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5日，2019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在京召开。中国人民银行党委书记、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郭树清委托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首席风险官兼办公厅主任、新闻发言人肖远企代为出席论坛发言，以下为发言摘编：

美国的贸易逆差具有必然性

美国贸易逆差由来已久。自1971年美国单方面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此后40多年里，除个别年份外，美国一直处于贸易逆差中，与其他后发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争端也持续不断。最初是德国、日本，随后是亚洲“四小龙”，2000年中国取代日本成为美国最大的逆差国。

美国贸易逆差长期无法解决，一个重要原因是其维持美元霸权的必然结果。美元是国际市场主要结算和储备货币，美国需要向全世界其他国家提供美元流动性，为维持国际收支平衡，美国需要保持经常项目赤字，这就形成了贸易逆差。也就是说，如果美国没有贸易逆差，就不能满足国际贸易对美元的需要，就不可能维持美元的主要国际货币地位。因此，在现行体系下，美国贸易逆差不可能消除，但会在不同国家之间转移。目前，印度、越南、印尼、菲律宾、孟加拉以及若干拉美国家增长势头良好，正在加速推动改变世界商品和服务贸易格局，即使中国对美逆差有所缩减，也会由其他新兴市场国家补上，美国贸易逆差问题仍然得不到解决。

美国事实上从对华贸易逆差中获取极大好处

单从统计数据看，美国对中国贸易逆差金额和占比都很大，似乎吃了亏。但仔细分析就会发现美国实际上获得了多方面的极大好处，形象点说，美国从中美经贸往来中得到的好处，相当于从一头牛身上剥下了许多张皮。

一是美国的进口商及跨国公司拿到贸易差额中的绝大部分利润。美国对中国货物贸易逆差将近60％来自外商投资企业，其中相当部分是美资企业，销售这些商品最终形成美国公司的收入和利润。美资企业全球海外销售总额增长的1／3来自中国市场。中美贸易不平衡中61％来自加工贸易，在实际价值分配中，中国真正得到的增加值很少。

二是美国消费者通过中美贸易获得巨大的“消费者剩余”。据估计，美国市场的零售商品中四分之一左右从中国进口，例如，沃尔玛售卖的产品中26％直接来自中国。中国物美价廉的产品源源不断输入美国，降低了美国家庭的生活成本，提升了福利水平。

三是美国输往中国的产品和服务都是中国发挥价格支撑的领域。例如，粮食、能源等大宗商品、民用飞机、芯片等，如果没有中国的大量采购，其价格绝不会是今天的水平。

四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出现“高消费、低通胀”奇迹。即便在实施量化宽松的10年里，美国也没有出现明显通货膨胀，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人口超过欧美日总和的中国处于高速工业化成熟时期，空前地增加了全球消费品供给。

五是美国获得巨额廉价资本回流。中国贸易顺差积累的资本，以购买美国国债等美元资产的方式支撑着美国的消费和投资。截至去年底，中国有7.3万亿美元的国际金融资产，其中一半以上以美元形态存在。由于中国资本的持续流入，使得美国市场资金成本极低，为其经济的复苏和繁荣创造了极有利的条件。

六是美国长期占用着中国巨额储蓄资源。中国人民勤劳节俭，即使在月薪十几美元或几十美元的时候，也会省出一点钱来存款。中国的国民储蓄率和居民储蓄率一直处于较高水平，而美国存在较大的投资－储蓄缺口。美国对中国巨大的经常账户赤字，意味着美国占用同等规模的中国净储蓄。

经贸摩擦对美国也将造成巨大冲击

从美国来看，利用加征关税、对中国企业发布禁令以及将人民币汇率进行反补贴调查等方式升级贸易摩擦，其自身将受到几乎相同力度的打击。现在的世界已形成完整的贸易链条，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实施贸易保护主义的行为损人不利己，危害全世界，其自身终将“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美国企业对中国的出口将会萎缩，这最终损害的是美国企业的利益，一部分高科技公司的收入将会下降，美国消费者和进口商将支付很高的成本，中低收入阶层特别是农民和蓝领工人实际损失的福利更多。同时，美国拥有数量庞大的海外资产和负债，比任何国家都更依赖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金融体系，而贸易战势必引发国际金融市场的震荡和低迷。

美国加征关税目标是要减少美中贸易逆差，但是由于中国的反制，它的直接结果很不确定，加上其他因素，很可能最终效果甚微，甚至适得其反。首先，将中国的高科技企业列入制裁名单，明确禁止美国企业出售产品和技术，等于是直接增加逆差。其次，发动贸易战震惊国际金融市场，人民币汇率快速走贬，美政府马上又担心关税的作用被抵消。第三，大幅加征关税会推高物价水平，从而使美国经济有可能丧失其长期低通胀的优势。第四，遏制住中国对美出口，空缺必然由其他经济体的产品弥补，逆差总额并不能减少。

此外，美国四处挥舞贸易关税大棒，冲击国际贸易格局和秩序，违背世界贸易组织原则和精神，必将遭致各国抵制和反对，也会削弱美国在全球的影响力。

贸易摩擦对中国的影响有限

从中国来看，美国固然可以把关税加到极限水平，但这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将非常有限。贸易摩擦的影响完全可控，我们有能力、有信心做好应对。

一是中国国内消费已经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动力。绝大多数输美产品都非常适合内销，中国正处于消费升级时期，快速扩展的庞大市场会消化其中很大一部分，而不会对现有消费品产生“挤出效应”。

二是市场多元化取得很大进展。我国企业海外生产销售的国家和地区不断扩大，“一带一路”倡议正在见到成效，美国之外的市场欢迎更多中国产品。

三是美国无法完全限制中国产品对美出口。相当一部分中国产品还会出口到美国，有的是因为找不到替代品，有的是因为美国进口商愿意分摊加征关税成本。

四是中国产业结构正在加速调整升级，需要有一定比例的生产转移到海外，这有利于我们实现产业更新换代，进一步提高劳动生产率，加快中国的高质量发展。

五是对我国金融市场冲击有限。中国金融市场去年已受到过度影响，2019年中国经济开局良好，能对金融市场形成有效支撑，目前的韧性显著增强，进一步的冲击规模不会太大。

我们完全有能力应对贸易摩擦

历史早已证明并将继续证明，靠封锁或制裁不仅不能阻止中国的发展，反而会激发我们创业创新的决心，加快我们转型发展的步伐。中国经济韧性强，产业结构完整，市场空间广阔，发展潜力巨大，长期向好的经济基本面是我们应对风险挑战的根本支撑。

一是经济发展保持总体平稳。我国经济基本面总体向好，宏观杠杆率保持稳定，财政金融风险可控，国际收支基本平衡，外汇储备充裕。美国发动贸易战已近一年，中国经济始终保持稳健增长势头。2019年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6.4％，与上年四季度相比持平。物价基本稳定，就业形势良好。一季度新增就业324万人。

二是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稳步推进。需求结构调整优化，投资和消费比例的关系合理变化，2019年一季度，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65.1％，消费继续成为需求动力的主导力量。产业结构持续升级，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达57.3％。战略性新兴制造业、战略性新兴服务业都保持较快增长。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8％，快于规模以上工业1.3个百分点，占规模以上工业的比重达到13.5％。

三是经济韧性不断增强。中国拥有世界最全的工业体系，最完整的产业链，最出色的产业配套能力，能为全球企业提供性价比最好的配套产品和加工服务等。中国基础设施建设成为全球标杆，有效扩大了我国的经济纵深，提升了经济效率。例如，中国基本建成了覆盖全国的高铁网络，运营里程数将近30000公里，占全球高铁里程数的60％。中国营商环境持续改善，创新能力逐步加强。已成为世界第二大消费市场，随着中产阶层进一步扩大，消费潜力将进一步释放。没有哪一个国家，哪一家全球性企业愿意放弃中国这个巨大市场。2018年，中国新设外资企业超过6万家，增长69.8％。

尤其重要的是，我们拥有独特的政治和制度优势，这是我们应对各类风险挑战的坚强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来自理论和实践的反复探索，扎根中国国情，着眼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任务，具有强大生命力。我们党具有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优势。这就使我们能实现民主与效率的统一，迅速凝聚民心民智民力，有效整合社会资源，应对各种风险和挑战。

金融业将在应对贸易摩擦中发挥重要作用

近年来，我们持续深化金融改革、扩大开放，完善公司治理结构，优化机构体系，规范市场秩序，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金融风险，金融乱象治理效果明显，为长远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当前，金融业运行平稳，风险总体可控。我们将大力推进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一步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坚定不移推进金融业开放，坚决打好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在积极应对贸易摩擦中发挥积极作用。

今年前四个月，各项贷款增加7.01万亿元，同比多增1.08万亿元。制造业、基础设施行业、保障性安居工程贷款约分别为17.31万亿元、27.6万亿元、6.4万亿元，分别同比增长3.9％、7.8％和21.6％。投向科研技术、信息软件和居民服务的贷款增速分别为40.01％、17.32％和15.05％，显著超过贷款平均增速。普惠金融得到有力发展。4月末，用于小微企业贷款余额34.9万亿元，同比增长9.5％，大型银行新发放民营企业贷款成本继续下降。

下一步，为应对经贸摩擦，我们将重点开展以下工作：一是继续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充分调动信贷、债券、股权、保险等各类金融资源，有效增加表内融资供给，满足有效融资需求。二是完善金融支持科技创新政策措施。推动加大金融产品和服务创新，探索知识产权质押、股权质押、供应链融资、创新创业金融债券、产业基金、天使投资等产品和服务，拓宽科技型企业多元化融资渠道，提高科技创新金融服务水平。三是对受到贸易摩擦影响的出口型企业，加强融资支持及汇率风险管理，不断开拓出口新市场。四是继续大力发展普惠金融，大力支持民营企业和小微企业，在解决融资难的基础上推动降低融资成本。

我们将坚定不移推进金融业改革开放。在对内改革上，持续致力于优化金融体系结构，推动银行保险机构聚焦主业、回归本源，推动形成多层次、广覆盖、差异化银行保险机构体系，同时深入推进银行保险机构内部改革，特别是完善公司法人治理机制，加强股东穿透监管，严格约束股东关联交易、利益输送和不当干预行为。下一步，我们还将持续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优化融资结构和金融机构体系、市场体系、产品体系，进一步提高金融供给对实体经济的适应性和灵活性。

在对外开放上，我们不会停顿，更不会倒退，金融开放的大门将越开越大。去年，我们宣布了15条银行业保险业对外开放措施，今年5月又宣布了12条新的对外开放措施，目前正在陆续落地实施，效果良好。未来金融业开放空间仍然很大，我们将推动全面实施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对境内外各主体公平对待、一视同仁，构建公平一致的市场环境。特别欢迎那些拥有良好市场声誉和信用记录，在风险管控、信用评级、财富管理、专业保理、消费金融、养老保险、健康保险等方面具有特色和专长的外资机构进入中国，丰富市场主体、创新金融产品、激发市场活力。

我们将坚决打好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近年来，我们坚定不移拆解影子银行，坚持将违法违规、层层嵌套、透明度低、风险隐蔽的产品作为整治重点，两年来共压降12万亿高风险资产。加大不良资产处置盘活信贷存量，两年银行业累计处置不良贷款3.48万亿元，为新增信贷投放及时腾出空间，有效支持了实体经济融资需求。稳步推进结构性去杠杆，2018年中国宏观杠杆率下降1.5个百分点。严厉查处非法金融活动，坚决整治不法金融集团和高风险机构，网络借贷平台大幅压降，银行保险领域的野蛮生长现象得到遏制。

下一步，我们将坚持不懈治理金融市场乱象，有序化解影子银行风险，强化不良资产真实认定和有效处置，依法处置高风险机构，严厉打击非法金融活动，稳步推进互联网金融和网络借贷风险出清。更加注重在稳增长的基础上和推动高质量发展中防风险，确保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进一步强化政策协同，共同防范金融市场异常波动和共振。

继续深化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

党中央、国务院决定要继续深化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增强汇率弹性，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近年来，人民币一篮子汇率在全球货币中一直表现稳健，中国政府努力在提高汇率灵活性和保持汇率稳定性之间求得平衡，得到了国际社会广泛认可。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开始，美国不断以“操纵汇率”的指控威胁中国。按美国财政部目前的定义，汇率操纵需同时满足3个定量标准：1）对美贸易盈余超过一年200亿美元；2）经常项目盈余占到GDP的3％；3）通过汇率干预买入的外汇超过GDP的2％。中国2018年经常账户盈余仅占GDP的0.37％，也没有大量买入外汇，更没有靠汇率贬值获取贸易竞争优势。美国政府很难给中国扣上这顶帽子。

过去十几年里，凡是人民币出现较大幅度贬值，基本都是由于外部原因，而非我们有意为之。最近一次是今年5月，离岸人民币兑美元一度下跌超过3％，完全是美国升级贸易摩擦进而影响市场情绪的结果。一直以来，发达国家不断要求人民币增强汇率弹性，但当人民币汇率价格形成的市场化程度提高，波动幅度加大时，有的国家又表现出“叶公好龙”的态度，对我们无端猜疑指责，这种做法显然是十分可笑的。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近期外汇市场出现波动，但中国企业和居民并没有出现任何恐慌。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通过买卖外汇来获取投资收益是不现实的，将金融资产转移到海外也是不安全的。在成熟市场国家，几乎没有企业和居民专门靠“炒汇”获取投资收益，尽管日本曾出现过所谓“渡边太太”，但实际结果也并非如当年的传说。

人民币汇率短期波动是正常的，但长期看，我国经济基本面决定人民币不可能持续贬值。中国仍是世界经济增长的最大引擎，具备极好的市场空间和增长潜力。随着经济发展质量提升，人民币市场汇率将不断向购买力平价靠近。投机做空人民币必然遭受巨大损失。
经济日报记者 陆敏

来源 | 经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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