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源：微博@吴知山

10月14日，香港法律界爆出了一则重磅消息。香港大律师公会前副主席、资深大律师蔡维邦辞任香港大律师公会的职务，他斥责公会对于示威者的暴力“可耻地保持沉默”，并认为公会卷入政治立场，针对警方、无视示威者的暴力行为，与法治原则背道而驰。

蔡维邦在《南华早报》撰文。

蔡维邦师承“刑事天王”、资深大律师骆应淦，是公民党党魁杨岳桥的授业师傅，2018年成为香港100名资深大律师之一。什么原因令他如此失望？

法治是香港赖以成功的基石。律师等法律从业者在香港拥有较高的经济地位与社会地位，是名副其实“精英中的精英”。然而，在此次反修例风波中，以郭荣铿、陈淑庄、杨岳桥等为代表的法律界“政棍”，却将政治野心凌驾于法律尊严之上，公然为暴力辩护，煽动更多的年轻人走入歧途；他们醉心于政治表演，甚至勾连外部势力，一心要将香港搅得鸡犬不宁，将香港的法治推入深渊。

香港“大状”的从政风潮，大约要从民主党创党主席、资深大律师、“大汉奸”李柱铭说起。李柱铭最大的特点就是“两面派”——在他最专业的法律领域，总是能展现惊人的“变脸”绝技。

1998年12月9日，在香港立法会的一次会议上，李柱铭就曾以“逃犯危害香港安宁”为由，提出推动内地与香港之间相互移交罪犯。21年后，他的态度180°大转弯，高呼“移交逃犯的修订将会摧残香港这个自由城市。”变脸之彻底，令人咋舌。

在“变脸”这件事上，香港的许多“大状”政客，都深得“祖师爷”真传。前不久，香港特区政府引用《紧急法》订立《反蒙面法》，一帮“大状”纷纷急得跳脚，千方百计阻拦，上演了一场集体“变脸”的大戏。

其中，郭荣铿坚称，政府引用该法是褫夺立法会权力，斥责这是迈向极权，箝制港人自由、破坏香港法治，使社会进一步撕裂。

然而他大概忘了，这部法例曾被他奉为“救命仙丹”。2018年9月，台风“山竹”吹袭香港，公共交通尚未完全恢复，特首林郑月娥称无权宣布“停工”。此时郭荣铿义正言辞表示，根据《紧急法》，行政长官可就紧急情况订立规例，“条文中并没有订明范围有多阔，行政长官绝对可以宣布灾后翌日为公众假期。”

郭荣铿反对订立《蒙面法》

仅仅1年之后，《紧急法》又成了他们口中的“洪水猛兽”。郭荣铿等24名反对派立法会议员向法院申请临时禁制令及司法覆核许可，极力阻止特区政府引用紧急法止暴制乱。较之李柱铭，“变脸”的速度已经快了不止十倍。

同为律师的全国政协委员黄英豪批评反对派如患“政治健忘症”，眼中“只有利益，没有是非”：“当有利于他们的时候，动用什么法律都可以，当不利于他们的时候，用什么法律都不行，简直就是双重标准！”

与医生一样，专业领域的知识和权威是律师的立身之本。倘若一个医生今日给你一味“救命仙丹”，声称包治百病，明日却翻脸不认人，直说“仙丹”是“毒药”，吃了必死无疑，这岂能不叫全港的“患者”胆战心惊？这样的专业人士，又谈何专业、谈何操守、谈何权威？

如果说“变脸”是政棍的基本素养，那么“告洋状”就是乱港分子的惯用伎俩。“叛国乱港四人帮”就频频出访，与英美势力勾勾搭搭、暗通款曲。

郭荣铿和陈方安生与佩洛西会面。

今年3月，陈方安生、郭荣铿、莫乃光三人到美国“访问”，获美副总统彭斯会见，又获安排与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及国会议员座谈。

郭荣铿等人在与佩洛西会面时，公然要求对方介入香港事务，阻止《逃犯条例》的修订。

此后，郭荣铿多番与特区政府唱反调，并表示理解美方对香港落实“一国两制”的忧虑，同意“一国两制”现在是“走在一条错的路上”。

没有“老汉奸”提携怎么办？各位大律师为“告洋状”各显神通。比如，杨岳桥选择登上BBC的访谈栏目。当天，他颇为精心地打扮了一番，梳着一丝不苟的发型，穿着笔挺有型的西装，不料却忘记对自己内涵的修饰。

杨岳桥接受BBC专访。

当他侃侃而谈，称香港当前的体制无法代表人们的利益、中央在基本法中承诺普选时，主持人一针见血地指出，“你们在向中央要求一项连英国人都从未赋予的权利”，让杨大状哑口无言，笑容在脸上逐渐凝固。这一幕成了此次对谈中最广为流传的片段。

陈淑庄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会议发言。

陈淑庄则跑到了联合国，在大会发言中“选择性失明”，一味地描述香港警察执法行为，甚至仔细到发射了多少枚催泪弹，却只字不停暴徒投掷了数不清的燃烧弹。更令人震惊的是，她将未查明真相的“爆眼女”事件的“黑锅”直接扣到了警方头上，言之凿凿，毫不脸红。

为什么乱港分子都爱“告洋状”？也许因为他们很多都不是香港公民。例如，毕业于墨尔本大学法律系的法政汇思前召集人任建峰，不断在香港煽风点火、放言无忌，原来他私下曾透露，自己一家早年已移民澳洲，香港一旦出现乱子，令他无法继续留港，他仍可以返回澳洲生活。

为了投身乱港第一线，这些法律界政棍剥下了社会精英的伪装，放弃了作为专业人士应有的理性精神，肆意践踏法律。

陈淑庄大闹立法会。

陈淑庄就经常以身试法，成为规则的破坏者。10月16日，当特首林郑月娥到立法会宣读施政报告时，陈淑庄伙同几名反对派议员，一会厉声高叫口号，一会挥舞横幅标语，一会又用投影仪照射特首的脸，导致报告无法正常宣读，立法会休会。期间，陈淑庄一度情绪激动，想要跳上桌子喊叫，最终被驱逐出场。

这样撒泼式的表达方式，很难让人与她大律师的身份联系在一起。更难以置信的是，她前不久自称自己患有脑瘤，刚刚接受完开颅手术。

陈淑庄出庭时面容憔悴。

6月10日，陈淑庄作为“占中”骨干分子之一，仅获判八个月监禁，缓刑两年。这要归功于医疗报告显示她脑部患有一颗良性肿瘤，刚做完脑部大手术。医疗报告还说，她必须继续接受放射治疗，有严重的副作用。

而三个月后的今天，她已经可以跳上立法会的桌子指骂特首，与市民正常理解的“有病”实在有天壤之别，令人不禁感慨现代医学竟然“昌明”如斯。建制派议员何君尧认为，陈淑庄的脑袋“神速地康复”，“表现异常活跃”，“可以立刻返回监仓服刑”。

耍小聪明、利用规则漏洞玩弄秩序和司法，只是小儿科。更多的反对派大律师披着法律的外衣美化暴力，煽动年轻人走上街头。

杨岳桥为失言致歉。

在反新界东北发展案一众被告入狱时，杨岳桥曾公然说：“案底令人生更精彩。”身为律师，公然鼓动他人犯法、坐监、留案底，毫无底线；利用青年作“政治烂头卒”，政棍嘴脸令人不齿。

蔡维邦立场鲜明地指出，“法律领域的工作经验告诉我，任何人是无法把犯罪行为进行美化的。”不知当他看见自己的弟子杨岳桥冲在暴动的第一线，频频为暴徒辩护时，心中是何滋味？

时至今日，杨岳桥的社交媒体还保留着2018年他祝贺师傅蔡维邦成为“资深大律师”的推文，而两名昔日的“律政精英”却在不同理念的驱使下，相互“割席”，渐行渐远。

“手足记得，需要什么帮助，联系星火，电话是……”这是在反对派年轻人聚集的论坛“连登”上频繁出现的一段话。这个“星火”似乎无所不能：募捐筹款、法律援助、出庭陪同、日间三餐、夜间留宿、失物找寻等等，是许多参与示威游行的年轻人心中，一株可靠的“救命稻草”。

像“星火同盟”这样涉及法律援助的非营利性组织，在此次运动期间纷纷冒头。例如拥有多名大律师的法政汇思，以及民间人权阵线义务律师团体等，都声称为示威者提供各类与法律相关的援助和支援。但是，这些法律援助组织到底是“救命稻草”，还是“压垮骆驼的稻草”？它们的真面目究竟为何？

这些非营利性的组织到底在做什么？根据法政汇思的官方主页，该组织宣称其自成立以来，一直站在民主运动的最前线，致力捍卫人权和法治。组织透过为本地及国际传媒撰写文章和参与访问、法律研究、草拟议案、教育研讨会、学校讲座、街站、集会、社会运动和小区工作积极参与小区事务。

这看起来和平、理性、无公害。然而，他们所真正参与的，根本不是什么“小区事务”。从其成员发表的文章可以看出，他们反对“一国两制”和基本法，具有鲜明的政治立场与政治主张。

在反修例期间，他们粉墨登场，开始了一场大戏。6月3日，法政汇思发布了一条名为“黑衣游行”的活动，呼吁法律界人士及法律系学生参加游行。

论实力和影响力，与民间人权阵线等“大台”相比，法政汇思38000的脸书粉丝和7000多的推特粉丝似乎不太够看。但是号召并非它的强项，它最擅长的还是凭借自己的法律专长，推出“有理有据、令人信服”的“洗脑包”。

其中，“点解要反送中：一定要知！”是一张九宫格的简易图文，将本来为避免香港成为逃犯天堂而修订的条例全盘曲解。它提出“修例后大陆可以要求港府扣押港人财产”、“只要罗织商业或性罪行，可滥捕政治异见人士”、“行政长官听命于中央无法拒绝无理引渡要求”等一系列危言耸听、莫须有的言论，企图制造香港人的恐慌情绪。

图文中还巧妙地放入了李安然、吴霭仪等大律师的头像，通过“法律专家”的形象将内容伪装得权威、可靠，同时利用香港和中国内地排名对比等数据，进一步增强了感官上的可信度。

这不是一篇简简单单的“科普”，而是具有极强政治色彩和煽动性的文宣。它利用了年轻人对法律界人士的尊重和信赖，让他们相信逃犯条例是“恶法”，煽动他们走上街头。

“法政汇思法律知识懒人包全套”广为流传，囊括内容繁多，解释什么是保释、踢保，拘捕找谁求助，参与被下达反对游行通知书的集会会怎样等等，看似为许多激进示威者“免除后顾之忧”。组织召集人之一的李安然曾在公开场合向香港大学学生讲解被捕后应做的事。

李安然教导学生被捕后怎么做。

这类“后勤保障”，星火同盟也在做。该组织声称为被捕、被囚者提供各种支援服务。具体包括免费被捕保释及有关法律咨询、被捕者上庭护送及紧急医疗自主、探访及援助在囚人士及其家属，以及协助他们获释后重新就业等。

“如果暴徒们接收到某种信号，认为自己在法律界内部有可靠的盟友，那么他们便会更加肆无忌惮地采取更加极端的行为，这将对我们的社会造成更为严重的破坏。”香港资深大律师蔡维邦说。

如果说，给这些孩子一颗“燃烧弹”是杀人的话，那么提供这样一套法律“洗脑包”则是诛心。在他们内心深处种下了一颗仇恨、偏激种子，并告诉他们不用自己的所作所为付出相应的代价，年轻人自然成为他们驱使、操控的马前卒。

这些公益组织“业务范围”广阔，要维持组织的运作，没有足够的人力、物力、财力是不行的。细究这些非营利性组织的背后，就会发现，反修例运动“无大台”的谎话几乎是一戳就破。

法政汇思周年晚宴。

看看法政汇思周年大会晚宴的照片，颇有一些乱港分子“大联欢”的意味。晚宴邀请了民主党、公民党、香港众志同社民连等政团成员参加，黄之锋、梁天琦、戴耀廷、朱耀明等都是他们的座上宾。

法政汇思组织成立于2015年1月27日，即非法“占中”结束后不久，是一个由香港大律师、事务律师、法律系学生及拥有法律学位的人士组成的专业团体。组织核心成员约30人，前任召集人为任建峰、梁允信、文浩正、蔡骐；新一届召集人包括李安然、吴宗銮、jasonY. Ng。

法政汇思召集人。

这些律师当中，多人与“叛国乱港四人帮”交情匪浅。占中期间，任建峰被发现与黎智英、李柱铭等人“有讲有倾”，并与黎智英一同参与登山活动，途中交谈照片证明两人关系密切。

而法政汇思的骨干成员，主要是反对派公民党的成员。其中，任建峰与公民党资深成员张达明一起为公民党合作撰写有关政制的文章，梁允信曾在2016年为公民党创党成员郭荣铿站台，黄鹤鸣为公民党执委等。

《文汇报》称其为公民党B队，公民党许多反动的政治主张不方便也不敢直接说出口，如违反基本法、挑战中央、鼓吹“港独”等言论。而通过法政汇思包办，可以对外输出公民党的言论主张，全力为公民党助选。

民间人权阵线法律团队则拥有超过40名的事务律师和大律师，包含潘熙、张健利、陈文敏、陈志鸿、夏博义等资深大律师。其中，“民阵”资深律师张健利曾于2016年被目击与黎智英、李柱铭、前公民党主席余若薇等人深夜密会。夏博义则在李柱铭的建议下，于1995年在香港创立了人权监察组织，其收入来源于美国民主基金会。

星火同盟前身为“初一的月光”。

星火同盟前身为“初一的月光”，先后爆出钱银纠纷、内讧不断，部分成员被指“捅穿柜底”，引发多次骂战。由于各怀鬼胎，部分成员另起炉灶，改头换面成立“星火同盟”继续吸水。

该组织以“支援抗争者”的旗号筹款，但是大多数成员来自“港独”组织。目前，星火同盟基本由香港民族阵线操控，大部分成员都是香港民族阵线成员，指挥者亦是香港民族阵线头目阿汤（原名卢溢燊）。

资料显示，黄之锋、梁颂恒等人参与及支持了星火同盟组织的活动，而这些人都有强烈的“港独”倾向。

反对派反中乱港的丑恶面目早已暴露无遗。然而，那些相信所谓的法律专业人士的话，受到组织“亲切”帮助的年轻人，却还蒙在鼓里，不知道自己已经是受到反对派摆布的一颗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