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开放40年，美国人潘维廉一家在特区厦门生活整整31年。

“别叫我老外，我是‘老内’”，62岁的潘维廉说话非常幽默风趣，“我们见证了中国经历的前所未有的变化，从某些小方面来说，我们甚至也参与了这些变化。”

1988年，潘维廉举家来到厦门。如今，潘维廉成为福建第一位获得在华永久居留权的外籍人、厦门市荣誉市民，厦门大学工商管理教育中心教授。

去年底，潘维廉教授出版新书《我不见外——老潘的中国来信》（中、英文版），以30年来47封写给美国家人朋友的私人信件，纪录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他把书寄给习近平总书记，习近平总书记则给他回了这样一封信。

“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见证者，这些年你热情地为厦门、为福建代言，向世界讲述真实的中国故事，这种‘不见外’我很赞赏。”

探险家，两次“环游中国”

潘维廉最近一次接受中新社记者专访，是在他第二次自驾环游中国返回厦门之后。

上世纪90年代初，潘维廉一家驾驶一辆昵称“丰小田”的面包车，“八十天环游中国”。自驾两万公里环游福建和中国东南部之后，又自驾4万公里环游中国，一路到西藏再回来。

25年后的今天，潘维廉和厦门大学管理学院师生结伴，“重走”中国城市和乡村，全程31天，行进上万公里。潘维廉接受中新社记者专访时说，目前自己正在整理旅行笔记，介绍中国的“变”与“不变”，不过，他觉得自己“越来越不了解中国了”。

“变化太大了。”潘维廉说，“中国太大了，人那么多，为什么能在25年里发生这么大的变化，而且即使在偏僻地区，也有很大变化？”

潘维廉以为中国要用五六十年，甚至七八十年才会发生大变化。没想到只用了25年他就看到巨变。

在8月26日福建电视台正在热播的“老潘中国行”节目中，潘维廉走进第十六站：云南省石林彝族自治县。一位村民徐立道告诉潘维廉，他是1949年以来，第一个到村里来的外国人。潘维廉笑说：“我是半个老外，因为我是老外脸，老内心。”

潘维廉还发现，即使在这个几乎是“无论魏晋”的偏僻小山村里，不但有水泥路、好房子，还有电和网络，老农都在用微信和淘宝！

潘维廉向记者回忆起， 1994年，他的朋友曾质疑中国“靠海的发展，内地没发展”，他决定亲自走一走，“讲述真实的中国故事”。

25年前，他到兰州，在兰州最好的宾馆住了三天三夜，但是，其中两天两夜停水停电，他们一家住在24楼，每天回酒店都苦不堪言。

这次他重返兰州，问当地人:“你们还停水停电吗？”

当地人说：“怎么会停水停电呢？”

25年前，“没什么地方吃饭，我们车上吃，睡”。问路也是一大问题，“因为没人承认自己不懂路”。内蒙古人指路将他们带离似有强盗出没的沙漠地带，而四川人指路则让他们折回了西藏，耽误3天行程。

而如今，到处都是旅馆、饭店、新鲜的水果，旅游纪念品，甚至女士停车位。

潘维廉说，这25年来，中国最大的变化是“道路好太多了”；另一个巨变，“绿化多了”，25年前，中国中西部到处是“土”色，但是现在，西部的很多地方都是绿色。

潘维廉说，此行遇到的人和事让他再次见识了：“中国有普通话，但没有普通人”。

有缘人，与中国结缘

潘维廉和中国的缘分，得从上世纪70年代说起。1976年，美国在台湾还有驻兵。20岁的潘维廉作为美国空军士兵被派遣台湾。

他很快爱上这个“美如翡翠”的岛屿。休假时他沿海岸线绕岛骑行，为挪威传教士经营的儿童医院募捐。

在潘维廉的回忆中，任何经历都自带笑点。天气酷热，他用薄的白色中式寿衣布裁衣服穿，这身打扮和他的外国人样貌，把不少偏远山区的台胞吓到尖叫：“鬼啊！”但也有经历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老人指出：这分明是“洋鬼子”！

这段台湾经历，对潘维廉影响至深。他对海峡对岸的大陆产生了兴趣，当他娶了一位在台湾出生长大的美国女孩苏珊娜为妻后，还把她也带到了中国大陆。

1988年，潘维廉管理学博士一毕业，就做出改变一生的决定：卖掉经营多时的金融公司，和苏珊娜带着两个年幼的孩子来到厦门。

当时，全中国只有厦门大学为留学生提供住宿，潘维廉本来想在厦门学一两年中文，再去别的地方，没想到，一到厦门，就爱上了。

潘维廉曾在中山路丢了个包，包里有护照以及两个月工资。一个裁缝师傅捡到后归还了包，还谢绝了潘维廉的酬谢。“后来我才知道，裁缝工作很辛苦。我再去找他时，他已因病去世了，我为此非常伤心。”潘维廉说。

来大陆不到一年，潘维廉就得到了厦门大学管理学院外籍工商管理硕士教师的职位。每当周五的晚上，二三十名学生挤进他的厦门大学凌峰公寓。他们在院子里的乒乓球桌包饺子，潘维廉弹吉他，教学生们唱西方歌曲。

潘维廉眼中的厦门大学教授也很有趣，他在《老外不见外》一书中写道：

 早起的人群中，“一群群看似羸弱实则身体强健的老太太（退休教授）或挥舞着中国折扇或挥舞着红缎带和亮晃晃的剑（估计是用来对付桀骜不驯的女婿），练习各种复杂多变的招式，他们时常督促：‘一起来吧，潘教授！’但所谓‘心态决定年龄’，我是永远也赶不上这些时髦老太太的步伐了。”

而关于喝茶，潘维廉是这样描述的：

每星期至少一到两次，我停下来喝茶——“烦躁地等着他们花20分钟洗涤茶具、烧水、倒茶，接下来的20分钟，便用小巧的闽南茶杯细细品尝两口。”

慢慢地，他开始享受这种方式。

初到中国，“没有车”是最大的冲击之一。潘维廉清楚记得，1988年整个厦门只有３路公交线，３个公交站点：轮渡、火车站和厦大。那时的公交车是木地板的，汽车尾气会钻到车厢里来。“人上车的时候是白的，下车的时候是黑的。”

为了方便带着妻子和儿子出去，潘维廉还多次找政府申请，并写下保证书，才买到一辆脚蹬三轮车。有一次，潘维廉正蹬着三轮车，有一对年轻人拦下他问：“去中山公园多少钱？”原来，他们以为潘维廉是人力车夫。每次回忆起这段趣事，潘维廉都哈哈大笑。

潘维廉的大儿子出生于1986年，小儿子出生于1988年。潘维廉在厦大教工的住宅区发起兴建一个儿童乐园。他自掏腰包买水泥，并亲自搬运石块垒起一座假山，还装上了喷泉。

后来，他又在一棵相思树上搭了一间“空中小木屋”，用白铁皮做了一个滑梯。他还去海边，向渔民讨了一个旧浮球，从自己的车上卸下一个旧轮胎，造出了孩子们喜欢玩的秋千。

初到中国，潘维廉渐渐爱上中国美食，同时也想念舌尖上的美国。买不到正宗的美式面包，潘维廉就乘船，再转车，花了两三天，从漳州买回石磨。一家人自己磨小麦，做美式面包。

他还曾蹬着自行车来回3个小时跑到厦门信达湖里经济特区免税店买蛋黄酱，意外收获买到金枪鱼，“这让其他外国人全都兴冲冲地骑自行车飞奔去买”。

为了奉苏珊娜之命，买到感恩节的火鸡，潘维廉亦在厦门外事办年轻同志的陪伴下，骑自行车去乡下寻觅，遇到各种波折，又遭遇养鸡农户不肯卖，幸好外事办同志一番又一番解释，终于完成任务。潘维廉只听懂了“他老婆”三个字，对方心领神会的笑容令他感慨：“中国人太清楚家庭和睦的重要性了。”

如今，厦门有6家沃尔玛购物广场、1家山姆会员商店、多家法国家乐福、1家德国麦德龙，还有超过6家大型购物商场。“我们能够买到过去极度渴求的外国食品和产品----尽管现如今我们基本只吃中国食物了。”

代言人，让西方人更了解中国

潘维廉对弱势群体抱有同情之心。他和苏珊娜资助了12名希望工程孩子，还通过福建山城龙岩的孤儿教育计划，帮助了几十位孤儿。

他在写给友人的信中同样赞许中国人“回馈祖国”的爱国之情。他这样写道：

一贫如洗的海外华侨，把微薄收入的大部分寄回家乡，当数以百万的人这样做，这些微薄的回馈积少成多，让中国熬过因西方鸦片贸易而被榨干的一个世纪。如今，海外华侨仍每年捐资中国兴办学校、发展大学教育、开办孤儿院、修建马路等。

他尤其提到了厦门大学校主陈嘉庚，还提到另一位赚得“百万身家”的保姆，帮助成千上万人脱贫。

潘维廉来自西方，最了解西方对中国的偏见。身为厦大管理学院的外籍教授和学者，他希望能让西方人更全面客观地认识中国。

潘维廉位于厦门大学嘉庚楼的办公室不到10平方米，书柜里、空地上，堆满了关于中国历史的书，其中很多书都是英文版的，他在进行跨文化研究。

为了让更多外国人了解厦门，潘维廉制作了英文网页，还写了１０多本介绍厦门的英文书籍。写着写着，这个“厦门通”发现，其实不仅“老外”，一些年轻的厦门人也太不了解家乡。于是他开始出版中文版。“年轻人只有懂得历史，才有信心走向未来。”他说。

目前，潘维廉已经著有《魅力厦门》《魅力福建》《魅力泉州》等多本著作，还将策划实施出版“老潘看中国”系列丛书。

随着对厦门的日渐了解，他热衷于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做这片土地的“代言人”。除了著书立说，向海外介绍中国的同时，潘维廉也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帮助中国在世界上发声。

2002年，他作为厦门市的发言人，倾情讲述厦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故事，为厦门获得国际花园城市金奖立下大功。此后几年，潘维廉还先后帮助福建泉州、上海松江区、常州武进区获得国际花园城市金奖。

在潘维廉看来，中国不仅开放，而且与西方靠战争和强权推进对外贸易不同，中国走的是和平贸易之路，“中国人做生意不靠刀剑，中国在历史上是唯一的完全靠经济发展而成为‘超级大国’的国家。”

“我很高兴，我那些在1990年代早期跑到海外的许多学生已经回到中国。”潘维廉说，他们在中国取得了很大的成功，“我很欣慰我能够说，‘我早就告诉过你了！’”

来源 | 中国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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