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图 羊城派记者 黄宙辉 通讯员 陈杰
7月24日,广州社会科学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共同发布《广州蓝皮书:广州社会发展报告(2019)》(以下简称“广州蓝皮书”)。广州蓝皮书显示,2016年,广州二孩率为41.93%,二孩率在逐渐上升。不过,广州大部分一孩家庭的二孩生育意愿仍然低,其制约主因是养育成本。
广州二孩率在逐渐上升
2014年3月,广东拉开了“单独二孩”的序幕。受政策影响,广州市二孩率逐渐上升。统计数据显示,2013年,广州全市的二孩率为23.96%,2014年为25.30%,2015年为32.53%。
2015年10月,“二孩”政策全面放开。2016年,广州迎来二孩生育小高峰,当年的二孩率为41.93%,相比2015年提升了9.40个百分点,二孩率显著提升。到2018年,广州市常住人口出生21.54万人,其中二孩出生为11.02万人,超过了半数。
广州蓝皮书指出,尽管广州的二孩率在逐渐上升,仍然有大部分一孩家庭的二孩生育意愿较低。
二孩的养育成本高昂
二孩生育意愿为何低?《广州低“二孩”生育意愿的成因与对策研究》课题组作了一项研究,对11位广州市低二孩生育意愿持有者进行了访谈,发现制约二孩生育意愿的因素主要是访谈对象的成本考量。具体表现在三方面。
其一,二孩养育成本高昂,直接经济成本责任过度私人化,政府分担有限。
在育儿的直接经济成本上,一般儿童照料的费用比重较大,甚至超过家庭每年的食品支出或租房支出。特别是由于广州地处发达城市行列,市内中产阶级追求高质量育儿,基本的食物、衣物、儿童保育、教育、住房等消费水平较高。
这些经济成本更多由私人承担,甚至出现过度私人化的现象。如在幼儿托育方面,托育需求增加,但幼托服务供给严重缺乏,需求矛盾突出。托幼机构数量和服务严重不足,专业性的幼托服务人才缺乏。
其二,育儿性别分化严重,育儿的机会成本责任基本由女性承担,男性分担有限。
在访谈广州低二孩意愿生育者时,不少女性表示,母亲付出的身体成本、时间成本及受到的收入惩罚成为她们在二孩生育上持犹豫、拒绝态度的重要原因。
其三,育儿的社会环境不友好,社会分担有限。
如优质医疗和教育资源有限,消费者为追求有保障的医疗和教育环境,不得不付出更高的成本。社会层面的潜在间接成本若投入不足,会直接影响家庭或儿童的人力资本积累,增加正常育儿范围外的支出。
建议降低私人养育成本
如何降低私人养育成本,提高二孩生育意愿呢?课题组建议,必须加强育儿公共服务供给,提高地方政府分担直接经济成本的能力,建立完善的育儿支持体系。
国家和地方政府可通过补贴或税收减免等措施,弥补二孩养育的直接经济成本。加强育儿公共服务供给,组建公共性托育机构,如可依托家综设立托幼服务项目,由民政局、市妇联、社区合作管理。在社区增加托管服务,设立晚间托管等,减轻家长照料负担。
此外,调节育儿的性别分化体系,提高男性分摊女性育儿机会成本的能力,建立工作和家庭兼顾的政策与社会环境。如将男性一同列入产假范围,与女性享受同等时间产假;鼓励用人单位招用生育二孩的劳动者,为生育二孩的女性保留职位等。(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羊城派 pai.ycwb.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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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 | 孙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