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回港嘢君讲述了香港大律师李柱铭的“鬼故事”，他出尔反尔，从“修例”始祖变身反“修例”旗手。他不避讳汉奸的名声，还公开鼓吹“我天天做汉奸”，要“敢于当殖民主义的走狗”。今天，要讲的是陈方安生，她在“祸港四人帮”中居第三位，却是一个“特殊的角色”，曾任港英政府布政司的她，是西方反华势力插手香港事务的一枚重要棋子。
与李柱铭一样，陈方安生也出身名门，她的祖父是抗日名将。但与李柱铭的破罐子破摔的“坦率”不同，陈方安生将自己塑造成“民主女神”“香港良心”“香港铁娘子”，然而，随着其卖港卖国恶行不断曝光，人们愈发看清楚，陈方安生就是让香港不安生的重要祸首。
结党营私谋上位，以退为进藏祸心
陈方安生时常一袭红衣出现在公众面前。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交接仪式上，陈方安生身着红色套装站在中间位置，拿今天的话来讲，就是“抢C位”，遭到香港媒体的批评。
“左右都是我的团队成员，我自然在中间。”陈方安生傲慢地回应指责。权势容易让人内心膨胀，早在半年前，她已被任命为首届特区政府政务司司长，这也是她左右逢源、韬光养晦的结果。
香港回归前夕，陈方安生多次拒绝来自英国赐予的女爵士头衔。在昙花一现的荣誉与现实权力之间，她暂时选择了后者，还以退为进在1995年秘密前往北京，表现出积极商讨香港主权移交的姿态。
陈方安生工于钻营取利，是不折不扣的政治“投机客”“变色龙”。香港回归后，外界关于她与上司董建华不睦的传闻不绝如缕，有一本名为《陈方安生风雨十年情》的书就描述说，香港特区政府高层出现了两个“司令部”。
陈方安生性格果断、作风霸道，美国《新闻周刊》也称之为“香港铁娘子”，这更多来自她对权力制衡娴熟的运作和利用。更通俗地说，她擅长拉帮结伙，是香港政坛“手袋党”灵魂人物。
“手袋党”之称源于偶然。1982年，在第25任香港总督麦理浩爵士送别的晚宴上，时年42岁的陈方安生带领港英政府一众女高官登台献艺，献歌献舞。其间，不少人都提着手袋。那一夜，“手袋党”的称谓不胫而走。
当时，代表英皇而来的港督拥有绝对的权力，所设“行政局”名为港府最高决策机关，也只不过是港督的咨询机构，至于布政司、财政司、律政司、廉政公署、审计署更要对港督言听计从。英国殖民者也毫不避讳地宣告他们的绝对统治权。《英王制诰》就明文规定，“香港一切文武官员及平民都必须顺从英王委任之港督”。很明显，那时候还是社会福利署副署长的陈方安生，在载歌载舞间想的只能是如何“顺从”甚至讨好港督，哪里会有现今这般大谈“民主”“自由”？
在香港的权力体系中，男权一直占绝对主导权，然后，特别有心计的陈方安生，则充分利用性别上“差异”，在英国殖民统治的权力体系中找到了一个特别的立足点。“手袋党”就是这样一个点。早在1979年，她升任社会福利署副署长后，就着手组织了一个所谓“高级女性政府官员协会”，并在两年后实现男女同工同酬。这为她在赢得赞誉的同时，还聚拢了不少宝贵的政治资源，也进一步奠定了日后“手袋党”的组织和群众基础。
1986年，陈方安生遇上了让她毁誉参半的“郭亚女事件”：一名患有精神病的母亲将自己的女儿“郭亚女”囚禁起来。得到举报后，陈方安生决定用破门入屋的手法强行解救“郭亚女”。
不料，她这一次捅了马蜂窝。一时间，香港舆论广泛批评她“越权”“侵犯私权”，毕竟社会福利署并不是警察机构，大量的舆论还质疑她破门入屋的必要性，指责她其实是“立功心切”。但到了后来，时任港督尤德选择了保她的态度，出面进行了力挺。
在香港那个必须“顺从”总督的时代，舆论迅速鸦雀无声，陈方安生也由此躲过她仕途中的第一次“劫难”。为修复个人形象，陈方安生开始照顾“郭亚女”的生活，协助她改换名姓，资助她到海外游历，到了后来，工于心计的她，又把这些“先进事迹”巧妙地安排在对自己友好的媒体上。
自此，陈方安生的仕途一直顺风顺水，直到2001年遭遇人生的“滑铁卢”。那一年，她以“私人理由”宣布提前退休，结束近39年的公职生涯。实际上，那是她“以退为进”策略彻底失败的结果。此前，她曾经打过谋求当行政长官的如意算盘，在未能得逞后，即已与特区政府貌合神离。
退休后的陈方安生没有安生下来，开始与中央政府、特区政府公然对立。在坐上立法会议员的位子后，更是打着“民主”的幌子，领导反对派上演了一幕幕乱港祸港的丑剧。
“超按事件”露马脚，“陈四万”三招掩黑
一袭红衣，笑声咁口。这是陈方安生独有的政治招牌，她在公众场合总是以笑容可掬的形象示人，人称“陈四万”，粤语中常以“四万咁口”描述笑容满面。
她在香港政坛顺风顺水，也遮住了很多公众的眼睛。但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陈方安生的丑闻还是在她退休后集中曝光，并频繁地见诸报章。
2007年11月29日，香港《文汇报》署名王绍尔的文章揭露陈方安生的“掩黑三招”：打“悲情牌”，无法回避时就说有人“蓄意抹黑”；打“中央牌”，玩弄逻辑上的障眼法，反倒欲盖弥彰；打“鸵鸟牌”，竭力躲避和搪塞以权谋私的“超按事件”。
行文此处，港嘢君不得不讲讲让“陈四万”声名狼藉的“超按事件”。1993年，香港楼市开始起飞，买楼后立即就升值。时任布政司的陈方安生，并没有按照香港政府七成按揭的政策买房，而是透过私人公司成交以减付印花税，购买了玫瑰新邨的房产。
香港《文汇报》等多家媒体还接到线人举报，陈方安生的女儿陈慧玲，也在同一年获得银行“九成一按揭”购买豪宅。因此，陈方安生一家被广泛怀疑有官商勾结和利益输送之嫌。
“超按事件”还只是“陈四万”以权谋私、收受黑金的冰山一角。2007年9月，在参选立法会港岛选区补选时，陈方安生的这段丑闻被当众质问，她气急败坏地打起“中央牌”并声称，如果中央对她的品格有怀疑，香港回归时就不会委任她担任政务司司长。
她擅长“左右逢源”，时而以“中国人”自居，时而做“民主女神”，时而又是“香港良心”。
香港广东社团总会副主席、港区省级政协委员联谊会妇女委员会主任杨志红曾撰文《陈方安生：从虚幻到真相》。杨志红认为，陈方安生毫无政绩，“郭亚女事件”让她留下践踏人权的不光彩记录；任港英经济司时，陈方安生错误批准中电多建发电厂，导致香港市民多付34亿电费，还污染香港空气；任职新机场发展策略委员会主席时，陈方安生的刚愎自用要对新机场启用时的大混乱负责。
“左右逢源”可得一时之利。长此以往，陈方安生是“左”的得罪光了，也不受“右”的待见。如同李柱铭在声名狼藉之后自称“我天天做汉奸”，这时的陈方安生只顾天天捞钱。
仅2013至2014年间，陈方安生至少三次收受“祸港四人帮”之首黎智英捐赠的巨额“政治黑金”，总额高达350万港币，用于资助她继续从事祸港乱港活动。
黎智英也只不过是这笔资金的“二传手”。正如港嘢君在《“拆家”黎智英》中所说，他以毒品起家聚集大量不义之财，还接受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至少两亿美元的资助。
金钱是政治的母乳，祸港乱港自然花费巨大。陈方安生还积极在香港社会搞“众筹”。2019年7月10日，她与李柱铭等乱港分子组织的“公民实践培育基金”已筹得100万港币，声称将用于撰写“修例”事件的民情报告，继续乱港祸港。
两面人：自称“香港良心”，却在出卖良心
千方百计筹集资金，想方设法蛊惑公众，被认为是某些不良政客两大提纲挈领的“法宝”，极“不安生”的陈方安生深谙此道。
她的蛊惑之手，已伸向近20万名香港公务员群体，后者是维持香港安定繁荣的中流砥柱。2019年8月2日，陈方安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公开蛊惑香港警队，“警队的敌人不是市民，希望警队能顾全大局。”她还表示希望，警务人员放弃维护社会秩序的职责，进而让香港社会局势进一步动荡。
近日，她还以前政务司司长的身份，公开鼓动香港特区政府公务员罢工参与游行示威活动，企图瘫痪港府的各项职能，进而自下而上地削弱行政长官林郑月娥的执政权力。
而在当年担任政务司司长之时，她则极力要求公务员“保持政治中立”。1998年，陈方安生在一次公开发言时，要求公务员必须恪守“六大原则”，尤其是政治中立原则。
“坚守法治；守正忘私；所有决策和行动，既要交代，也要公开；履行公职时，保持政治中立……当香港特区踏入二十一世纪，为不断上升的人口缔造一个自由、文明和繁荣的理想家园之际，坚守这些基本信念，是我们必尽之责。”
根据香港法律，公务员队伍必须政治中立，并实行政务类公务员与业务类公务员“两官分途”的原则。如今，自诩“民主女神”的陈方安生，却背离了她建设“法治香港”的初衷，继续祸港乱港，高呼在“顺从”港督时代想都不敢想的“民主”“自由”，“两面人”真相暴露无遗。
2018年9月19日，在香港遮打花园，颜武周、张家宝等两名合约制公务员带头集会，他们打着“公仆仝人，与民同行”口号，煽动公务员反政府，去参加下周一的大罢工。不过，当天参与集会人数少之又少，至于其中又有多少真正的公务员更有疑问。
尴尬之下，陈方安生专程赶赴遮打花园救场。她在讲话中绝口不提公务员政治中立，而是鼓噪说，“一队优秀、高效、高士气、中立的公务员团队，需要特首及管治团队体恤民情，保护公义才能够管治香港。”
其间，陈方安生还攻击香港现任公务员事务局局长罗智光的公开信是“恐吓”。当时，香港公务员事务局局长罗智光曾发公开信强调，港府绝不认同以公务员名义，发起或参与政治集会和罢工；若违反政治中立、对行政长官及政府完全忠诚，政府会严肃跟进处理。
多年的港英政治生涯，已让陈方安生练就了避重就轻、鬼话连篇的本事。面对罗智光的指责，她一度迅速转移话题，“政府的新政策或者重要发言，连英文稿都欠奉，新闻稿有时深夜才公布，记者会亦拒绝召开，实在是一个大倒退。”
与大律师李柱铭一样，陈方安生也擅长诠释和歪曲法律法规。2019年8月2日，陈方安生公开诡辩称，“根据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除了数类公务员，包括政务主任、新闻官、首长级官员以及所有纪律部队不能参与这样的（示威）活动，其他所有公务员也享有言论和集会自由。”
陈方安生还推出类似“白天为人，夜间做鬼”的奇怪逻辑，她在遮打花园集会现场还声称，“这是自发的集会，他们是下班的时候、利用自己的时候，亦不可说是损害他们的政治中立。”
这个自诩为“香港良心”的“两面人”，其实无时无刻不在出卖良心。
红杏出墙“告洋状”，引兵入关“卖良心”
陈方安生还喜欢找洋人撑腰，“告洋状”上瘾。早在2014年香港发生非法“占中”期间，她就被曝光与美国高官频频见面。
2019年3月，她与郭荣铿、莫乃光等人悄悄跑到美国，向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美国副总统彭斯等，要求美国遏制中国，声称“美国完全有权过问香港人权和‘一国两制’”，请求美国出面干涉香港内部事务。
2019年８月14日，陈方安生又偷偷地拜访德国驻港总领事馆，并受到高规格的接待。其后，她又赶赴湾仔一处商务中心与某神秘人士秘密会面。
“领旨”后，她紧握一个黑色公文包离去。香港《大公报》透露，这一次，陈方安生是就香港最新局势向欧盟“提供意见”，乞求欧盟“关注”和介入香港事务。
由于挟洋自重的卖国卖港行径昭然若揭，陈方安生一度被“四大护法”之一的许崇德讥讽为“不甘寂寞”和“红杏出墙”，但她毫不在乎，反而还鼓吹“在香港这个国际城市，外国也是真正的持份者”。
在拉洋人帮衬的同时，陈方安生对中国人却又是另一副面孔。当年，在香港回归初期，广东省提出要在经济上与香港融合，并建议兴建一座跨海大桥，实现24小时通关，但时任粤港合作联席会议港方代表的她，对于这一利港利粤的政策一直持反对态度。
2000年4月，三件来自圆明园的国宝在香港拍卖，引起香港各界的强烈不满。然而，陈方安生却坚持认为拍卖国宝是“合法的商业活动”，她领导的政务司更没有采取任何措施。
更早前，首任香港特区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一直提议全面落实国语教学计划，却遭到陈方安生的横加阻挠。最终，“100所中学获准维持英文中学的资格”，成为她向西方汇报的重要政绩。
当然，这名“港英余孽”也得到了“洋主子”的各种奖赏。2002年11月7日，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亲自颁授“圣米迦勒及圣乔治爵级大十字勋章”，专门感谢她在殖民地时期的贡献；2018年2月，陈方安生又在美国得到了一个名为“奥康纳”的所谓“正义奖”。
消息传来，香港媒体纷纷将这些奖项讽刺为“抹黑香港奖”，并以“吴三桂引清兵入关”的比喻痛斥陈方安生的所作所为。
来源 | 港嘢茶餐厅
责编 | 张德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