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班主播 | 羊城晚报记者 崔文灿 

2016年夏天，我开始整理家书。做这件事，缘起父亲留下的一箱信。那些信用报纸包着，细绳子捆着，上面贴着小纸条，注明了是谁的信，哪一年到哪一年，全都是父亲的笔迹，整整齐齐摆放在一个樟木箱里。粗略数了一下，有上千封，其中我的就占了一半。

父亲是个老军人，是个穿着军装修铁路的老铁道兵。他做事仔细严谨，凡他认为有价值的资料，总是分门别类地保存着。他甚至收藏了我小学一年级到初中所得的奖状，最早的一张是1965年的，薄如蝉翼，还是学校老师自己油印的。

我发表作品的所有剪报，和关于我的各种消息，他也都一一剪贴归纳放好。还有姐姐小时候画的画，姐姐当知青、当工人时得的各种奖状……我们想找什么东西，总是会习惯性地开口问，爸，你有没有看到我的那个什么什么。

但是，当我看到这样满满一箱信件时，内心还是被深深震撼了。很感动，也很悲伤。自当兵后，我就一直远离父母，上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末，全靠写信与父母交流，汇报情况，聆听教诲。因此我的信特别多，打开数了一下，有500多封。

时隔几十年，重新打开这一封封信，发黄的信笺腾起了细细的灰尘，往事清晰浮现。

最早的一封信，是我写给父亲的。13岁的我，向父亲汇报了自己和同学一起参加野营拉练的事。有自我表扬，也有自我批评。其中一段话，让很多朋友忍俊不禁：“路程大概是380多里。我都坚持走了下来，一回车也没有坐。

但是出去十多天我也有不够的地方，比方说，花了许多钱，妈妈给我带了两块钱，我光买吃的就用了一块多，这很不好，没有节约闹革命。还有出去才十多天，我就经常想家，想妈妈，经不起艰苦生活的考验，这是由于多年跟在妈妈身边惯成的。”

那时候父亲在部队，几个月甚至一年才能回家一次。妈妈常给他写信，偶尔也要我和姐姐在信上写几句。这一封，是最完整的。父亲很珍惜，在信封上注明“山山1971年”的字样。遗憾的是，在当兵之前，我只写过这两封。

当兵后，信写的比较多了。虽然我是话务兵，但家里并没有电话。也许是因为小时候曾远离父母，我很快适应了连队生活，给父母写信时总是高高兴兴的，跟他们说连队是怎么过年的，女兵是怎么过三八节的。

当母亲埋怨我信写少了时，我没心没肺地说：“我在部队一切都好，不用担心，现在也不是战争时期。”估计母亲看到这样的信，也是哭笑不得吧。

父亲和母亲谈恋爱时不在一起，完全靠书信联络。1950年他们正准备成家时，父亲所在部队奉命奔赴朝鲜，当时不让告知家人。母亲在茫然焦虑中等了3个多月，才收到父亲从朝鲜寄回来的信。父亲在朝鲜一待就是3年，他们的婚期也就延后了3年。

像我们这样的军人家庭，类似的故事不足为奇。渐渐懂事后，我知道了父母的担忧，信写的比较多了，而且也知道报喜不报忧了。每次写信都说些让他们高兴的事，比如在连队表演了节目，业务考核拿了第一名，年底得了嘉奖，发表了文章等等。1979年南疆有战事，我所在的部队也进入一级战备状态，我是等结束了才告诉他们的。

其实那时候我还是很盼父母来信的，每天下午通讯员取报纸信件回来，我总是盯着他，希望他朝我走来。我们班的战友们，也都很羡慕我能经常收到父母的信。有时我也会把妈妈的来信读给她们听，因为妈妈的信总是写得很有趣。

后来我争取到了考大学的名额，赶紧告诉父母。那时候复习资料很少，母亲到处帮我去找，父亲则亲手为我绘制各种图表，比如中国历代年表、中国铁路图、中国山脉湖泊图、中国与邻国边境图等等。一一寄到连队。最终，我考上了，比那年的录取线高出40多分。

没想到体检时出了问题，我因为复习期间感冒，导致肺部感染。只好瞒着父母，一边偷偷治疗，一边去招生办请求复查。折腾了一个夏天，最终收到了录取通知书。

可是当我按捺不住喜悦给父亲打电话时，父亲却有些失望，他觉得我没能考上名牌大学（父亲自己是北洋大学毕业的）。我的分数比那年的重点大学差了6分。

我感觉很委屈，就1个月的复习时间啊，而且还生病了呀。于是我写了封很长的信，把高考之后身体出问题的事，一一告诉了他们。父母心疼不已，马上寄了钱来，第一让我买营养品，第二让我买个箱子，好收拾行李去大学报到。

不料，进大学后我很是失望。当时各行各业百废待兴，大学也很破旧，和我想的差距很大。加上我们那一届（七九级）应届生很多，学生大多比我小四五岁。我感觉自己跟弟弟妹妹成了同学。

于是我一连给父母写了两封很长的信，诉说苦恼。父母写信鼓励了我一番，学校不重要，同学也不重要，重要的是自己努力。父亲还对我提出一个要求，不要被分数牵着走，要学到真知识。

大学期间，我给父母写的信最多，也许是写信方便了。听课，复习，考试，泡图书馆，参观画展，看话剧，等等，都一一写信告诉父母。毕业后当教员，写小说，经历百万大裁军，再后来结婚成家，也全都通过书信向父母一一汇报。

我不禁一次次感叹，幸好写信告诉爸妈了，不然早忘了；也一次次感叹，没想到自己年轻的时候脾气那么冲；还一次次感叹，我的运气真不错，遇到了那么多包容我的人。我清晰地看到了自己的脚印，一步步的，还算是踏踏实实；更多的，是体味到了父母的培养教育之恩。

整个青年时期，我都是在父母的关爱支持下走过的。我庆幸自己年轻时给父母写了那么多信，一来得到了父母的教诲，二来，我相信那些信，也一定给父母带来很大的安慰。

唯一感到遗憾的是，我始终没能调回到父母身边。我曾经在信上一再表态，会回到他们身边。我食言了。父亲是个老军人，而我，竟成了一个比他军龄还长的老军人。当年离开父母时，无论如何，也没想到会这样。

我和父母的通信，一直延续到90年代末。2000年以后，父亲说，你那么忙，不要写信了，一周打一次电话就可以了。我就改为每周一个电话，时间是周六上午。

父亲是一个做事非常有规律的人。说周六上午通电话，就不能是下午或者第二天。假如那天我有事耽误了，他一般熬到11点就熬不住了，会主动打过来，问我怎么了。

所以我尽量在上午九、十点钟左右打过去——无论我在家，还是在部队，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也无论是在西藏采访、灾区采访，还是在开人大会议。父亲每次接起电话，都会很开心地说：“我就知道是你。”

没有信件往来后，父亲还是会在每年春节给我寄一张贺卡，写几句祝福的话。而母亲给我写的最后一封信，是在2009年我当人大代表的时候。母亲希望我写一个关于反对过度包装的建议案。她把报纸上的资料剪下来寄给我，还谈了她的看法，那时她已经83岁了，字迹有些抖。

我的父亲母亲，一辈子正直善良，努力工作，热爱生活。而且，彼此相亲相爱，相濡以沫。他们的言传身教，影响了我的一生。我为自己有这样的父母感到幸运。

来源 | 解放军报，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文字 | 裘山山，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图片 | 资料图（来自视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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