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家祠由清末广东72县陈氏族人集资建成，但陈家祠的创建过程与随后的管理，主要掌握在新会人、台山人手里，这两个县的“三行佬”长期执香港建筑业之牛耳。
陈家祠建筑风格民间气息、商业气息太浓，不受广府文人欢迎，它的身价名声，主要得益于一场漫长的“出口转内销”运动。
新会人与台山人
在陈家祠创建史上，新会人、台山人占有最重要地位，这一史实长期以来未能得到深入解读。陈氏书院正座西三龛排位图记载，到1893年为止，认捐主位最多的是广东台山（新宁）人，达1227人，新会县第三位，为712人，南海县771人，排第二位。只有厘清陈照南、陈炳章的来历，才能透彻理解这一现象。
陈照南次子陈兆棠，于1891年考中顺天乡试第二十三名副榜（光绪《新宁县志》），他在参加广东自治研究社时填写的籍贯是“新宁”（台山）。
1901年辛丑庚子并科广东乡试，陈炳章长子陈始昌考中举人，《题名录》中籍贯写的是新宁。
梅江西村“陈氏祖祠”中，曾有一块匾额是由“陈栋”题写（林福杰：《新会风物掌故选》第196页）。这个陈栋也是台山人，道光廿九年拔贡，授云南丽江知县，升丽江知府，花翎候选道，是48名陈家祠“倡建绅耆”之一。
笔者认为，陈照南、陈炳章这个家族是从台山移居新会梅江。这一点，也与梅江村委副主任陈仕朋的家族记忆吻合，陈仕朋自述其祖先来自台山县冲泮。
梅江村位于新会会城南面的冲积平原上，以出产“新会柑”著称于世，早期东西南三面都是“海”（水面），最初由来自天马村的陈氏族人开发，其后又接纳了另外三个来自不同族源的陈氏族人：一支来自本县天湖蓢（陈冲），其二来自台山县海晏、冲泮、高岭、玉怀等村，其三来自本县大泽镇李苑村。故老相传，天马陈氏于嘉庆十几年（1810年左右）来此开村，而后陆续有新会、台山各乡陈氏族人迁入。
梅江村跟珠江三角洲许多地方相似，沙田开发的工作量十分繁重，需要大量劳动力作长期经营。率先移居梅江的天马陈氏，或是感到自身力量不足，乃招引不同族源的同姓共同开发。梅江村的陈氏宗族，属于郑振满所说的“合同式宗族”。
村中最早的庙宇“帝王庙”，建成于道光辛丑年（1841），供奉上帝、侯王、文昌君、陈巧。所谓“侯王”是指陈氏得姓始祖妫满，于公元前1066年被周武王封于陈国，为周的诸侯国；陈巧（陈考）则是新会棠下镇石头村陈族始祖，相传于元代得道成仙。（林福杰等：《话说梅江》第4页）梅江村开村早期没有祠堂，帝王庙供奉最遥远的得姓始祖而没有始迁祖，显示梅江村表面上虽是单姓村，却并非来自同一族源，没有共同的始迁祖。
种种迹象表明，陈照南、陈炳章这两个家庭最初来自台山，具体哪个村镇仍有待作进一步的研究。他们移居新会后，仍一直保留着台山籍贯。陈照南之子陈兆棠考中顺天乡试副榜，是梅江村第一个获得功名的人。1901年，陈炳章之子陈始昌考中举人，梅江村得以建立祠堂。
陈杰卿文章中提到的陈家祠第三个创始人是他父亲陈香邻。陈香邻为广州七十二行商人代表性人物，在粤汉铁路招股活动中十分活跃，也是清末民初广州公益慈善领袖之一。他在七十二行当中属于帐联业，新会人，于广州西关长乐街15号开设永康店。陈香邻、陈杰卿父子长期参与陈家祠的管理。
1928年体育界人士利用陈家祠场地创办广东体育专门学校时，由新会翰林陈启煇作主借出；据陈毓明《外海乡事一斑》所述，陈启煇也参与了陈氏书院的规划与创建。1930年代，陈氏书院的重要契据由台山人陈卓平（广州爱群酒店老板）负责保管，1937年陈卓平将陈氏书院契据请人送往沙面汇丰银行代保管，不幸的是这批契据现已不知去向。（崔惠华：《陈氏书院始建年代考》）从1888年开始筹建到1937年，见于记载的陈氏书院实际负责人，除陈春畋为东莞人、陈萝生（陈大年）为南海人，陈幹宸、陈新吾、陈俊生籍贯不详外，陈瑞南、陈照南、陈启煇、陈兆棠、陈香邻、陈杰卿、陈卓平均为新会、台山两县人。
陈颍川堂
陈家祠筹建初期，曾分别用“陈世昌堂”、“陈颍川堂”两个实体收取捐款、收购土地。前文已论证，“陈世昌堂”是陈瑞南家族堂号。那么，“陈颍川堂”究竟由谁控制、代表着什么样的背景？限于史料，对此作确定性的结论有些困难，但仍可从多个方面的迹象去作合理推测。
笔者初步认为，“陈颍川堂”是由陈照南控制的堂号，充当陈氏书院的业主总代表。晚清时期的珠江三角洲，堂号可以有实际的指代对象，常常是指同一祖先的兄弟叔侄若干人，但也可以只是一个化名。科大卫引用的1910年香港首席大法官的判决书，对堂号虚指的情形有如下判断：
首先需要陈述一个事实，由于一些我们至今还不太清楚的原因，中国人使用“XX堂”这种称谓的时候，其实只是一个化名。它并不指代某个人，而是代表一笔特定的款项，参与其中的人们试图使用或掌管这笔款项。虽然他们是否有权力这样做，还要依据具体的案情作出判断，但是我认为我们必须接受这个事实。我们知道有时一个人甚至会使用几个不同的堂名……（科大卫：《近代中国商业的发展》，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65页）
若笔者的推测无误，陈照南使用“陈颍川堂”，对外代表陈家祠，对内代表着他和陈炳章家族均来自台山，借此吸引更多台山华侨出资认购主位。
曾任颍川令的陈寔，多被广东陈氏认作共同的祖宗，有许多不同的陈氏家族、宗族都用“颍川堂”作堂号，在这一层面上看，“陈颍川堂”似乎是个通用的符号。笔者注意到另一层面的事实，即从晚清至今，台山陈氏族人喜欢用“陈颍川堂”来指代来自台山县的陈氏族人总体。
1926年，台山陈氏自治协会创办《颍川月刊》，中间一度停办，2000年复刊，由台山市颍川联谊会执行编辑工作。台山氏颍川联谊会在复刊《颍川月刊》的同时，即开始酝酿兴建陈氏纪念馆（合族祠），至2010年向海内外陈氏宗亲筹集到2000多万港元，仿照广州陈家祠建筑风格进行设计并动工兴建，2016年建成时，直接命名为“陈颍川堂”。陈照南使用“陈颍川堂”作为接受捐款的实体，含有鼓励台山陈氏族人踊跃捐款的意味，台山陈氏族人最终也在陈家祠拥有最多牌位。
陈家祠的香港元素
广东民间工艺博物馆王发志指出陈氏书院具有香港元素：“陈氏书院‘德表’和‘庆基’两个便门内的地面不是用石材铺垫，而是用从香港运来的砖块铺垫。每块砖长约23.5厘米，宽约12.5厘米，高约5厘米。砖块正面雕刻有网格状的纹饰，可以在雨天起到防滑的作用，美观实用。砖的反面雕刻着‘HKB’字样，全部英文字母写出来就是‘Hong Kong Brick’，汉语即为‘香港砖’，表明其产地在香港。”（《陈氏宗族的精神家园》，第55-56页）
还有不少学者提到，陈家祠内的铁柱长廊不见于中国传统建筑之中，属于明显的西式元素。陈氏书院建筑的香港元素、西式元素，应与陈照南、陈炳章在香港长期从事建筑、建材行业有密切关系。岭南建筑史学者彭长歆，曾论述香港营造业对岭南各地的影响：
在岭南近代营造体系的形成中，香港是重要的源头和参照系。英国在香港的殖民地建设中较早引入西方建筑制度，使香港成为岭南最早建立营造业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地区。由于熟悉西人建筑活动的运行模式和技术特点，并能有效组织大规模建筑生产，19世纪末20世纪初香港的建筑公司在广州等中心城市占有重要地位，其中如林护的香港联益建筑公司和谭肇康的永利、浴利公司等。
林护（1871～1933），字裘焯，广东新会牛湾镇上升乡飞龙村人。林护幼孤家贫，14岁赴澳洲谋生，工余就读夜校，后定居香港，从事建筑业，随后在香港创办联益建筑公司，承建各项工程，为香港及华南建筑业首位。
与林护的经历颇为相似，谭肇康（1875～1961）出生于广东省新会县双水镇上凌乡，幼年丧父，家境艰难。光绪十六年（1890），谭肇康前往香港谋生，工余之暇，刻苦钻研建筑知识。其间曾一度赴加拿大谋生，返国后前往大连学习建筑工程，后在友人帮助下在香港创立永利、裕利建筑公司，业务遍及省、港、澳三地，与林护的建筑公司并驾齐驱。（彭长歆：《现代性·地方性——岭南城市与建筑的近代转型》，同济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84-285页）
彭长歆以林护、谭肇康两人为香港早期营造业的杰出代表，值得注意的是他们都来自新会。实际上，陈照南、陈炳章从新会前往香港从事建筑业，要比林护、谭肇康还早二三十年。由此看来，香港开埠初期的建筑业历史，仍有广阔的研究空间。
为符合陈家祠作为礼制建筑的要求，陈照南在陈家祠工程中只是运用了少量西式元素，仍以广府建筑风格为主。彭长歆认为：“时值岭南洋务建设最兴盛的时期，并由民间最具开拓精神的商界精英主持，陈氏书院在建筑形式和建造技术等方面所固守的地方性和传统性显然与其建造背景有相当程度的偏离，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民间审美在当时仍保持强大的文化惯性。”（同上，第286页）
陈家祠之“出口转内销”
1910年12月17日，《香港华字日报》有一段话，道出陈家祠名声在外的特点：“西关连元大街陈氏书院，规模极大，外人游历到省，必先往该祠参观。”陈家祠从建成开始，在广州及周边并未引起太多关注，因为此类建筑装饰在珠江三角洲所在多有，陈家祠只是更为集中、规模更大而已。
陈家祠之名声大噪，实际出于“外人”的推介。此处的“外人”，是兼指外地人、外省人与外国人。到民国初年，广州本地仍有许多长者见证过陈家祠的建设过程，心目中仍认为是“新”东西，并不是十分重视，加之风格上民间气息过浓，不尽符合文人墨客口味。最早对陈家祠加以特别重视的，反而是一些外地游客以及客居广州、香港的外国人。
笔者所见最早的陈家祠影像于19世纪末由外国或香港摄影师拍摄，并印成英文明信片，文字说明为“Chan’s Ancestral Temple, Canton W.”（广州西关陈家祠），可见门前广场有两对进士旗杆，其中三斗的一对相信是陈照常进士旗杆，四斗的一对则应为陈伯陶探花旗杆。
1900年，美国摄影家詹姆斯•利卡尔顿环游中国，从香港进入广州，拍摄了一张陈家祠内4个小孩的照片，背景是月台与连廊。这幅照片后来由Underwood & Underwood制作为明信片单独发行。他在日记中写道：
墙是砖砌的，院子的地面铺着花岗岩石板，细长的柱子和嵌有石板的栏杆是用灰色的花岗岩制成，请注意栏杆上雕刻的葡萄生长的样子，多么精美！房顶上装饰着精美的瓷器，从屋脊扩展到无言。穿过庭院的回廊上有顶棚，到处都装饰着色彩丰富的瓷器。可以想见这精美迷人的建筑上雕刻的怪诞装饰花费了多少时间。这些全是中国最好的工匠制作的。（利卡尔顿：《1900，美国摄影师的中国照片日记》，第28-29页）
1904年增订英文版《广州指南》中，专列一段陈氏书院的介绍：“这是广州最精美的祠堂，据说其雕刻、装饰作品在整个华南地区无出其右。该书院于1890年建设，用银超过一百万两。它包括三座厅堂，用来展示来自各个不同家族的陈氏族人神主牌。”该书还在后面“主要景点”部分中再次列出陈家祠。
1905年，一本专供英语游客使用的《图像广州手册》（Pictorial Handbook of Canton）用相似的语言推介了陈家祠，并配发了一幅内景照片。
1906-1909年间，德国建筑师Ernst Boerschmann（柏石曼）在中国考察古建筑时，拍摄了陈家祠的照片，收录于后来出版的Picturesque China一书中。
1928年，长居广州的日本人森清太郎出版《岭南纪胜》，收录了三张高清的陈家祠照片，出版该书的目的之一是向日本人介绍岭南各地风景名胜。
广州收藏家周俊荣先生收藏了大量1930年代以前的陈家祠老照片或用照片制作的明信片，从外文标注来看，显然是面向外国人销售。
1956年5月19日，广州市文化局呈文给市政府，首次提出陈氏书院的保护问题：“过去，来本市访问的国际友人和国内文化方面的来宾，在参观该祠后均建议应好好保存，有外宾并称誉该祠艺术较之意大利中世纪的艺术有过之无不及。”
1957年，陈氏书院在第一次文物普查中被定为文物建筑。同年，“广州市长朱光陪同罗马尼亚贵宾参观陈氏书院时，客人称赞陈氏书院的建筑艺术胜于欧洲18世纪建筑，认为用作行政学校十分可惜，提议一次设计博物馆。”
也是同年，广州市人大代表胡根天等联名向市人大代表大会提出议案，称：“国际友人参观后认为不应让其荒废。代表们要求有关部分予以接管修理。”11月2日，广州市人民委员会（即市政府）向文化局等单位发出的紧急通知中指出：“本市中山七路陈家祠是省人委指定保护的文物建筑之一，祠内有各种珍贵的历史上的雕刻艺术品，雕工精湛为国内所罕见，几年来不断得到国内外专家的赞誉，亟需指定专门机构妥善地加以保护，以免珍贵的文化艺术遗产遭受损失……”（《广州陈氏书院实录》第31-32页、第44页）这三份文件不约而同地以国内外来宾的赞誉作为要求保护的主要依据，这是与清末民国时期外热内冷的现象一脉相承的。
陈家祠最终得到妥善保护和修缮，余清江、胡根天、商承祚等本地专家学者的持续关注、呼吁起了重要作用，而他们的意见得到政府和人大的重视，也与他们强调陈家祠在国外的影响有不可分割的关系。陈家祠终于在一场漫长的“出口转内销”运动中，被认定为岭南建筑艺术瑰宝并列入文物、得到保护与修缮。
一些随想
18-19世纪的广州十三行贸易与香港开埠，为珠三角底层人群提供了新的上升阶梯。陈瑞南家族两百多年里一直没有祠堂，足可证明其先代经济条件不佳。陈照南自称“布衣起家”。在香港多年奋斗之后，出身底层的陈瑞南、陈照南都上升为商界精英。美国人把通过个人奋斗取得成功叫做“美国梦”；一百多年里，珠三角底层也曾有过“香港梦”，涌现出大批白手起家的商界精英，随着阶层固化形成，底层上升之路受阻，“香港梦”或已破碎。
陈家祠主要由底层出身的商界精英所创建，《倡建陈氏书院绅耆芳名录》里面的士绅多属于陪衬。这个时期在珠三角涌现出来的大批新商人、华侨，希望通过在省城陈氏书院占有一席以光宗耀祖，是集资得以成功的主要原因。陈家祠的集资规模高达100多万两，这个数字十分惊人；在陈家祠建成前一年（1893年），整个广东省财政收入也只有430万两。（《广东省志 财政志》第49页）
陈家祠是由两个侨居香港的商人陈瑞南、陈照南所发起建设，其中建筑商陈照南担任了最重要角色。陈照南及其族人陈炳章都从事建筑行业，先代又都从台山移居新会梅江村，这是陈家祠主位认购者中台山人占第一位的主要原因。海通之后，人多地少的台山县向海外输出大量劳动力，曾占北美地区华侨人数一半左右，在南洋各国也多有分布。多年辛苦拼搏之后，到光绪年间许多台山华侨改善了经济处境，衣锦还乡，在家乡重建美轮美奂的祠堂。在省城最大合族祠中供奉祖宗牌位，甚至捐出巨款以摆放“长生禄位”，可谓光宗耀祖、扬眉吐气。陈照南洞悉华侨的内心渴望，争取到来自台山的最多捐款，其经营手法堪称高明。
陈照南将筹集到的巨额资金用于屋脊、屋檐、门窗、梁柱、月台等各处细部的装饰，放手让各装饰店炫耀技巧，并将他们的商号刻在显眼位置，将陈家祠变成建筑装饰业的永久广告位，在办理文化教育事业方面却缺乏表现，1905年陈照南去世后，接任者才于次年兴办陈氏实业学堂。
陈家祠的功能，实际上变成祭祀场所、交际场所与广府建筑艺术博物馆的混合体。充满民间性、商业性的建筑装饰风格不符合士绅的审美趣味，陈氏书院在教育方面的消极作为也令士绅不满。他们唯有报以冷遇。就笔者所见数十帧老照片来看，清末著名陈姓士绅几乎都没有给陈家祠留下墨宝。
陈家祠创建史所表征的意义，本文的论述仍属初步，尚存在着更大的探索空间。清末士绅与商人的关系，存在着利用与反利用、控制与反控制、合作中有冲突、冲突中有合作等多层次关系，过分简单化的概括皆不足取。（陈晓平）
来源 | 澎湃新闻
责编 | 魏礼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