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供图 蔡鸿生

荷兰馆是荷兰东印度公司1727年（雍正五年）在广州设立的商馆，专营丝、茶、瓷等。这家十三行中的老字号，不仅生意兴隆，对清代中荷外交、文化交流等也有重大影响。下面我们讲讲发生在荷兰馆内外的故事——

著名诗人屈大均登上荷兰船参观

1601年即明朝万历二十九年冬，范·纳克率领的荷兰船队来粤要求通商，虽未成功，却从此在岭南留下了“红毛夷”之名。

1602年，荷兰东印度公司正式创建，从国会取得在好望角以东至麦哲伦海峡一带的贸易专利权后，“红毛船”日益频繁地出现于南中国海。因此，清初的广州人，对来自荷兰的海舶和洋商并不陌生。

明末清初著名诗人屈大均（1630-1696）在五言长歌《镇海楼》中写下：“红毛知荷兰”的明确诗句。他还亲身登临过荷兰舶，目验种种“红毛”风尚，在《广东新语》对清初荷兰舶商的饮食、起居和礼节，画出一个轮廓了，如饮水过滤、卧软吊床、戴皮手套、吃烤面包和弹琴跳舞，等等。

在清朝的“夷务”管理体制中 ，荷兰属于经广州入华的“粤道贡国”之一，难免要与羊城结下不解之缘。顺治十二年（1655）荷印总督（荷兰驻印尼总督）派遣的第一个使团经广州赴北京，未能达到直接通商的预期目的，只取得微小的进展。

据梁廷枏《粤道贡国说》所记：“著八年一次来朝，员役不过百人，止令二十人到京。所携货物，在馆（北京会同馆）交易不得于广东海上私自货卖。”

康熙二十四年（1685），粤海设关，经清廷议准：“荷兰国进贡之期，原定八年一次，今该国王感被皇仁更请定期（缩短周期），应五年一次。”只是改变了“贡期”，并未建立起经常性的通商关系。

直到1727年（雍正五年），荷兰人才得准在广州设立一个商馆——荷兰馆。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对华贸易因此进入新的发展时期，相关研究显示：“由17世纪至18世纪初叶，荷兰东印度公司主要以巴达维亚（现时印尼的雅加达）为基地来经营欧亚间的华茶贸易。

到了1728年12月5日，该公司更自本国直接派船前往广州购买茶叶及其他货物。船中载银三十万盾，交易完毕，于1730年7月13日返抵荷兰，运回茶叶、丝绸及瓷器等物，获得净利为投资的一倍有余。

自1731年至1735年，又有十一艘荷船往广州贸易。自1739年（乾隆四年）开始，华茶成为荷船自东方运返欧洲的价值最大的商品。

清代广州的荷兰馆，是专门贩运茶、丝、瓷等外销货的商馆，又名“集义行”，其经商宗旨是十分明显的。不过，作为清代前期荷兰驻华的唯一机构，它在外交事务和文化交流中起着独特的作用。

清代诗文中的荷兰馆

“荷兰”，在明清时代有各种异译——贺兰、和兰、阿兰陀、尼特兰，等等。直至乾隆五十九年（1794），奉旨将“贺（有口字旁）兰（有口字旁）国改写荷兰国”，这个译名的书写才规范化了。

乾嘉之际的江西临川举人兼诗人乐钧游粤期间创作组诗《岭南乐府》，内有《十三行》专章，记“荷兰”事如下：

“粤东十三家洋行，家家金珠论斗量。楼阑粉白旗竿长，楼窗悬镜望重洋。荷兰吕宋英吉利，其人深目而高鼻。织皮卉服竞珍异，海上每岁占风至。”

十三家洋行又称“十三夷馆”（馆址是广州行商的物业，租给洋商作栈房），位于广州城西，面临珠江，并排而立。所谓“楼阑粉白旗竿长”，即馆前各树一帜，标明国籍。

与英吉利馆毗邻的荷兰馆，树“红白蓝”三色旗。荷兰馆的馆址属中国行商“义丰行”蔡昭复所有，荷兰人仅是承租者，每年租金约六百两银。

荷兰馆作为广州“舶市”的一家老字号，早在乾隆年间已为人所熟知，并被文人骚客形诸吟咏了。曾任广东始兴、海阳（潮安）知县张九钺，于乾隆三十五年（1770）作《番行篇》，以荷兰馆为中心，详记当年广州的洋人洋事，是一首罕为人知的长歌，计七言七十八句。前面五十六句是实质性的描述，后面是感时伤事，新意无多。

下面我们用白话来表述一下诗句要点。诗句中所谓“别起危楼濠镜仿”，指番行是仿照澳门的洋楼式样建造的。“迎来舶主不知名”，指荷兰船长。荷兰馆用黑人守门，故称“黑水龙奴荷铳嬉”。行商是中荷贸易的经纪人，用诗的语言表述就是，“居中驵侩公行大”。

此外，莲花钟、百宝表和玻镜、风琴，等等，均为番行室内的特有新奇陈设，难怪张九钺要郑重其事地如数家珍了。红毛船抵黄埔港后，如何纳料、卸货、成交，以及在公行保商（驵侩）操持下采购回航商品湖州丝（浙江的丝绸）、江西瓷、福建茶，几乎都点滴不漏地入诗了。

《番行篇》关于舶市、舶主和舶商的描述，较同时代的官方文书留下了更具体的荷兰馆情事，是弥足珍贵的。

山东嘉祥举人曾七如的《南中行旅记》，是乾隆四十七年（1782）五月十三日直接采访所得，堪称有清一代关于广州荷兰馆的权威报道。

曾七如在一位姓许的翻译陪同下，从广州城的八门之一“归德门”出城，来到十三行馆区访问荷兰馆，受到馆主即“留粤大班”的热情款待。

荷兰馆门外，守护者为碧眼卷发的西洋人，手持佛郎机（枪械）。馆内陈设一派西洋情调：红地毯、水晶灯、自鸣钟、望远镜；墙上挂着《海洋全图》；植花养鸟，有贝多罗花、丁香藤、相思鸟、五色鹦鹉。此外，还畜养大西洋犬和小哈巴狗。

坐定之后，先吸鼻烟，即“嗅之辛香不可耐”的金盒烟。随后荷商设馔宴客，席上的餐具，均为广彩景德瓷，“金碧满绘，五彩相煊”，可知是订制的外销瓷。端上的肉是块状的，以“铁牙叉”当筷子切着吃，还配有葡萄酒。曾七如连饮三杯，馆主赞他好酒量。对举人出身的曾七如来说，这已经是大开眼界了。

应特别指出的是，文中的所谓“大贾”，实即荷兰馆大班（“大班”即贸易代表，第一大班俗称“总班”，荷兰馆的馆长）。据荷方档案，1782年即乾隆四十七年担任大班职务的是海里根多普，那么，在馆内宴请曾七如并赞赏他善饮的那个“白面碧瞳者”，既然“最贵”想必就是此人了。

将记述中国之行的书奉献给乔治·华盛顿

广州荷兰馆的历任大班，其名声远不及英国留粤大班那样显赫，但也有一位因参与对华外交事务而名垂史册，其人其事，独具一格，他就是乾隆五十六年（1791）至乾隆五十九年连任大班的范罢览。

范罢览1739年11月1日生于荷兰乌得勒支省，先是随东印度公司货船到澳门和广州经商八年（后来他加入美国籍，成为双重国籍的海商），之后于1790年（乾隆五十五年）任职于荷兰馆。按个人气质而言，范罢览具有开拓型的品格。被人称赞为：“其人大有趣味，活泼、谨慎、多智、善于应变……渴求新知。”

范罢览在大班任内最重大的业绩，就是策划并参与荷兰派往清廷的使团。该团紧接1793年英国马戛尔尼使团之后，受到乾隆皇帝的同等礼遇，成为18世纪末中西关系的另一件大事。

范罢览是一个善于抓住机遇的精明“红毛”，当他从英国马戛尔尼使团获悉北京将有庆祝乾隆登位六十年的盛典，即向巴达维亚的荷印总督建议派遣致贺专使，谋求对华贸易的新权益，挽救荷兰帝国在东方的颓势。此议被采纳，一个以德胜为正使、范罢览为副使的荷兰使团便组建起来了。

该团于1794年8月15 日乘“暹罗”号自巴达维亚起航，经澳门来广州。两广总督长麟在海幢寺接见使团，验看国书。随后，使团一行27人自广州乘船赴北京。

1795年1月12日谒见乾隆皇帝，行三跪九叩礼，出席紫光阁御宴。1月31日瞻仰万寿山。2月8日在圆明园向乾隆皇帝辞行，接受“特颁敕谕”。5月9日荷兰使团返抵广州。

德胜使团的外交活动，是按清廷“朝贡”体制进行的。他们携带的致贺礼品，以西洋奇器为主，也包括若干南海名产，据梁廷枏《粤道贡国说》记载，使团携带了以下贡品——

贡使至京，恭进：万年如意八音乐钟一对，时刻极喜各式金表四对，镶嵌金小盒一对，镶嵌带板四对，珊瑚珠一百八颗，琥珀珠一百八颗，千里镜二枝，风枪一对，金银线三十斤，琥珀四十斤，各式花毡十版（即十幅），各式羽缎十版，各式大呢十版，西洋布十匹，地毯二张，大玻璃镜一对，花玻璃壁镜一对，玻璃挂灯四对，燕窝一百斤，檀香五百斤，豆蔻一百斤，丁香二百十斤，檀香油三十瓶，丁香油三十瓶。

清廷的回赠礼品，分“照赏”（按康熙赏例）和“加赏”两类，有玉如意、御笔“福”字以及龙缎等。另外，范罢览以“副使大班”的身分，在万寿山和圆明园均受“加赏”，有锦缎、瓷器及茶叶、荷包等，“荷包”是绣花的布制佩囊，圆形或鸡心形，男人挂在腰带左右的吉祥物。

荷兰使团的北京之行，未能在通商方面取得预期进展。清廷仍将荷兰方面的致贺当作“慕化”，仍以居高临下的态度接待使团。

荷兰使团的活动结束后，范罢览便卸除在广州荷兰馆的大班职务，赴美定居费城，用法文书写的出使实录——《1794至1795年荷兰东印度公司使节谒见中国皇帝纪实》，并将这本巨著奉献给乔治·华盛顿，借以表达一名美籍荷裔意。

在18世纪的中西关系史上，范罢览的著作与英国马戛尔尼随员斯当东所写的《英使谒见乾隆纪实》，堪称使华外交实录的双璧。他们站在西方立场上，根据直接观察，揭示乾隆时代大清帝国的虚弱，异曲同工地对“天朝”盛世发出了危言。

范罢览写道：“这个民族有着一种完全与世隔绝的生活方式。他们可以放弃一切人为的需要，而我们如无法满足这些需要便会痛苦不堪。你认为中国人见到了每年来自欧洲的技术操作就会醒悟过来？这些珍品都被他们看成是多余的事。”

在广州订制中国式楼阁运回荷兰

清代广州的“舶市”，是异质文化的民族之间的经济交往，具有跨文化贸易的独特性质。荷兰馆作为一个著名的“红毛”商馆，在促进中西文化交流上起到了独特的作用。

18世纪在欧洲风行一时的“中国热”，尽管是多渠道、多层次形成的，但广州荷兰馆曾经推波助澜，则是一个明显的事实，饮茶风尚的传播不必细说，仅就园林艺术的建构而言，也不难看出荷兰馆的中介作用。现代荷兰历史学家包乐史写道：

1760年，第一个庭园在荷兰建成，但这个所谓的“中英园林”结合了中国和英国的园林传统，富有曲折的景色布局，令人目瞪口呆：有一座小桥，一个山洞，一座中国式庙宇，一座凉亭，一架吊桥，甚至还有一片哥特式建筑的废墟。

荷兰最引人注目的这类中西合璧的园林无疑是巴伦的“中国园林”，这是1790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商务官员斯赫伦堡建造的。在这座现在已不复存在的园林里，在假山和池塘中有两座用红、紫、白等颜色油漆的中国式楼阁，分别被命名为北京阁和广州阁。这两座楼阁是在广州预先订制后，再用东印度公司的商船分散运到荷兰。

贾宝玉手中的荷兰金表

至于广州荷兰馆如何将西洋物种引进中国，我们仅就其中可以确考者举出几件说说——

1、时表

在乾隆时代，计时怀表是中国人极其罕见的西洋奇珍。难怪张九钺的诗称之为“百宝表”，前述曾七如在荷兰馆曾将他所看到的计时怀表描述为“小自鸣表持之耳畔，如橐虫之啄木”，令人如闻其声。范罢览献给乾隆皇帝的礼品，内有“时刻报喜各式金表四对”，当属同类之物。

乾隆末年四川举人张问安《夏日在广州戏作洋舶杂诗六首》之四云：“机轮历落动天倪，彩佩缤纷绣带齐。比似红毛好官样，半圭花影佛兰西。”意思是说华丽的荷兰船输入珍稀的荷兰货。

他还在句下加注说：“洋表有红毛、佛兰西二种。红毛多度金壳，佛兰西多银壳。银壳以大扁为贵。”这类洋表，当时只有贵族之家享用。据《红楼梦》第四十五回，正是大观园里的贵公子贾宝玉，才有可能“回手向怀内掏出一个核桃大的金表来”。倘按“红毛多度金壳”一语来推断，则贾府怡红院里也有荷兰货了。

2、千里镜

千里镜即望远镜，是荷兰馆内一项重要的装备。这种西洋奇器，明末传入中国，清初文人对其构造和性能已有具体记述。李渔在顺治十五年（1658）成书的《十二楼》中，那篇《夏宜楼》书生瞿佶与詹小姐的姻缘，即以望远镜作为带至情节的重要物件：

此镜用大小数管，粗细不一。细者纳于粗者之中，欲使其可放可收，随伸随缩。所谓千里镜者，即嵌于管之两头，取以视远，无遐不到。“千里”二字虽属过称，未必果能由吴视越，坐秦观楚，然试千百里之内，便自不觉其诬。至于十数里之中，千百步之外，取以观人鉴物，不但不觉其远，较对面相视更觉分明。真可宝也。

访问过荷兰馆的人，对此宝物当然不会忽略，故乐钧诗云：“楼窗悬镜望重洋。”曾七如也特叙一笔：“有千里镜，可以登高望远，二三里能鉴人眉目。”

在乾嘉时代的广州，能使用千里镜并形诸吟咏者，只有富商显宦。十三行总商潘有度在《西洋杂咏》第十二首，说的是用千里镜观看月亮，写得有声有色：

“万顷琉璃玉宇宽，镜澄千里幻中看。朦胧夜半炊烟起，可是人家住广寒？”

他还加了一段自注：“千里镜，最大者阔一尺长一丈，傍有小镜看月，照见月光约大数丈，形如圆球，周身明彻，有鱼鳞光。内有黑影，似山河倒照，不能一目尽览，惟向月中东西南北分看。久视则热气射目（反射刺眼）。夜静，有人用大千里镜照见月中烟起，如炊烟。”

另一位是两广总督阮元，他于嘉庆二十五年（1820）在广州作《望远镜中望月歌》，且述且叹，浮想联翩。诗中写道：

“邹衍善谈且勿空，吾有五尺窥天筒。能见月光深浅白，能见日光不射红。见月不似寻常小，平处如波高处岛。许多泡影生魄边，大珠小珠光皎皎。”

阮元借助“五尺窥天筒”，抒发了一番“天问”式的感慨。在他们的诗中，西洋物质文明激发出对华夏月亮神话的新理解。“千里镜”不仅在视野上而且在精神上，已经把清代中国人带进新的境界了。

3、短狗

曾七如游荷兰馆时见到的“短狗”，即哈巴狗，是洋人的宠物。清凉道人《听雨轩笔记》也有记述：

予于广东十三行见洋犬数对，状如巨茄，与常犬初生者无异，色为黑、白、苍褐三种，摇尾点头，性甚驯扰，每对值番钱二三十。

道光十四年（1834）初，广州街头曾贴出一份洋人寻洋狗的赏格，令人叹为观止：

本年正月初十日，瑞行与荷兰馆走失洋狗各一只，迄今未回。其一长耳长尾，胸前配有褐色星号，身呈“香墨”色。另一为小狗，耳尖剪短，其尾不长，全身呈杂棕白色。大狗名“罗弗”，小狗名“博普”。特此告知。如有“仁人君子”知其下落（或许它们是“迷路”了）而报知者，即赏花红银大者二大洋，小者一大洋。即使被盗去（难以相信之事！）如将其带回瑞行二号，仍将照付花红，不予追究。此帖是实，决不食言。

从这一则洋人的寻狗启示，可以看出中西文化及其价值观念的差异。

4、荷兰豆

荷兰馆与荷兰豆的关系，也是一段值得回顾的佳话。

清朝嘉庆年间，广东阳春人刘世馨在其所著的《粤屑》中写道：

荷兰豆，本外洋种，粤中向无有也。乾隆五十年，番船携其豆仁至十三行，分与土人种之，九月重阳前后播种，苗高二三尺，叶翠，花白，正月时结豆，甘脆异常。初惟西关一老圃能得莳植之法，每年八月杪，以小提篮携豆种上街，人争买之。初出甚贵，今则遍岭海皆有之。余前乞养居家，辟园种半亩以资供养。豆种自荷兰国来，故因以为名云。

据来自荷兰的资料显示，乾隆五十年（1785）抵粤荷船共四艘，其中直接来自阿姆斯特丹的两艘是Voorschoten号和Pollux号，携来豆仁的“番船”当为其中之一。

另外，当年驻广州荷兰馆的大班是金绥斯，此人自1759年（乾隆二十四年）起即在馆内供职，是广州洋场上一名老“红毛”，人地皆熟，可能就是他将豆仁“分与土人种之”。于是，“西关”便成了荷兰豆的“西来初地”了。(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羊城派 pai.ycwb.com)

来源 | 羊城晚报
责编 | 郑少玲
本期主持 | 梁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