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1990年兴起的“收藏热”发展至今，中国艺术品交易市场得到迅速扩张。动辄数千万、上亿的拍卖金额，让大众对艺术品投资价值拥有了全新的认知。伴随着大众的关注，当代艺术收藏不再仅仅是收藏家、艺术经纪人、艺术家等少数群体范围内的事情，而是成为一个庞大的产业和社会网络。

而“收藏”并不仅是一个经济现象，它同时也是一个文化现象。中国人的收藏观念，从宗教性、实用性、炫耀性的“积藏”，发展到“文化收藏”，与掌握知识文字和拥有政治经济资源人群的文化建构相关，不同时代收藏品的品类，也与文化等级观念有密切的联系。

商务印书馆近期出版的通识新作《中国艺术收藏史》，从史前人们收集穿孔贝壳的故事开始，叙述了中国从有“收藏”观念至今各个历史时期收藏文化观念、收藏潮流的演变，并谈及艺术品流转的社会机制、历朝历代收藏家的审美偏好与中国艺术品全球流转的未来趋势。10月，本书作者周文翰与媒体人潘采夫，在佳作书局举办的新书活动中，讨论分享了中国收藏的相关问题。

中国文人，把艺术收藏当作一种文化使命

中国早期的艺术收藏的主体是手握权力的王侯贵族，他们掌握了政治经济资源，有余力保存收藏品。

商周时期各地大大小小的贵族，无不拥有青铜器、玉器等礼器和实用器物藏品，王室为了彰显权威和享乐等不同目的，建立了器物典籍的保管制度，并一直延续下去。每一个好大喜功、乐于享受的帝王都是收藏的爱好者，秦始皇、汉武帝皆如此。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书画艺术兴起。像王羲之这样的高门子弟，不是靠出仕为官、道德文章出人头地，而是靠书法艺术获得相当高的文化地位。时人已经开始有意识地收藏王羲之、王献之的书法作品，后来唐太宗还将王羲之推向了举世无双的地位。

此时的收藏，已经从宗教性、炫耀性的积藏，转向了艺术文化收藏。同时，士人开始成为书法绘画艺术收藏者，并对后世的收藏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

唐宋以来，文人可通过科举入仕，获得较高的收入。这为文人成为收藏的主流阶层奠定了基础。文人不仅把收藏当作一种爱好，还为其赋予了文化意义，收藏成为一件有利于理政与研究的事情。

宋代米芾是当时最重要的私人收藏家之一。米芾自视甚高，但并非像苏轼、欧阳修一样科举入仕，而是因为母亲养育过宋神宗而得到提拔，按惯例很难升到高品阶的显要官位。他一些看似狂放的举动，也许与此有关。米芾嗜书法成癖，对自己的鉴赏水准非常自负，在他看来，他这种长期致力于收藏、懂得历史文化内涵、可以分辨真伪好坏的收藏者是“鉴赏家”，而那些仅仅依靠富贵而快速获得大量藏品、附庸风雅的人是“好事者”。

在活动现场，潘采夫提到李清照和赵明诚二人也是收藏家。北宋国破之时，他们带着藏品南逃。赵明诚去世后，李清照改嫁又离婚，自己一个人与藏品度过残生。“如果他们是‘好事者’，这么辛苦是绝对做不到的。”潘采夫认为，二人的经历能体现北宋士大夫将收藏转化为一种文化使命。

周文翰补充道，当收藏变成一种文化使命、一种历史意义的象征，收藏者会将藏品与自己的文化品位联系到一起，这对后世的收藏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特殊时代的文物流失

新书活动的主题是“中国文物的海外流转”。文物流转是探讨艺术收藏史的一种视角——谁创造了它们，谁贩卖了它们，以及谁收藏了它们？

文物流转中，更为大众所关心的话题是“文物流失”。中国古代的帝王收藏，很多最终都与皇帝一同陪葬。而已知的皇帝墓葬中，只有极少数没有被人盗墓。

虽然这些文物不知道最终流传到谁的手中，但至少还存世。有些皇帝会将自己的藏品悉数焚毁，如南朝梁元帝萧绎。他在位仅有三年，内府收藏的书画精品盛极一时。后遭遇皇位争夺战，对手引西魏军围困江陵，萧绎命人在城破之前将皇室收藏的书法典籍全部焚毁，以免被敌人夺走。被焚毁的书法作品中，有许多王羲之的真迹。

清朝末年和民国初期，是文物流失最严重的时期。《中国艺术收藏史》中写道，启蒙时代的到来和民族国家的建立，让政府逐渐成为文化的保护者。18世纪以来诞生的民族国家的中央政府，拥有比历史上任何一个皇帝都要丰富的收藏。辛亥革命后，民国政府借鉴欧美日政体搭建制度架构，并建立了国家文化保护体制。

1920年左右，“地下古物概归国有”的观念开始形成；1927年南京政府建立之后，古物成为政府扶持“国粹”的组成部分；一系列博物馆和展览的建立，也为艺术品收藏赋予了公共属性。

然而，当时时局复杂，中央政府的政令时常得不到执行，导致地方文物买卖频繁。后来文物出口获得的税收，还成为了政府筹措资金的方式，1936年国民政府加收的文物税额高达35%。

古玩生意的火爆，刺激了各地的盗墓活动。如河南洛阳因经常出土唐三彩和铜器、玉器，很多人在那里以盗墓为生。

近代日本走向军国主义之后，军政力量屡屡参与劫掠中国文物。1945年抗战胜利前，国民政府教育部成立“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负责清查文物损失情况。经统计，各地共损失古籍、字画、碑帖、古物、古迹、仪器、标本等3677074件，又1870箱。

周文翰认为，文物还能够被公众看到，是现代社会的幸运。文物流失后，重要的藏品如今都保存在博物馆或者重要收藏家手中。近代化以后，人们无论出于什么目的，都开始注重文物保护，所以这些文物都还存世，有让人看到的机会。但在反常的时代，比如古代皇帝绝望之时宁愿把藏品烧掉也不肯让新皇帝夺走，艺术收藏品会遭受更深重的灾难。

周文翰还提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计划经济体制之下，人们无法买卖文物，导致文物失去了经济价值。有一些艺术藏品便被人们当作废品卖到废品站，熔掉作他用。当时一些专家学者呼吁去废品站拣选文物进行研究。此后，各地的文化保护部门便派人员到各地收集被人们弃置的佛像、青铜器。

“现在首都博物馆就有文物是从废品站里拣出来的，拉萨大昭寺的唐代佛像也是从北京的废品站拣出来的。”

地下挖出的宝物，归谁所有？

说到文物流转，“盗墓”是绕不开的话题。中国民间的盗墓活动，从战国时期便已经开始了。当时已经出现了艺术收藏品的交易市场，盗取名丘大墓所得的器物钱财，通过出售珍宝器物的集市成批卖给权贵富豪。

潘采夫提到他在河西走廊参观过的一个墓穴。里面陪葬的金银器物已经散尽，但墓中的砖画保存良好。盗墓者只开了一个不具破坏性的通道，直通主墓室。考古学家基本断定，这个墓穴要么是修墓者自己偷盗了，要么是修墓团体中有人负责“修墓”，有人进行“盗墓”。

盗墓者偷盗什么类型的器物，能够体现当时经济形势对收藏文化的影响。盗墓者只偷盗金银、玉器，因为它们价值高且便于携带。一般的陶罐无人问津，甚至有人会损毁它们。

古代如果从地下挖出或者捡到重要的青铜器，除了偷偷卖掉，还可以进献给皇帝。“他会当作祥瑞，然后给你一笔奖金，你们这个村或者这个县还能免几年税，所以这在古代收藏里是一个特殊的现象，皇帝是非常重视的。”

周文翰提到，古代挖出的文物，也有法律上的规定。“比如，唐代开始规定地下挖出来的宝贝，官府和私人对半分，一半归个人，一半归官府；或者租户和原主对半分，你租了他的田地，你种着种着挖出来了宝贝，一半归你，一半归原主。”

收藏历史中的争议地带

艺术品收藏因其价值属性，在贿赂等钱权交易中经常出现。《战国策》和《史记》中均提到，嬴政攻打某个国家，会赠送那个国家的重要官员很多金银珠宝，让他们松弛武备，等灭国以后再把宝物抢回来。战国期间，小国向大国贿赂的情况也屡次出现。

有一些艺术收藏，能够很清晰地展现人类的贪欲，周文翰提到乾隆就是这样一个收藏者。他查抄某位官员的家，心里惦记这位官员的收藏品，看清单时发现少了那几样，后发现是抄家的官员把藏品换掉了，便撤了他们的官职。

今天，艺术品收藏仍有很多灰色的争议地带。比如，富有的收藏者喜欢将收藏品放在中国香港和瑞士，因为香港是零税率，而瑞士是欧洲税最低的地方，所以很多法国、比利时、德国富豪喜欢把他们的收藏品放在瑞士。

再比如文物追回的问题。如今，像埃及、土耳其以及西亚的一些国家，都在向欧洲追讨文物，但是有时退回的文物，并不是重要的核心文物。

周文翰提到，从法律角度看，国与国之间会签订盗卖文物追回的协议，但是协议生效期是自签订之日算起的。比如2000年签订的协议，2000年后倒卖的文物才可能被追回。国家博物馆曾举办过的文物追回展览中的展品，正是因为有证据显示是在协议签订日之后，从国内被非法倒卖到国外，才被成功追回。

“但是一两百年前甚至更早的，当时被合法卖出去的或者带有灰色性质盗出去的（文物），几乎都无法追回。因为经过200年的历史、经济、政治、文化的纠葛，合理要求对方还回来很难，除非花大价钱，比如给大英博物馆捐个100亿美元然后要回来，这划不来。”

来源 | 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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