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3日晚，环球网记者付国豪在香港国际机场被乱港分子非法禁锢、围殴，牵动着很多人的心。8月15日，记者在深圳的一家医院专访了付国豪。

机场经历“像是做梦”
伤痕是亲自采访的证明

在8月15日的采访中，付国豪向记者展示了自己脸部及身上的伤情。检查结果可能有轻微脑震荡，但还好没有致命伤。头部有挫伤，瘀伤，手上的捆绑痕迹非常明显。至于心理状况，付国豪说，自己当时是被吓到了，现在就好像做梦一样，觉得他们那种行为很可笑。付国豪希望脱下病号服，穿着自己的衣服接受采访。

记者：“你现在满脸都是瘀青，你28岁还年轻，担不担心这些淤青会留疤，以后会影响自己？”

付国豪：“我不担心，这次殴打造成的伤害肯定不会影响我，这是我亲自在香港机场采访的一个证明。虽然被打这事平时说起来可能挺丢人的，但是能亲历这样一个事件对我来说还是蛮特殊的，没有什么羞耻的。”

一周两次拍到爆款视频
出事前已在媒体露面

付国豪，28岁，《环球时报》旗下环球网新闻中心港澳台频道主编，加入环球网刚满一年。8月6日，付国豪受委派，赴香港前方参加报道。在香港采访的时间内，付国豪真正感觉到，记者是“一种很让人着魔的职业”。

在香港机场，付国豪拍到了一位梁姓的蓝衣市民，他在现场被极端分子打了一拳，后来在保安的护送下撤离。撤离的时候，他说，极端分子是“香港的耻辱”。付国豪记录了这些画面，他说，拍到这一现场让他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成就感”。

8月12日，香港反对派号称要在香港机场搞一个“百万人接机”活动。付国豪作为特派记者在香港国际机场蹲守，拍摄到极端分子屡次刁难，围堵一位来自澳大利亚的外国人的情况。这位澳大利亚人士表示：“香港属于中国，这是世界公认的！”

付国豪：“通过那个报道我在很多媒体镜头中露脸了，已经被一些人拍下来了。当时我穿便衣可能被认为是游客。8月13日我已经不太适合再去机场了。因为在前方的人一直都在担心自己的长相或者姓名被暴露出去，被黑衣暴徒知道会比较危险。”

记者：“从你的理解来看记者存在不存在什么潜伏或者暴露，这种词用在记者身上合适不合适？”

付国豪：“按照正常的社会情况，我们应该正大光明去采访，亮明自己的身份，我就是内地来的记者。但现在香港的情况，很多游客或者工作人员都会被骚扰。而且，极端分子对内地记者以及对内地友好的一些香港媒体有偏见。他们认为内地来的记者肯定立场跟他们不一样，就会有敌意，就会追打围攻。”

记者：“你心里面已经有评估了，你已经处在并不安全的情境下了，为什么还要去？”

付国豪：“之前有很多示威游行活动也都危险，我们也一定要去的，不会因为前方危险自己就不去。”

拍摄时引起暴徒注意
最担心的事情发生了

8月13日，在付国豪到达之前，香港机场已经有一起暴力事件发生。在机场，非法集会的部分激进暴力分子非法禁锢了到机场送人的深圳居民徐某，用索带将他绑上，并虐打致其昏迷。在救护人员到场后，又百般阻挠救助。最后在警方的协助下，用时将近4个小时才将徐某解救。其间，他们还围殴了一名警员，抢夺其警棍。

晚上11时30分，付国豪到达香港国际机场。付国豪先是在机场外围拍摄，这时机场内的骚动促使他也往门里冲。他穿着有记者标识的马甲，举着手机穿过人群。

付国豪：“我先进到他们中间随便拍了拍，没有引起注意，然后就穿过去了，这时他们的注意力还都在外面的警察。我穿过去看一下旅客情况，旅客都在候机大厅内部围观，黑衣人打闹还没有停止。旅客没有大碍，警察那边还在抓捕，情况很激烈，我还得回去看看，这就意味着我还得穿过他们。我先到了一扇门那，这个门已经被黑衣人用很多机场的设施给破坏了，然后堵住了。我出不去只能退回来，在候机厅一边拍摄一边找其他的出口，就在这个时候我被人发现了。有一个人忽然指着我用粤语说‘你哪来的？’他表情凶恶，眼神凌厉。然后围上来一堆人，至少几十个人都在逼问我，态度很不友好。他们把我围住了，想搜我的东西。我感到不对劲儿，最担心的情况发生了。这个时候我发现有人在直播，我就用英语小声跟一些不穿黑衣服的、疑似是香港媒体的记者说‘请帮帮我’，这期间暴徒一直用拳头打我的头。”

付国豪一边辩解，一边试图逃脱，但马上被拉了回来。四五个人合力把付国豪的背包抢走。在付国豪看不见的地方，他的背包被暴徒打开，里面的物品被一一翻出，散落在地上。暴徒们看到了付国豪环球时报同事的名片，还有那件印有“我爱香港警察”的蓝色衣服。

记者：“为什么这件衣服会在你的书包里？”

付国豪：“当天早些时候的采访，一位支持香港警察的民众送给我的纪念品。因为白天都在香港四处采访，也没有时间回酒店，包里就一直带着那件衣服，我就背着过去了。”

面对非法禁锢、围殴
他大声喊出“我支持香港警察”

暴徒们发现了付国豪同事的名片，他们一阵欢呼，随即推来了一个飞机场的行李车，把付国豪放在行李车的筐上开始绑他。他们将“我爱香港警察”的衣服搭在付国豪的腿上，试图羞辱他。随后暴徒们用索带绑起付国豪的双手、双腿和脚踝，将他禁锢在行李车上。这时候，付国豪喊出了那句震撼无数人的话：“我支持香港警察，你们可以打我了”。

记者：“为什么这句话能够脱口而出？”

付国豪：“幸好他们没有堵我嘴，我发现有记者来直播，这时候我不能不说话。因为我看到之前被打的内地游客被带走的时候，有的身上挂着写了侮辱性语句的牌子。如果我这个时候再被他们写上这种东西，我不仅采访失败，我整个人格都不好了。这个时候我不能认输，认怂，躺着任他们打，任他们羞辱，我要趁着他们还没有堵我嘴，把我的立场说出来。”

记者：“但是你说了这个话，可能会受到他们更加严厉攻击？”

付国豪：“我当时做好了受重伤的准备，前面大哥被打到昏厥，打得很重，打我就会下轻手吗？”

曾通过录音笔留下遗言
但录音笔不知下落

暴徒们把付国豪推到墙边，让付国豪把手放在前面，举着身份证，任他们摆拍。

付国豪：“一开始不想配合，他们可能觉得这是羞辱我，但我自己不觉得拿着自己身份证摆拍有什么羞辱。我的身份证和港澳通行证正大光明，衣服也是我自己的，我自己也支持香港警察，拿着摆拍有什么好羞辱的？所以他们说拍就拍，随便拍吧。这期间我还一直说话，说我的立场。”

真正让付国豪感到羞辱的，是黑衣人对自己的辱骂，往自己脸上泼水，甚至在他被推搡及殴打的时候，试图扒他的裤子。混乱中，暴徒还试图用人脸识别解锁付国豪的手机，但付国豪护住自己的脸部，倒向身体一侧，暴徒没有得逞。他们从行李车上把付国豪拽下来扔在地上，开始用雨伞等物袭击，暴力升级。

记者：“那个时候谁能帮你？”

付国豪：“我以为现场的其他媒体记者或许能帮忙呼吁一下制止一下，但我看其他媒体记者也很危险，他们如果站出来反对黑衣人，那就是第二个我，也在旁边一块绑着。”

在被施暴的过程中，28岁的付国豪产生过最坏的预期。

付国豪：“最坏的判断时他们可能会在这打死我，这时候我发现身边有个蓝色的录音笔，我像抓住宝物一样，觉得自己可以录下点东西。我就说我是付国豪，我来自天津，我爸我妈对我很好，我现在生活很开心，我家里有一只小狗蛋，我非常喜欢我们家小狗蛋，我很想回去看看。我就在想如果在直播的话，爸妈能听到最好；如果直播录不进去，录音笔能留存下来也挺好。当时就害怕万一出人命怎么办，以后想说就没机会了，我以留遗言的心情录的。”

记者：“但是你也不知道它是谁的。”

付国豪：“我不知道是谁的，可能是示威者的。”

记者：“关键是你也不知道它的下落会是什么？”

付国豪：“它后来被抢走了，有个人拿脚踩一下，用手抓走了。”

接近昏迷时被救
担架上说出“我爱香港”

付国豪被围困时，他的同事就已经报了警，但警察也无法接近付国豪，直到付国豪被殴打至接近昏迷，警察才有机会挤进人群。

记者：“我们从视频上看到把你往外运送的过程中，一路上还是有人对你拳打脚踢。”

付国豪：“我也感觉到，但是意识不是很清醒，因为全程都在拳打脚踢。”

记者：“那个时候精神状况怎么样？”

付国豪：“有一些安慰，终于结束了。”

在担架上，付国豪用普通话和英语对救护人员说了谢谢，另外还说了一句“我爱香港”。

记者：“为什么要说这句话？”

付国豪：“我作为记者对内地和香港的局势还是有一定了解的，我不希望看到内地朋友对这些暴徒很生气很不满，让暴徒的暴力举动连累到香港的普通市民。这一周以来很多香港主流媒体的报纸都发声明呼吁停止暴力行动。我们要鼓励支持香港社会这种理性的反对暴力的声音。如果我被打造成的影响是大家都去恨香港，这是我不愿意看到的，所以我务必要在能说话的时候，把我对香港的感情表达出来。”

可能会诉诸法律以震慑暴力分子
仍愿意继续做记者

8月14日凌晨，付国豪被送往香港一家医院急救，当天中午从香港出院转到深圳市的一家医院。住院期间，付国豪收到了来自社会各界的慰问和支持。8月15日，香港机场高管来到深圳的医院看望付国豪，并带来了香港机场管理局行政总裁手写的道歉信。

信中写道，“对您前天在香港机场所遭受的极不当的对待，我代表香港机场管理局表示万分的歉意。盼您能早日康复”。香港机场的代表还送来了付国豪之前被暴徒抢走的大部分个人物品，但钱包中的百元面值现钞已经没有了，只剩下小面值钞票，被抢走的手机也没有找到。

记者：“整个事件的发生发展，你的人权受到了侵犯受到了伤害，可不可以诉诸法律？”

付国豪：“我会跟我的家人商量一下，如果有必要的话，还是可以追究。虽然没记住他们都是谁，全是蒙着脸，但这件事情很过分。从平息香港的暴力分子嚣张气焰的角度，我觉得诉诸法律是应该的。要震慑他们一下，不能每次打完人之后，舆论谴责他们也不听，强词夺理，还没有法律来制裁。”

记者：“这一次的经历之后，你还愿意继续做记者吗？”

付国豪：“愿意，我很愿意。”

8月17日，付国豪和另一名环球时报记者一同回到北京。

来源 | 央视新闻
责编 | 魏礼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