战争的话，应该强调虚构的能力，要有充分的想象，这样你才能回归到小说创作固有的规律上来，否则就不是小说，而是半真半假半生不熟的战争史料，我觉得很多读者不会愿意看这种东西的。

羊城派：十几万字的《牵风记》，您写了四五年，平时写作速度一直比较慢吗？

徐怀中：我个人写作的时候有个不好的习惯，总是要把一个段落背诵下来才能写，写作中抠抠索索，总是在修改，这样就把写作过程拉得很长很苦，以至于到后来年龄这么老了，也不着急了，写到哪儿算哪儿好了。（大笑）

关于战争文学：我对孙犁先生是有信仰的

羊城派：有评论家说，您这部作品融入了孙犁的精神命脉，“完成了自己的心事”，您认同这种说法吗？能谈谈孙犁先生对您的影响吗？

徐怀中：我对孙犁先生是有信仰的，他的作品的重要性在于忠诚地记录了我们的革命生活。你看老舍先生写自己的生活写得多么好，但是你让他来写抗美援朝他不可能有那么深入的了解，当然写不过从小就参加革命的人，这就是熟悉和不熟悉的区别。孙犁先生不像别的作家，别人写革命总是带有一种理想的色彩，写成单色的，孙犁的作品既是革命的，生活的，又是艺术的，完全符合艺术创作规律。

他的作品里面特别是女性的形象非常鲜活，在农村长大的人就知道，他写的妇女形象非常生动。反应战争生活也包括革命历史的很多作品，包括我们奉为经典的很多作品中，我觉得孙犁最为突出。我特别敬佩孙犁先生，我觉得是他把战争引入到我们的文学创作中，我看别人的是漂浮的，只有他的是生活在泥土中，所以我一直在孙犁的“豆荚”下流连忘返。

附：徐怀中获奖感言↓

这次评奖才得知，茅盾文学奖的字数下限定为13万。事有凑巧，我的这本《牵风记》正好是13万字。也就是说，如果我再删去千儿八百，就凑不够法定字数，只能退出参评了。薄薄一本小书，无可夸口。我们刚刚欢度了新中国70周年大庆，如果与国家建设发展相联系，与个人的文学写作历程相联系，也还真的可以引出许多话题，回眸之下，不胜感慨。

人们思想十分单纯，丝毫不计个人得失，踊跃奔赴最艰苦的边疆一线，参加各项建设。我当时20岁出头，深入进藏部队及康藏地区，创作了长篇小说《我们播种爱情》等。艺术上并无太多斟酌，却满腔热情，见证了那个百废待兴、蒸蒸日上的黄金年代。

至1979年，我已年过半百，正值改革开放大潮涌动，为文学实践注入了新的活力，我头脑中有形无形的种种思想禁锢被冲刷干净。我借小说《西线轶事》做了一点新的探索与开掘，为回应思想解放运动，交出了自己的一份答卷。

2014年，经过一个寂寞而又漫长的创作准备阶段，我着手打磨长篇《牵风记》。赶上改革开放新时代到来，我们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如一艘巨轮，正顺风顺水全速前进，作为离退下来的耄耋老人，同样深受鼓舞与激励。我身心愉悦、精神抖擞，完全放开了手脚，竭力做最后一搏。一本夕阳之作终于让我给对付下来了，倒也痛快淋漓。

吐噜一下，一梭子弹尽数打了出去。继续射击，要更换备用弹夹，留给我的时间有限，怕是来不及了。或许日后可以再拾起短篇来，以延续《牵风记》的未尽之意。此时此刻，我不能不向《人民文学》杂志社、人民文学出版社领导及责任编辑表达我衷心的谢意。

两个编辑部义无反顾，迅速推出了这部作品。感谢相识或不相识的读者，乐意接受我的这一份迟到的献礼。当然，少不了也还要感谢我的老妻于增湘，家庭是我坚固的大后方，没有后方总动员的全力支援，这一场战役我打不下来。（徐怀中于10月14日第十届茅盾文学奖颁奖典礼发言）

个人简介

徐怀中，1929年生于河北邯郸市峰峰矿区。1945年太行中学毕业后入伍。著有长篇小说《我们播种爱情》等。短篇小说《西线轶事》获1980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长篇非虚构文学《底色》获第六届鲁迅文学奖报告文学奖。

第十届茅盾文学奖授奖辞

《牵风记》闪耀着英雄之美、精神之美、情感之美和人性之美。徐怀中以超拔的浪漫主义激情，在雄奇壮阔的革命战争背景下，深情讴歌山川大地上生命的高贵、勇毅、纯真与飞扬，对人与战争、人与自然、人的超越与升华等文学的基本主题展开了新的诠释。金戈铁马与诗书礼乐交相辉映，举重若轻而气势恢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羊城派 pai.ycwb.com)

来源 | 羊城派
图片 | 受访者供图
责编 | 郑少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