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图 羊城派记者 邓琼 通讯员 仝广秀

在公众被“5·18国际博物馆日”感染着的这一周，一个别开生面的展览在中山大学哲学系锡昌堂开幕。规模不大，只是展出了一百来种清代以降的老讲义老笔记，声势也非浩盛，展品全部来自该系周春健教授“习之堂儒学馆”的个人收藏——但正如为此次展览点题的《庄子》名句“爝火不息”所言，它引起的社会关注却在持续升温；这个小小儒学馆所做的文化实践，也感染了越来越多的有心人。

写在扣肉商标背面的老讲义，你见过吗？

“讲义”一词，本指“讲解经义之书”，后多用来说教师授课所编教材。出现在“爝火不息——习之堂藏老讲义百种特展”上的，正是从讲解经义的古籍开始，跨越漫长的手写年代，各类各级的师生们留下的“手泽”。在现场，一批又一批习惯了用手机、电脑去书写和阅读的年轻人，惊叹连连。

“同学们好！现在我们开始上课。我们这门课是哲学……一旦当你从经验的、常识的、生活的层面超拔出来，进入哲学的世界去观照世界和自我人生，就会获得一种非比寻常的感觉……”这是张岱年先生在清华中文系的哲学入门课上，循循善诱。

“屈原是公元前370年正月初七诞生，这是我的考据。《离骚》中有一句说明他生的年月——‘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这是郭沫若先生在1952年7月，向学生谈起他对屈原作品的研究。

还有郑振铎讲“中国文学史”，贺麟讲“西方哲学史”，蒙文通讲“王安石变法”，沈知白讲“中国音乐史”，张禾瑞讲“概率理论”……名士讲堂，就这样奔来眼底。

再到中山大学，就更具有现场感了。

中文系黄天骥教授如今已是鹤发名师， 他于1964年撰写的《桃花扇》讲义也在展览之列。有趣的是，这份讲义撰写在整版的红色“荔浦芋扣肉”商标背面（可见当年纸张之缺乏！），起初被藏家当做老商标流通、还有裁成一小条一小条的痕迹，后来才发现背面的字迹或更有文献价值。周春健带回中大，到中文系几经询问，最后才确认是黄老师的讲义，而作者自己也早忘了当年的情形。

中大哲学系的资深教授冯达文，40余年来孜孜授课，他的手写讲义是数代学生的“集体记忆”。冯老师向展览捐献出自己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给本科生、研究生上《中国哲学史》《老庄哲学原著研究》等课程的几十本讲义，工整得一笔一划，几乎没有连笔字。新上任的中大校史馆馆长徐俊忠教授在展柜前感慨：“这就是当年冯老师给我们上课时用的讲义啊，30年多前在讲台上看到过，重逢太亲切了！”

讲义也不是大学课堂的专利，记者发现，展品中甚至还有中山大学幼儿园上世纪70年代的教师讲义，一丝不苟地写下了每周7天不重复的早操活动设置、场地安排，有趣又有心。

“手写笔记”消亡了，年轻人遗不遗憾？

这百来份展品，是周春健从自己收藏的600多份老讲义中精选而出的，但他的目的不仅仅是追思名人或怀旧。

在“弁言”中，周春健写下了作为教师的某种忧虑：“晚近廿载至于今日，现代科技一日千里。放眼庠序之中，笔墨书写竟趋罕觏。讲堂之上，师者多幻灯展示，生徒惟手机拍影，便捷固然，却失切磨与温情。”这个问题也成为观展者们关注的焦点。

周老师说，他曾收集过学期末学生扔弃的笔记本，很多空空落落、不能成篇，与展柜里这些工整详尽的讲义、笔记反差实在太大！

同事李长春老师也认可这一观点，非常忧心“手写”能力的丧失对学生素质的伤害。他举例说，仅仅五年之前，本科生考“中国哲学史”，半数以上的学生写满一张八开试卷后，会因论述题部分的答案较长而要求加纸；但现在，大部分同学最多只能写满一张试卷，几乎没有人需要加纸了。“这不只是知识的记忆力或思考力的差别，可能还因为长期依赖电脑、不手书造成的书写障碍在加剧。”

而到场的青年学生，第一反应自然是惊叹前辈师生这样“亲手传承”的方式，但接下去态度就有点复杂。中大数学学院一年级本科生小林，看到数学家张禾瑞先生1947年任教北京大学时的讲义，展出的一页正好是她现在学习的“概率理论”的内容，十分惊喜。她说，大师们亲手书写的讲稿仿佛在讲述一个年代的故事，纸笔记录虽总不似电子化信息录入快捷，但能带来更多知识以外的精神力量。另一位不愿留名的同学却反对这种“泛泛”的说法，他觉得，手写讲义、笔记固然有情怀，但实在不符合今天信息吞吐的速度，务实一点，还是老师“放PPT+讲授“、学生“拍照+电脑录入”更为便捷。“但有时候一门课拍了上百张照片，回去也没有心思一一按内容整理了。”话说得很老实。

哲学系大四的陈同学是周春健教过的学生，他对老师书法作品般的大量板书记忆深刻，觉得自己如有一手好字，也会选择手写笔记。但是总不练字又怎么可能写得好呢？所以就安慰自己，电脑的排版、格式都规范清晰，还能插入拍下老师的板书或幻灯片，这样的笔记也很棒！华南师大哲学系的黄同学则说，同样的课程内容，电脑录入可能用一分钟、抄写要花五分钟，拍照就一秒钟，这样入脑的程度不一样，记忆和理解的效果自然不同。

电脑时代的“三尺讲台”，师生要如何互相尊重？

周春健是个执着的人，有着对“手写”方式的痴迷。他不仅每天坚持以毛笔字书写日记，还曾抄录过全部的“四书五经”。在中大讲诗经课，他总在第一堂课就布置，要学生整个学习期间起码将《诗经》全文用繁体字手抄一遍，用正式的本子，讲点仪式感。周老师说：“希望同学们也用手写的方式来尊重我的工作。”

这次老讲义展览，不仅由著名学者、书法家陈永正题写展名，而且弁言、分部小标题都采用了青年学生的书法墨迹。每一份展品说明，是一篇包含收藏经过、作者概述等内容的短文，亦非印刷品，而由周春健自己直接手写在信笺上。以至于记者需要用作参考资料时，他都难以照例提供电子文档。

陈永正先生也来到了展览现场，他手书的“爝火不息”四字引来许多人留影。陈先生平和地提醒道，“讲义”应该是活的，而且强调原创，形式是手稿也好、PPT也好，关键是教师要在课堂上即时与学生互动，“看着他们的眼神来讲话”。“电脑时代到来了，只要求学生手写心记还不够，教师们也要从前辈身上习得敬业与勤勉，更严谨地对待三尺讲台。”

“活”在博物馆里的国学，如何走进家庭生活？

周春健到中大任教已十年，是一位研究中国古典文献学、四书学、诗经学的专业学者、博士生导师。这次展览，是他2014年创建的“习之堂儒学馆”首次策展尝试。在教学科研之余，周春健试图通过收藏、展览以及深入家庭和社区的讲授等方式，探索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的生存方式，这是一位学者的“田野”。

“习之堂”的主要根据地就在周春健那间20来平方米的办公室里。推门进去，除了书桌和一张小小沙发，全部空间已被两排储物柜、两排书架分割成仅能侧身通过的窄道。柜上贴着的纸条，标明周春健为自己两千多件藏品制定的分类。

他还创建了自家的“学而国学小讲堂”，每天根据女儿兴趣或随机的热点，选取三两个传统文化的小题目——今天是“楷书四大家”、“千里送鹅毛”、“道德经首章”，明天换“句读趣谈”、“九流十家”……用20分钟左右在晚上睡前讲授，翌日晨早复习，乐此不疲。三年下来，手书精美的讲稿又汇成了一本深入浅出的国学普及读物，同样也是讲义。陈永正为之做跋：“习之先生于康乐园中，执此一书，灯窗课儿，室人伴读，吟诵之声达于邻舍，想见先生此时之乐矣！”

周春健自任是习之堂儒学馆的“馆员”，而“馆长”则是他在中大附中上初三的女儿周谈艺。说起这个能书法擅绘画、临摹过《富春山居图》的少女，父亲既自豪，又有着郑重的传承之意。

2017年，周老师尝试着在自己所居住的海珠区怡乐路社区中，每个周末为小区居民作国学公益讲座，从古代诗歌体式讲到父子相处之道，从《诗经》讲到现代乐教，博士生导师在街坊邻居面前亦是挥洒自如。2018年，他和同事、研究生们一起，把讲座、读书会开进广州市图书馆、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更多的人听到了走出国学象牙塔的“专业之声”。

做这些事，周春健并不是头脑发热或单纯出于兴趣，背后自有其学术思考。他说，自己所受到的最大触动来自美国学者列文森提出的“博物馆化”说以及余英时提出的“游魂说”，这都是对当代儒学面临困境的重要思考。他希望通过从事收藏、办博物馆和展览、系统的家庭教育、大众普及讲座这一系列尝试，探寻儒学（或者说我们的传统文化）在当代的生命力——它不是“游魂”，可以回到每个家庭、社区；它即使存在于“博物馆”，也能作为文化中枢，继续参与社会的反思与进步。这也似乎回应了今年“国际博物馆日”的主题——“作为文化中枢的博物馆：传统的未来”，周春健笑着说，“不谋而合，不谋而合”。

爝火不息——习之堂藏老讲义百种特展

时间：2019年5月13日－7月13日

地点：中山大学南校园（新港西路135号）锡昌堂一楼

提要： 

1、“前代遗珍”，包括明清至民国时期刊印或手写、油印的讲义十余种。

2、“域外拾零”，包括前苏联宇航员来华授课内容在内的境外讲义数种。

3、“师者手笔”，包括全国各大院校与科研机构知名学者的亲笔讲义手稿三十余种。

4、“生徒钞记”，包括学生笔录的课堂讲义二十余种。

5、“下庠片羽”，包括中小学各科讲义手稿八种。

6、“油印撷英”，包括刻版油印的讲义十余种，并带有使用者手写的笔记批注。

来源 | 羊城派
责编 | 吕楠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