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的来说，母乳库是平稳发展的。”

刘喜红是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下称“广州妇儿”）临床营养科主任，也是中国大陆第一家母乳库——广州妇儿母乳库的负责人。

她口中的“平稳发展”包含两层意思：积极一面是全国母乳库数量增至25家；消极一面是这种发展波澜不惊，6年多来母乳库的捐献人数、捐献奶量没什么突破。

这句话是刘喜红接受记者采访的开场白。镜头前，她穿着平底鞋、白大褂，熟练地摇晃装有淡黄色母乳的奶瓶，重复着母乳喂养的好处和母乳库的重要性。这些话，她不知说过多少次，一批又一批的领导、记者到来，一波又一波喧嚣散去，母乳库依旧平静。

▲10月18日的广州妇儿，刘喜红接受采访时讲述母乳喂养的好处。新京报记者 梁静怡 摄

从2013年广州妇儿母乳库运行起算，6年半的时间，中国大陆的母乳库数量仍然只有25家。在刘喜红看来，整个母乳库行业还是一颗种子，刚刚破土而出，尚未茁壮成长，“大家可能都在等待契机。”

契机或许很快到来。作为中国第一部涉及母乳库的地方法规——《广州市母乳喂养促进条例》于10月29日通过，其中规定鼓励和支持医疗机构设立母乳库，向社会采集母乳，供有需要的早产儿、病重患儿等使用；鼓励有条件的哺乳期妇女向母乳库捐献母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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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863

9月16日，生完二胎大约两个月的李佳（化名）第一次到广州妇儿捐献母乳。

母乳库位于住院部粉红色大楼的5层，但走进一层大厅，看不到任何路线指示牌，就连电梯内的楼层指引也只标出了5层的日间病房、礼堂，未出现“母乳库”。

走出电梯，左手边的玻璃大门上贴着“此门常闭”。门后不到5步是一间十几平米的办公室，被分为办公区、接待区、挤奶区、操作区。接待区有两张红色波点布椅，椅子间的圆桌上是两台黄色吸奶器、一箩筐一次性奶瓶和纸巾，椅子上方的宣传板上写着“请和我们一起支持母乳喂养！”

这就是广州妇儿的母乳库。李佳没想到它这么小，“我以为会是一个仓库”。

李佳拉上挤奶区的淡蓝色帘子，对乳房清洁后吸出了150ml母乳。母乳瓶的标签上写着“863”——她是这家母乳库的第863位母乳捐献者。

▲9月16日，李佳在广州妇儿捐出第一瓶母乳。受访者供图

一块灰色隔板背后就是操作区。李佳捐献的第一份母乳，会先被拿到操作台旁的蓝色的母乳分析仪检测营养成分；然后用灰色巴氏消毒机消毒，62.5℃，30分钟；最后，母乳被放到零下18℃左右的冰箱里冷冻储存，保质期3个月。

为了保证母乳达到健康、营养良好、可信赖三条标准，捐献前，母乳库的护士肖妮蓉给李佳打过电话，问题包括但不仅限于宝宝多大，奶量多少，是否大量抽烟、饮酒、喝茶，是否吸毒或进行长期药物治疗……近6个月内，接受过输血的捐献者会被排除在外。

电话“面试”后，肖妮蓉还带着李佳在医院做了抽血体检，以排除乙肝、丙肝、梅毒、艾滋、巨细胞病毒等传染性疾病，费用由医院承担。

肖妮蓉说，像李佳这样的捐献者，母乳主要会捐献给在医院出生的早产儿。这些早产儿体重大多低于1.5千克，有些还有肠吸收不良、喂养不耐受、免疫缺陷病、术后营养不良等问题。

何昕就是这样一个孩子。2016年5月，何昕只在妈妈肚子里待了26周就出生了。他在保温箱里住了100多天后出院，却很快得了肺炎，呼吸困难，嘴唇发紫，情况危急。

专家会诊时，刘喜红提出尝试母乳治疗，可何昕的妈妈没有母乳了。医生告诉她，可以申请使用母乳库的母乳，那些母乳来自健康妈妈，但可能存在不可预测的风险，比如捐献者病情属于潜伏期，消毒过程存在感染等。何昕妈妈同意了。

吃到捐献的母乳后没几天，何昕的脸色就从蜡黄变得红润，肠胃功能很快恢复正常，黄疸指标也下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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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仅有25家

李佳踏入的母乳库建于2013年3月，是中国大陆第一家母乳库。它的筹建人刘喜红第一次见到母乳库是2011年夏天，在美国中部的艾奥瓦州。

刘喜红至今记得当时的震撼，那是一栋占地面积广阔的建筑，整座楼都是母乳库，储存房里是一排排灰色的冰箱，“每台冰箱都很大，装满了合格的母乳。”

艾奥瓦全州人口不到316万，母乳的捐献量、需求量都这么大，那人口将近1500万的广州呢？从美国回来，刘喜红就向医院提出建立母乳库，院长很支持，两年多的筹备后，广州妇儿的母乳库诞生了。

与母乳库发展成熟的欧美国家相比，中国人口基数大、早产儿多、母乳需求量大，母乳库规模和建设速度应该快速提升。但现实远远落后于理想，截至目前，中国大陆只有25家医院建立了母乳库。

“直到现在，一些四五线城市的医院可能没有想过要建立母乳库。因为母乳库主要针对危重病早产儿，这些患儿基本都会往大城市大医院送，所以它们不需要母乳库。”在佛山市妇幼保健院（下称“佛山妇幼”）营养科主治医师、母乳库项目跟进人谢绮平看来，母乳库的发展或许只能局限在省会或相对发达的地方。

▲广州妇儿母乳库外景。新京报记者 梁静怡 摄

佛山妇幼是在2017年想到建立母乳库的，但到了2019年，项目还在筹划中。

“场地是最大的问题，不是挪一块地那么简单。”谢绮平说，母乳库对空气、卫生要求很高，房间至少要有两个门，母乳运送通道、医用垃圾运送通道不能重合。但佛山妇幼用房紧张，场地之事一直搁置，直到2018年6月医院有了新址，问题才被解决。

启动资金是另一个难点。谢绮平算过一笔账，母乳库至少要有两台医用吸奶器，价格12万元；医用冰箱要有一大一小，还要有巴氏消毒仪、两台超净台、母乳分析仪，保守估计总价50万元。谢绮平说，这些钱完全由医院负担。而2007年宁波想要建中国第一个母乳库时，就是折在了启动资金上。

有了场地和钱，如何设置捐献、受捐规则是摆在所有母乳库面前的问题。“我们当时只能参考国外经验，但并不都适合中国国情。”南京市妇幼保健院（下称“南京妇幼”）儿科主任、母乳库负责人韩树萍说。

最重要的一点是受捐者是否要为母乳付费。在美国，母乳库的母乳本身不收费，但因为有检查、运输、人员等支出，受捐者需要为每盎司母乳付费3-5美元。但在中国，医院是事业单位，没有物价部门的许可不能收费。“现在对大医院，启动资金50万不算什么大问题，关键是后期运营成本，每年还要50万。”谢绮平说，从经济效益考虑，医院没有入账，完全是亏钱的，“所以建母乳库需要下很大决心。”

此外，国外的母乳库没有挤奶间，挤奶在家进行。第二天，母乳库流动车经过社区，存好的母乳倒入流动车。但在国内，最初只能接受到现场捐奶，怎么设置挤奶间、捐献前为妈妈检查哪些项目等，都要自己一点点摸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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奶源告急

从试运营开始，广州妇儿的母乳库就面临缺奶的困境。

2013年3月，为医治一名患有自发性肠瘘的婴儿，广州妇儿决定尝试母乳治疗。但母乳库里没奶，刘喜红就跑到妇产科，对着产妇们一遍遍介绍，“我是营养科的大夫，如果你的奶多，我们有个母乳库，可不可以捐一点？”

刘喜红常常话没说完，就被产妇或家属拒绝了。一名陪房的老人一边挥手，一边嫌弃地说“没有，出去”。

打破僵局的人叫徐靓，是广东电台的主持人。2013年3月的一个台风天里，生完孩子10个月、正处于哺乳期的徐靓，为冷冷清清的母乳库捐献了第一瓶奶。

得知母乳库缺奶的困境后，她开始在电台、微博上宣传、呼吁，一下子收到很多私信。“那些妈妈说我有很多母乳，不知道还可以捐给孩子，我愿意捐。”徐靓说。

那是广州妇儿母乳库第一次受到关注，几十名妈妈从广州、肇庆甚至湖南赶来，《羊城晚报》、香港无线电视台等十几家媒体也来了，一下挤满了狭小的母乳库，“人多到门都推不开”。

▲2013年3月，广州妇儿母乳库001号捐赠者徐靓（左）与刘喜红。受访者供图

但短暂关注后，母乳库恢复了平静。从第二年起，奶源始终没能实现突破性增长。

对于这种捐献者寥寥的情况，刘喜红早有心理准备。2012年底，她在广州妇儿门诊大厅做过调研，收到300多份产后0-6个月的妈妈递上的问卷。当被询问乳汁充足的情况下是否愿意捐奶时，表示愿意的只占25.1%。

与广州妇儿类似，其他地方的母乳库同样缺乏奶源。

2015年9月15日，陕西省第四人民医院新生儿科在微信公号上发文，“我科母乳库已成立3月余……然而近半月来，却无妈妈来院捐献母乳，母乳库已‘弹尽粮绝’。”据金羊网报道，2017年，广东省第三家、东莞市第一家母乳库运营两年，无一例捐献。

为了增加奶源，广州妇儿母乳库曾进驻海珠社区，上门收奶。但广州经常刮风下雨，无人来捐，尝试几个月后只能放弃。

有的母乳库开始接受冻乳，比如上海市儿童医院。过去，医院担心安全问题，怕冻乳的卫生等无法保证。“但妈妈到母乳库捐献效率太低了，冻乳大大丰富了我们的奶源。”上海市儿童医院消化科主任、母乳库负责人张婷说，2016年接受冻乳至今，冻乳捐献量占总捐献量的92%。

现在，广州妇儿的母乳库也接受冻乳。捐献前，护士肖妮蓉会去家访，检查冰箱温度是否合适、是否有条件单独储存冻乳，而不和海鲜、肉类混放。就连家中宠物的干净程度，也会被考虑在内。

即便如此，截至9月底，广州妇儿母乳库只有867名捐献者，平均下来每个月不到12人。

在刘喜红看来，捐献母乳的妈妈少，与整个社会母乳喂养意识薄弱息息相关。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2019年研究报告显示，上世纪90年代末以来，中国0-6个月婴儿纯母乳喂养率呈下降趋势。1998年，全国4个月内婴儿的纯母乳喂养率为53.7%；到了2013年，0-6月内纯母乳喂养率只有20%。

广州市妇女联合会主席刘梅认为，奶粉商的大力推广对母乳喂养起到了消极作用。她记得有段时间，在广州一些医院出生的孩子都会收到一罐免费奶粉。奶粉广告到处都是，以致很长时间里，许多家长以为奶粉比母乳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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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愿受捐

2013年3月，广州妇儿接收的那名自发性肠瘘患儿叫小江，10个月大。当时，小江的小肠和大便沿着肚皮上的小口慢慢流出来，两个月内，体重从9千克减至5.5千克。小江的父母被湛江本地医院告知：回家吧，治不了了。他们抱着孩子来到了广州。

彼时，小江在广州妇儿的外科住院，严重营养不良，瘦得皮包骨头，专家会诊时，刘喜红提出用母乳库的母乳试试。

医护人员调取了母乳，用注射器一点点注射到小江嘴里。两天后，他的皮下出血症状消失了，两周内，体重长了3.3斤。

小江并非个案，前文提及的何昕也是如此。刘喜红提出母乳治疗时，何昕妈妈质疑“母乳真有那么大作用？”但在没有其他办法情况下，她选择了相信医生，“后来才知道，母乳不仅是食品，也是药品。”

▲上海市儿童医院母乳库一角。受访者供图

世界卫生组织官网显示，纯母乳喂养可以降低婴儿腹泻、肺炎等疾病的死亡率，并帮助患儿快速康复。但不是所有家长都了解这一点，若不是孩子病重、无路可走，愿意尝试母乳治疗的人很少。“像小江的父母，也是把母乳看作最后一道生命线，没有其他办法了。”刘喜红说。

广州妇儿母乳库运营的头两年，一名儿科医生的侄子早产，住在新生儿科病房。刘喜红提议申请母乳库的母乳，可同事两手一摊拒绝了，“不吃，不要，我们吃奶粉。”就连医护人员的态度都是如此，刘喜红认为，这反映了中国母乳喂养意识的不到位。

截至2019年9月底，广州妇儿母乳库共有510位受捐者，比捐献者还少了300多人。刘喜红做过一次300人的问卷调查，在医疗需要的情况下，愿意让孩子接受捐献母乳的只有8%。当问及原因的时候，大多数人回答，“别人的奶怎么能给自己的孩子吃？”

“现在看，这种想法很幼稚很可笑，这种人也很少了。但在那个年代，就是实实在在地发生的。”刘喜红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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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的风险

除了观念问题，担心别人的母乳不安全也是重要原因。

2018年，有研究者在安徽蚌埠抽样选取了300名产妇及其配偶进行母乳捐献意愿调查，结果显示，不愿意使用捐献母乳的人中，80%“担心捐献母乳的安全性”。

2015年6月，距离广州妇儿30分钟车程的广东省妇幼保健院（下称“广东妇幼”）也建起了母乳库，成为广东省内的第二家。母乳库位于住院部6层拐角处，七八平米的小房间里温度骤降，灰色的冰箱门上贴着《母乳保存、消毒及使用管理》。

一开始，广东妇幼只接受在本院生产的产妇冻乳，这样可以减少体检费用。捐献者可以在家挤奶后打包送来，但护士长陈灵发现，保存冻乳的奶袋质量参差不齐，有时甚至出现破损、渗漏。但这些问题医院很难控制，“我们又没有经费，你不能要求别人对吧？”

▲广东妇幼母乳库的冰箱上，贴着《母乳保存、消毒及使用管理》规定。新京报记者 梁静怡 摄

2017年4月，院内有新生儿出现血便现象。为了查出问题，医护人员检测了母乳库内亲母母乳和捐献母乳，结果在一份亲母母乳中检测出大肠埃希菌，捐献的母乳没有问题，但医院不敢再冒险。

“如果公共捐献的母乳出现问题，家长就会找医院。这本来是件利国利民的好事，要是因为这个把自己搞得一身骚，谁敢去做？”广东妇幼副院长陈运彬说。从那时起，广东妇幼母乳库变成了亲母母乳库，只接受新生儿亲生母亲的母乳储存。

类似的安全风险，遍布母乳捐献、受捐的各个环节，从对母乳质量的把控、收集、检测到运输、储存、分发，都可能出现意外。韩树萍告诉新京报记者，在国外，这些问题有行业规范和运行指南，但国内各环节都缺乏行业标准和安全管理，更没有相应的法律法规。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2017年，11位来自全国各地的母乳库负责人组成了一个母乳库专家学组，用一年多写出了《中国大陆地区人乳库运行管理专家建议》《中国大陆地区人乳库运行质量与安全管理专家建议》。但就像它们的名字一样，两份文件只停留在专家建议层面，没有行政或法律上的约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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曙光将至？

在知情人士看来，母乳库发展遇到瓶颈，多少与政府相关部门未能有效参与有关。而政府的参与，一方面是资金支持，一方面是安全监管。

早在2014年的广州市“两会”上，公益机构“母乳爱”理事长、广州市人大代表雷建威就提过“关于由政府财政支持母乳库运行的建议”。因为除了启动资金，母乳库日常运行中对一次性吸奶器、奶瓶、奶袋等耗材需求较大，一套设备128元，平均下来每毫升母乳的成本就是1.4元。

“这笔费用，我们之前都是找爱心企业家募捐，2013年募集了36万，2014年20万。但如果哪一年经济不好，企业家都不理你了怎么办？”雷建威想到了政府。

建议提出后，原广州市卫计委于当年夏天回复：提供财政支持，没有上位法依据。“他们认为这是好事，但先按下不表，大家共同推进，以后再说。”雷建威说。但2014年至今，财政支持始终没跟上。

与广州不同，上海市财政对上海市儿童医院母乳库给予了资金支持。该母乳库负责人张婷说，从2018年开始，他们每年从市卫健委拿到167万元专项资金，主要用于母乳库的运营和研究。

安全监管方面，2017年，母乳库专家学组发表了《中国大陆地区人乳库运行现状分析》，呼吁政府部门颁布与母乳库管理相关的规范性文件，以保证母乳库长期稳定的发展。两年过去了，唯一有动静的地方是广州。

2019年的广州市“两会”上，雷建威提交了《关于立法促进母乳喂养的议案》，其中包含一份《广州市母乳喂养促进条例（草案）》。草案提议，由政府开办母乳库，并由卫生行政管理部门监督母乳库的建设、使用、维护和管理。

据一名知情人士透露，草案征集意见时，广州市卫健委对此并不赞成，认为政府开办母乳库没有上位法依据，而且母乳属于食品，监管主体应该是食品监管部门，而相关部门对草案回复“无意见”。

2019年4月25日，广州市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总工会、卫健委、妇联等领导参观了广州妇儿母乳库，对草案中涉及的一些问题实地考察，之后，一行人在广州妇儿的会议室里开了个小型讨论会。会上，人大常委会的领导当即表示对母乳库很感兴趣，要像对待血库一样管理母乳库。但血库的监管早已成熟，母乳库则尚未起步，母乳储存、配送、监督检查等一系列政府管理办法全部缺位。

“底下没人出声。因为谁也没干过，不知道该怎么管。”这名知情人士说。

在刘喜红看来，母乳库发展涉及的层面太多：卫健委、发改委、财政局、立法部门，都得管。想让这些部门联动运转并不容易，好在《广州市母乳喂养促进条例》顺利通过，其中规定市、区政府应为母乳库的建设、运行和管理等提供经费保障，母乳库建设和管理的具体办法由市卫生健康行政主管部门另行规定。

“我们还在等待，从国家层面给点关注，给点阳光就灿烂。”刘喜红说。

（应受访者要求，李佳、何昕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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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推动者：让妈妈有尊严地母乳喂养

每日客流量过万的公共场所不设母婴室要罚钱；女职工产假结束后可与用人单位协商，再次申请哺乳假；捐献母乳者可以获得补贴……

10月29日上午，广州市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了《广州市母乳喂养促进条例》（下称《促进条例》）。依据《广州市地方性法规制定办法》，《促进条例》应在15日内报请广东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之后方能实施。

据广州市人大代表、律师雷建威介绍，《促进条例》是中国首部与母乳喂养相关的地方法规。

为此，新京报记者与雷建威及广州市妇女联合会主席刘梅进行了对话。前者负责立法前期调研工作，并于2019年1月和73名人大代表联名，提出《关于立法促进母乳喂养的议案》；后者推动立法，并见证了立法整个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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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束的不是妈妈，是母乳喂养促进者

新京报：《促进条例》关注了哪些问题？

雷建威：这部法规是让全社会形成一个帮助、支持母乳喂养的环境。

比如政府在母乳喂养的问题上有没有宣传，对母乳捐赠的妈妈有没有补贴，对社会服务措施、单位有没有履行监管责任；医院有没有推销奶粉、设置门诊教妈妈如何母乳喂养；用人单位有没有保障职工产假，保障哺乳时间。

具体来说有三个抓手，母婴室、爱心妈妈小屋（单位母婴设施）、母乳库。就拿母婴室来说，社会上很多公共场所，百货商场、公园、火车站，达到面积超过一万平方米或日人流量超过一万人，就应当建母婴室，让妈妈们在家之外可以有尊严地喂养孩子。

▲9月18日，广州市天河公园一角的母婴室。新京报记者 梁静怡 摄

刘梅：这部法规是建立支持母乳喂养的体系，母乳喂养不是妈妈个人的事。2016年广州启动母婴室三年行动计划，我们和很多妈妈交流，发现她们不是不愿意母乳喂养，而是很多客观因素导致，如母婴室不够，上班时哺乳时间得不到保障。这部法规是帮助妈妈实现心愿的。

新京报：有人质疑条例会强制产妇母乳喂养，对非母乳喂养的产妇造成歧视？

雷建威：这是一个误解。《促进条例》没有强迫任何一个妈妈哺乳，妈妈不是这部法规要约束规范的对象。它约束、规范的是母乳喂养的促进者，比如政府、医院等。

刘梅：其实9月底二审时，对于“妈妈应当母乳喂养”还是“鼓励妈妈母乳喂养”是有过讨论的。“应当”具有强制性，“鼓励”则是引导性的。

支持“应当”的人认为，母婴保健法实施办法规定，国家推行母乳喂养。母亲是母乳喂养的第一自然责任人,所以具备条件的母亲有义务母乳喂养,对婴儿而言获得母乳喂养是他的权利。

支持“鼓励”的人认为，现阶段不宜将母乳喂养作为母亲的法定义务，母亲有权利进行选择，法规不应剥夺、干涉。如果用“应当”，会造成一部分妈妈的反感。

二审后，主要是讨论这个事情，人大做了很多工作，还做了民意调查。最后的表述是“婴儿出生后的前6个月，推行纯母乳喂养，但不具备母乳喂养条件的除外，对6个月到24个月内的婴幼儿，在为其补充其他食物的同时，鼓励母亲继续进行母乳喂养。”

新京报：《促进条例》还第一次涉及了母乳库，这在全国的相关规范性文件中还是首次。

雷建威：因为广州拥有全国第一家母乳库，历史最长。我们希望通过这部条例，从法规层面确认母乳库这件事，让财政经费对它形成支持，医疗机构也会认为母乳库是有意义的、值得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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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乳喂养环境亟待改善

新京报：2017年母婴保健法实施办法有涉及母乳喂养的内容；2016年，苏州市政府以政府规章方式制定了《苏州市公共场所母乳哺育设施建设促进办法》，有促进母乳喂养的内容。广州这次呢？

雷建威：广州这次是由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地方性法规，不是政府制定的规章。

与仅作原则性规定的母婴保健法相比，《促进条例》的内容更具体、更便于执行。苏州曾就母婴室单项问题而制定的政府规章，效力比《促进条例》低，而且不具有强制性内容。

新京报：有必要为促进母乳喂养立一部地方法规吗？

雷建威：一个原因是，目前母乳喂养的环境需要改善。

在第三方调研中，上班的妈妈需要在单位挤奶，下班背奶回家。背奶妈妈中仅有3%的用人单位设有哺乳室，85%的背奶妈妈只能在洗手间或没人的办公室里挤奶。有一两次在洗手间那么臭的环境中给孩子留口粮，一些妈妈可能就觉得以后算了，还是吃奶粉吧。

刘梅：上世纪90年代，我国曾大力推广母乳喂养。当时我在广州市委宣传部工作，每天拿着表格去各家医院评分，看是否符合“爱婴医院”规定，推行母乳喂养。后来母乳被奶粉替代了，孩子在医院出生后，奶粉商会送一罐免费奶粉。一些奶粉企业宣传，说母乳喂养只在6个月以内有意义，之后就没意义了，应该喝奶粉。这种宣传造成的误区还是挺大的。

2018年，妇联委托第三方机构对20-50岁的已婚女性进行母乳喂养网络问卷调查，结果显示，母乳喂养的认知情况不容乐观——知道宝宝出生后半小时内应该第一次吸吮乳头的，仅有24%。

2016年推行公共场所母婴室计划后，我们听到了很多妈妈的困惑，认为需要一部法规来推动，这对健康中国、国家人口政策也是有意义的。

▲2018年8月，广州19位怀抱宝宝的妈妈参加母乳喂养快闪公益活动。受访者供图

新京报：《促进条例》的立法、推动过程中，有哪些困难吗？

雷建威：其实人大立法是挺难的。广州市社会、经济的盘子那么大，很多部门希望通过立法推动自己领域的工作。

刘梅：实际推动中确实也有一些困难。比如条例要求医院建立母婴室，有医院院长说，我们医院系统全是女同志，按人数来说要建母婴室，可老城区寸土寸金，你知道医院用房有多紧张吗？

其实她不理解，建母婴室虽然是条例的刚性要求，但可以因地制宜。比如母婴室有基础版、标准版和升级版。像在机场，母婴室就是高配版，面积可以达到100多平方米；医院也不是按照人数就必须建，在老城区的社区医院，有个基础版的母婴室，有私密空间就可以了。

还有一些学校领导以为条例要求员工必须延长休母乳假。他们就问我，学校都是女老师，你知道我的用工有多紧张吗？都去生二孩、都去哺乳了，都不上班怎么办？我们的损失谁来补偿？他们认为条例为了保障妈妈们的利益，会侵犯一些企业的利益。

但在休假的问题上，条例规定妈妈们休完6个月的哺乳假后，如果再休，可以与用人单位商量待遇问题，并没有完全强制谁怎么做。

新京报：这些质疑的人能被说服吗？

刘梅：因为广州市人大领导和大部分常委明确支持，我们会把这些支持的声音放大。媒体也起到了很大作用。比如今年的母乳喂养快闪活动，很多媒体都报道了。那些质疑的人可能认为媒体这么认可这件事，我个人仍然质疑的话是不是有点不主流了？态度上可能就会有一些转变。

▲广州妇儿母乳库挤奶区。新京报记者 梁静怡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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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确保条例落实

新京报：现在通过的条例，和最初的草案有什么差别吗？

雷建威：还是挺多的。比如草案第5条，要求政府给予母乳喂养的母亲适当补贴，但二审稿就被删掉了。因为市人大常委会认为这条很难实际执行，你没办法确认妈妈是否真的是母乳喂养。

还有草案第18条，禁止医护人员给母乳喂养的新生儿使用人工奶嘴或奶瓶作安慰物，后来被删掉了。这一条原本是我们从一些全国性的行业规范中借鉴的。调研时，很多妈妈也认为婴儿使用过奶嘴或奶瓶后，就会觉得奶瓶轻、容易吸吮，吃母乳时要用力，就不愿意吃了。

但后来医院的产科主任、护士长等，都表示这种规定在实际操作中很难，所以这条就被拿下来了。

新京报：如何确保条例得到落实呢？

刘梅：中秋节时，白云区一个管计生的干部给我发微信，说妇联说了，中秋节、国庆节期间要来悄悄检查母婴室，大家注意一点。他开玩笑，说你看你们又在发威。

这就是我们的一种监督方式。市妇联从公益组织“母乳爱”聘请了一支25人的妈妈团队，随机暗访，专门干提意见的事儿。比如妈妈们会去看母婴室里的桌子有没有尖角、换尿布的地方有没有安全带。她们每年会出好多报告，提出意见后马上发出通知。市妇联则会跟母婴室管理者比如商场、单位、公园负责人沟通，请他们整改，整改后妈妈们再去评估。

来源 | 新京报
责编 | 梁泽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