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马尔克斯在《百年孤独》中贡献了最伟大的小说开头，那翁达杰在《英国病人》里塑造了我心目中最杰出的结尾。分别之后，汉娜给基普写了一年的信，最终被他的沉默推开。他有了一双儿女，而她有了一张严肃的脸，时隔多年，用餐时基普依旧会有与汉娜交谈的冲动，想要回到他们最亲密的时光，佛罗伦萨郊外英国病人的房间里，花园内的帐篷中：

“她的肩膀碰到橱柜的边缘，一只玻璃杯掉落下来。基普骤然伸出左手，在距离地板一英寸的地方接住了掉落的叉子，然后轻轻将它放回女儿的手中，镜片后面，是他眼角的一道皱纹。”

为理解翁达杰，去斯里兰卡

2018年夏天，翁达杰以《英国病人》获得为纪念布克奖创办五十周年而颁发的金布克奖，这距离该书获得布克奖已过去二十六年，距离我为这本书神魂颠倒的夏天也已过去二十二年。

为了接近少年时代的偶像，我也走了迂回曲折的路。翻译某个类型作家的惊悚小说让我有机会翻译《夜航西飞》，而《夜航》的成功让我得以翻译《一切破碎一切成灰》，《一切破碎一切成灰》又让我获得了等待翻译翁达杰的号码牌：如果编辑选中的译者选择放弃，我就有机会补缺。

我很理解编辑的谨慎，《安尼尔的鬼魂》这本书的主题比翁达杰的其他作品都沉重，它揭示了发生在作者故土斯里兰卡的内战造成的惨剧。无数生命被屠戮，大量尸体被就地掩埋，但绝大多数人连探究真相的勇气都没有：这本书的字里行间透露着无声的恐惧。在这一切之上，最令人无法置信的可怕是：这一切都发生在二十一世纪，苹果手机早已普及的年代。

最初阅读《安尼尔的鬼魂》时，我对斯里兰卡唯一的印象是在伦敦留学时去伦敦学院大学玩，朋友说她的室友来自斯里兰卡。那个瘦削的女孩有鹿一样的大眼睛，安静寡言，见我也不太说话，从书桌前起身，轻声说要请我喝茶。

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个故事，我在2013年去了斯里兰卡。那时候距离斯里兰卡内战最终结束只有四年时间。过海关时，那个瘦小的工作人员用非常温和的语气威胁与我同往的友人说要将他遣返，在我的追问下他支支吾吾地表示，理由是他的上司不喜欢这个朋友说话时夸张的手势和过大的音量。

我想起书里翁达杰对政府官员的描述，从口袋里掏出五美元连同护照本一同塞回玻璃窗，那个工作人员又说这点钱不够平息他上司的怒气，我则万分为难地摊开手说口袋里只有这点钱。最后他迅速将钱塞进袖口，勉为其难地放行。

这个插曲连同后来出现在我面前的僧伽罗语人名和地名，书里描述过的狮子岩上的壁画和佛像，以及经历过内战的向导讲述的他这些年流亡国外又回来重建家园的经历，让我感觉自己真正走进了翁达杰的故事。

“人生”就是所有故事的结构

我搜集过很多版本的《英国病人》，却对翁达杰本人的信息没有什么兴趣。很可能我从来都是一个理智的读者，喜欢的只是作品本身。但这也很可能是出于某种因为过度钟情而产生的恐惧：怕书后面的作者不符合自己的想象。只记得关于翁达杰最初印象是，书封上他的名字前有一个括号，里面写着加拿大，但我凭借直觉认定他作品中的迷人的魅力不可能来自这个只能让人联想起枫叶的北美洲国家。

要在多年后，作为《安尼尔的鬼魂》一书的译者举办新书交流会时，我才仔细查看了翁达杰的生平，同时解开悬于心口多年的疑问：怎样成长的写作者才能够描绘出一个没有国境线的世界，塑造出如此多的浪子，用诗意还原苦难，让生命中诸多痛楚闪耀着碎玻璃般暗淡却能割伤人的光彩。

翁达杰1943年出生于斯里兰卡，身上有僧伽罗、泰米尔、荷兰等多民族血统。七岁时父母离异，翁达杰继续和性格不羁、迷人却酗酒成性的父亲共同生活了四年，十一岁时他独自登上前往英国的邮轮投靠母亲；三个星期后，他会看见母亲带着他幼年时的照片在码头等待，神色中焦虑多过期待：她怀疑自己已经认不出长大的儿子。翁达杰在英国接受高等教育，学生时代的绰号是“基普”，十九岁时他前往加拿大投靠哥哥，定居渥太华。

翁达杰总说：“我的小说里并不存在故事结构。”但这些经历后来成为了串联起《世代相传》《猫桌》《身着狮皮》《遥望》《英国病人》以及《安尼尔的鬼魂》的无形的线。他的人生就是他所有故事的结构。

优秀的写作是如实描述

翁达杰相信创作中“即兴”的重要，所以他的笔下看似不相干的人总是轮番登场讲述他们的故事。在生活中，他本人也担任着很多角色：教师、小说家、诗人、传记作家、电影剪辑师，还与同为小说家兼学者的妻子Linda Spalding合办了一本名为Brick的文学杂志，并为这本杂志担任了三十年的编辑。

曾有人在和我谈论《安尼尔的鬼魂》时说，塞拉斯一定会死，言下之意是如果没有关键人物的死亡，《安尼尔的鬼魂》这个故事就不够厚重也不够悲剧。我对这个看法嗤之以鼻，因为在翁达杰的书里，死亡从来不是最大的悲剧，那些伪装成偶然降临的命运才是。

比如飞进库珀头发里的玻璃碴，比如拉马丁那颗脆弱的心脏，比如银顶针里将来会涂抹在凯瑟琳眼睑上的藏红花，比如安南达在月光下与遗骸的拥抱……

在翁达杰笔下，命运的无常，总因为不需要逻辑而充满嘲讽的诗意。

过去，人们希望写作者能在一个完整的故事里将每个人物的存在缘由与命运去向交代得明明白白，但翁达杰的故事像爵士乐蓝调，跳跃的节奏，主题突然的休止与转变，洋溢着即兴的美丽，如那些突然闯入你脑海的场景，讲述着内心不能预测的冲动。

我曾觉得风格超越技巧，技巧不过是为风格服务的存在。但翁达杰证明了风格也是技巧的一部分，归根到底，是天赋的一部分。

“优秀的写作是艺术创作也是如实描述”。翁达杰教会我的最重要的一课是：我们描绘这个世界的方式就是我们占有这个世界的方式。如果你充分确立了自己的观看方式，就完成了营造一个独一无二的世界的第一步。

也是因为其他译者的放弃，我意外获得过翻译《巴黎评论》中石黑一雄访谈的机会。交稿四年后，石黑一雄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得奖的石黑一雄第一次公开亮相，就是与翁达杰对谈。

在这场老友对谈里，翁达杰说起当年在新西兰，自己曾建议石黑一雄将其正在写的那部小说取名为《入海口》或者《家园》。而石黑一雄在《巴黎评论》的采访中回忆起这段往事，却记得这场对话发生在澳大利亚作家节的长椅上，当时翁达杰建议将小说起名叫《牛腰肉：别具滋味的故事》。

无论时间怎样扭曲了记忆，这本后来被取名为《长日留痕》的小说始终是石黑一雄口中那个有很多厨房里切菜的场景以及和管家有关的故事。

而这样的呼应，也正是无数次出现在他们两人故事中的unallocated moment：看似不相干的事物、不同的时间线、交错的空间，却拼接出如聆听合拍的韵律般怡人的阅读体验。（陶立夏）

我会非常憎恶被锁死在一个既定的框架里面。作为作家，你有权利偏离航向，给自己一个惊喜。你永远都可以倒回去，把错误去除，把不合适的次要情节删掉。没有什么是木已成舟，不可更改的，干吗要把自己限定在一个预先设定的故事框框里面呢？

——翁达杰《剪辑之道》

来源 | 新京报
责编 | 郑少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