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混合投放垃圾，最高可罚200元，单位混装混运最高可罚5万元......7月1日上海正式实施垃圾“强制”分类，骤然落地的“垃圾分类”也成为了近期城市管理的热门话题。

虽然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在中国并不是新鲜事儿，早在2000年，上海就和北京、南京、杭州、桂林、广州、深圳、厦门等8个城市一起被确定为全国首批垃圾分类收集试点城市，但19年过去，试点推行的效果并不显著。

人们已经习惯了家庭生活垃圾一个垃圾袋打包一扔了事，为什么大城市要下决心要搞垃圾强制分类了呢?本文尝试从各城市生活垃圾体量、垃圾无害化处理方式变化等数据角度来找找问题的答案。

为什么是大城市?

目前北上广深都已经制订或正在修订垃圾分类处罚法律法规，大城市在垃圾分类处理上为什么这么急?

翻翻中国垃圾分类的老黄历，早在1993年的《北京市城市市容环境卫生条例》就曾指出：“对城市生活废弃物，逐步实行分类收集、无害化处理和综合利用。“2000年，北上广深都被列为首批国家垃圾分类收集试点城市。20多年过去了，中国垃圾分类工作的脚步未曾停止，但一直收效甚微。而与此同时，大城市的城市生活垃圾体量却在不断“膨胀”。

“膨胀”到了什么程度呢?根据住建部2018年发布的《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数据显示，北京、上海的城市生活垃圾清运量在全国范围内处于数一数二的位置。2017年，北京、上海两座城市的生活垃圾清运量在全国661个城市总和中的占比达7.75%，北上广深四城占比13.07%。

此前，这些大城市生活垃圾的影响就屡见媒体，例如，导演王久良曾拍过一部纪录片《垃圾围城》，展示了北京周边大大小小的垃圾场组成的北京“七环”;上海2万吨垃圾非法倾倒太湖，垃圾上山下乡频出。

面对这些数值和各种具体的案例事实，大城市比其他中小城市在解决生活垃圾问题上更急迫，任由垃圾发展真的能“围城”。

为什么要垃圾分类?

大城市的垃圾围城和垃圾分类有什么关系?这就要从我国城市垃圾无害化处理方式开始说起。目前，我国城市生活垃圾主流的两种处理方式为填埋和焚烧，像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这两种垃圾处理方式的比重在八、九成。但这两种方式处理不好很可能会造成二次污染。

首先，填埋方式要占据城市宝贵的土地资源不说，其可能产生的污水、恶臭等环境影响也时有发生。央视财经就曾报道距离杭州市中心约20公里的填埋场——青龙坞山谷，120米深的山谷10年内就被垃圾填满，里面混合的垃圾每天产生近4000吨垃圾污水和渗透液。

研究显示，全国城市垃圾无害化处理方式正逐渐转向为焚烧为主、填埋补充的技术格局。这一变化在北京、上海这样寸土寸金的大城市表现也特别明显。

但垃圾焚烧存在的污染隐患却一直萦绕于人们心中，很多市民说到垃圾焚烧厂甚至谈虎色变，上海江桥、北京六里屯、广州番禺……从南到北多地的垃圾焚烧厂项目都曾遭到民众抵制。这其中很重要的是垃圾焚烧可能会产生一类剧毒物质——二噁英。

据世卫组织介绍，二噁英可导致生殖和发育问题，损害免疫系统，干扰激素，还可以导致癌症;在二噁英被排放到环境中这个问题上最难辞其咎的，莫过于垃圾(固体废物和医院废物等)的焚烧，主要原因是燃烧不充分所致。

然而坐落于基隆河与淡水河交汇处的台北北投垃圾焚化厂，由于进厂垃圾经过了严格分类，特别是剔除了厨余垃圾，进入焚烧厂的垃圾含水量很小，无需辅助燃料就能自行燃烧;再运用技术手段实现了无害化达标排放，该焚烧厂150米的烟囱上还有一家360度旋转餐厅。而实现这些的第一步就是台北市从2000年开始实施的家庭垃圾分类。

北上广深这样的大城市填埋和焚烧处理的垃圾体量比一般城市更大，处理不好带来的二次污染也会更严重，这让他们对提升垃圾处理水平的需求更迫切。

只是大城市垃圾强制分类?

大城市生活垃圾总量大，不能坐等垃圾围城，也不能承受垃圾处理带来的二次污染，像台北市这样垃圾强制分类、提升处理水平就成了大方向。

而一线大城市搞好垃圾分类，对中国其他城市的垃圾处理水平提升也有示范的需要。在当下中国，六百多座城市每年清运的生活垃圾超过2亿吨，如果按在城镇生活8亿人口计算，平均每人每年制造的垃圾达500斤以上，是成年人平均体重的数倍值。

2019年6月25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上，《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修订草案)》首次提请审议，引入关注的是其中提出推行生活垃圾分类制度，垃圾处理按产生者付费原则进行收费。北上广深这一波垃圾强制分类只是个开始。

来源 | 新京报
责编 | 陈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