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羊城派记者 吕楠芳

11月1日，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写作中心在北师大珠海校区主办了一场“三十年•四重奏——新生代作家四人谈”的专题讲座，北师大驻校作家毕飞宇，北师大文学院教授、文学批评家张清华，以及李洱、东西、艾伟等三位作家，一起重新梳理、回顾他们所置身的文学代际——“新生代作家”，这一群体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在文坛涌现，至今30年过去了，有关他们的群体画像却一直模糊。

作为先锋文学之后又一波现象级的文学思潮，“新生代作家”中的佼佼者们都已经各自呈现出完整的写作风貌。

同时期的他们有哪些代际特征？他们何以能“抱团”跻身文学史的严肃命名序列？

关于这些问题的追问和探讨，或将对延续文学思潮和助推当代文学的经典化有着重要的意义。

他们是谁？

“不被人赏识的野百合花香”

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总是离不开理论和命名。当代文学史上，伤痕文学、寻根文学、先锋写作等都是针对特定作家群体及创作现象进行的命名，但是进入21世纪后，作家被草率地归类为70后作家、80后作家、90后作家，这种简单粗暴的命名方式失去了学术的严肃性，更不存在长远批判的空间。

而在先锋写作之后、所谓70后作家之前，有一群60后写作者主导着九十年代的文学潮汐，他们一改先锋作家的凌虚蹈空，向习焉不察的日常生活投以敏锐的注视，至今已经留下了许多杰出的作品，然而，文学史对他们这个群体的命名却一直模棱两可。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

毕飞宇说，九十年代是一个特殊的时期，虽然当时文学很繁荣，“新生代作家”可能有上百人之多，但批评家们却不再待见自己的本职工作，不愿意去做天才般的发现和命名，换句话说，写作虽然在延续，命名却中断了，“我们成了个体户”。

“我们所拥有的不过是历史之内和历史之外的一瞬时，一道消失在阳光中的心烦意乱，不被人赏识的野百合花香......”李洱对“个体户”的落寞也深有感触，他用艾略特《四个四重奏》中的这句诗来形容他们这代人就像“不被人赏识的野百合花香”。

三十年过去了，这些“个体户”中坚持写作到今天的人所剩不多，不过，坚持下来的大多成绩斐然。在文学批评家、作家出版社社长吴义勤看来，九十年代成名的很多作家已经是中国当代文坛实实在在的一线作家。

这也是为什么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写作中心组织这场“四人谈”的原因。

张清华认为，重新提出“新生代作家”的命名，一是因为他们持续三十年的写作确实值得研究和总结，二是为了延续当代文学的思潮和谱系，让文学批评重新回到“正轨”。

他们做了啥？

在现实和文学之间建立直接联系

普通读者可能更为关心，“新生代作家”究竟做了什么？他们凭什么能和先锋写作一样进入文学史的命名序列？

张清华打了个比方：“如果说先锋文学是天外来客，‘新生代作家’就是让先锋文学落地、接地气，和现实发生密切关系的一群人，他们的写作既具有极高的艺术难度，更具有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能够推动当代文学的潮流持续向前，并确实留下了非常重要的文本。”

李洱很认同“落地”这个说法，他认为先锋文学的作品凌空蹈虚的成分非常多，在先锋作家虚构的作品中，几乎不写自己，而到了“新生代作家”的笔下，“我”以及“我”的生活开始进入小说文本，并不断努力去表达更为深入的自我。

东西在新生代的写作中看到了现实的“反弹力”。

“ 我们模仿现实，变成现实，到最后现实发现我们有病，我们一直没有放弃对现实的感受，包括现实力量的强大，在我们身上是有反弹力的，现实越强大，作家身上的反弹力就越大，当然我们也跟着先锋小说学习技术，但我们始终保持一点距离，警惕仅仅往技术方面走。”

因为追求从“无我”经验向“有我”经验的转化，第一人称叙述成了“新生代作家”的一个显著特点，文本中的经验也逐渐远离宏大叙事和集体意识形态，而变成了一种完全个性化、私人化的“经验”。

吴义勤曾在文章中肯定这种探索：“他们使人类的一切‘经验’都得到了敞开并从容而堂皇地进入了文学的领地。”

“即便小说是第三人称写的，但小说实际上是第一人称讲的，隐含了第一人称的视角。毕飞宇有一个说法很精彩，他说他的小说是1.5人称，确实是这样。”

李洱认为，“新生代作家”通过着力写人物接续了中国文学传统，形式实验和语言实验不再是文学的主要追求，他们更热爱面对现实，在现实和文学之间建立一种非常直接的联系。

他们的幸运

重新挖掘和改写社会主义历史经验

虽然用年代或年龄来概括一个群体不甚科学，“新生代作家”之所以能成其为一个流派，必须首先承认代际的存在。

艾伟从出生年代的角度，讲述了年代对于他写作的影响。

他说，出生在60年代的人有历史感和宏大的理想主义情怀。80年代结束、90年代开启是文学创作的重要分水岭，作家的写作从宏大的理想主义倾向进入了有个人倾向的碎片化写作，这时的写作需要处理更为复杂的精神疑难。

“代际这个问题在中国是存在的，每一代的经历都不同，中国变化太快了，引用余华的话，他说我们活40年相当于西方活400年，所以西方可以说只分活着的作家和死去的作家，而我们的代际划分则要更复杂得多。“艾伟说。

拥有无比厚重的历史感，对作家来说或是幸事。李洱解析“新生代作家”的经验构成发现，同时代的他们同时拥有社会主义经验、商品经济经验以及全球化经验，三足鼎立的经验构成了特有的写作风格。

正因如此，这一代作家在处理当代经验时，往往表现出一种过人的敏锐。

“以毕飞宇的《玉米》《玉秀》《玉秧》为例，他处理的就是社会主义时期农村的经验，但他的处理方式和原来赵树理、路遥的不一样，他的写作展示了农村社会结构当中所产生的微妙的生存情境，这种生存情境对人性进行了压榨和扭曲，通过三姐妹不同的经历、个性来呈现，既显细，又有历史的深度。”张清华说，李洱的《应物兄》、东西的《耳光响亮》、艾伟的《爱人同志》都是“新生代作家”直面历史经验的杰作。

吴义勤认为，一方面，他们对过去边缘性或被遮蔽的“中国经验”进行挖掘，另一方面，他们对既有的、符号化的“中国经验”进行了改写。“新生代作家”从各个不同的侧面完成了对于历史、革命、启蒙、乡土、人民、传统等“中国经验”与“中国话题”的重新叙事，并极大地改写了“中国形象”。

【名家语录】

新生代小说家是在20世纪90年代当文学在商业语境和意识形态语境中面临双重失语危机的情形下崛起的，它既证明了中国文学具有自我调适以应对各种考验的生存能力，也从普遍的意义上证明了文学的生命力和永恒性。

在一个对文学普遍持悲观和怀疑主义态度，甚至有人宣称“文学即将死亡”的时代，新生代作家充满活力和时尚性的出场方式让我们看到了文学的未来与希望。

新生代小说显示了文学自身独立“自由”发展的内在要求。作为多元化文学格局中切实的具有生长性的“一元”，其文学史价值不可抹杀。

——吴义勤

新生代作家从90年代后期登上文坛到现在刚好30年，这绝对不是可有可无的事，值得研究、总结和充分重视，因为他们对延续当代文学的思潮和谱系作出了特别的贡献。先锋文学之后，如果要找一个特别具有继往开来意义的文学现象，那一定是新生代。

——张清华

作为从业30年的人，虽然一直是以个体的风貌呈现，但内心没有任何憋屈、没有任何扭曲、纠结和抱怨，我们这些作家没有得到命名没问题，丝毫不影响我们的写作。

但这个话题出现了，我们这代作家肯定是开心的，最起码对未来研究中国文学的时候，如何从代际出发，如何从文学的文脉出发，更加科学地概括、总结先锋以后的文学，我觉得是大有好处的。

——毕飞宇

【名家面对面】

毕飞宇：著名作家、北京师范大学驻校作家、南京大学教授。著有《玉米》、《青衣》、《平原》、《推拿》等。获第八届茅盾文学奖。

李洱：著名作家。著有《花腔》、《石榴树上结樱桃》、《应物兄》等。获第十届茅盾文学奖。

艾伟：著名作家、浙江作协主席。著有《风和日丽》、《爱人同志》、《整个宇宙在和我说话》等。

东西：著名作家、广西作协主席。著有《后悔录》、《耳光响亮》、《没有语言的生活》等，多部作品被改编为影视剧。

来源 | 羊城派
图片 | 北师大国际写作中心提供
责编 | 郑少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