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至2018年底，全国共摸排校外培训机构40.1万所，存在问题机构27.28万所，完成整改26.99万所，完成整改率98.93%。

幼小衔接、小升初的报名季里，堆积如山的简历、占坑班、或明或暗的考试都不见了踪迹。

这些都是自2018年初，四部委联合整治课外培训市场之后，收到的效果。然而家长们的心情却依旧很焦虑。对于孩子的升学问题依旧充满了担忧。

课外培训市场在一年多的整治之后，收效如何呢？

“提前学”依然是机构卖点

李然的孩子在北京市朝阳区一所民办小学的其中一个公办班就读，“李然说，“我希望儿子能在公立学校读书，但是我们又处在民办小学的建制中，和民办小学的学生一起派位，等于在公立和民办的夹缝之中。”

往年，一些中学会以招收“寄宿生”的方式私下组织一些考试，也会接收学生简历。今年，这些情况都不存在了，“我还是跑了很多学校，也想办法交了简历。现在，我不敢漏接任何一个电话，就怕是学校打来的。”

李然的同事林晓（化名）很早就让小学三年级的儿子在一家教育培训机构学习，她说，他们的培训就是在“提前学”，毕竟哪所中学都想收成绩好的孩子。看见9岁儿子需要承担如此繁重的学习任务，林晓也感到无奈。

“提前学”“超纲学”正是培训机构此次整治重点解决的内容，但是“超纲”的标准不易认定，不少机构的培训内容并没有做出多大调整。

此外，公立学校教师代课的问题基本不复存在，当然，只是变得更加隐蔽和相对个体化。

有偿补课大多“熟人推荐”

北京市海淀区初三学生家长牛英（化名）近日总被拉进一些莫名的微信群里，那里兜售各区的模拟考试真题，并标明“有意者私聊”。

她在与微信群中一位叫“武老师”的微信群主聊了几句发现，有一些公立学校教师正以这种所谓熟人介绍的方式有偿补课。

记者联系“武老师”之后，武老师先把记者带到一个培训机构听“2019北京中考改革串讲”，然后为记者推荐了海淀区某校教语文的“卜老师”和教数学的“马老师”

在交谈时，老师们十分谨慎，只表示已经在一线教学28年，不愿意透露过多信息。在记者追问之下，才含糊的表示自己是101中学教师。

记者在家长给卜老师的感谢短信中发现，学生来源几乎都是熟人介绍，治理之下，公立学校教师补课似乎转入了“家庭补课”的个体化范畴。

今年的招生季，严格的纪律之下有暗流涌动。一方面补习市场遭遇普遍降温；另一方面面临升学的家长内心却很焦灼，“觉得身心无处安放”。

分数依然是家庭“刚需”

就目前这种暗流涌动的现象，记者采访了上海市民办教育研究所所长董圣足。

他认为，“分数作为主要指挥棒的评价体系以及校际之间的差距”是主要原因。“经过历次减负，导向的扭转、人才选拔的方式还没有从根子上改变。到今天，家长们对孩子考一个高分依然是有‘刚需’的”。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对此表示赞同，“现阶段，考试分数依然是主要评价标准，尽快建立多元评价体系是未来改革的方向。”储朝晖说。

董圣足介绍了上海市改革的经验，上海市通过和江苏省联合执法清除了将补习班开在城际铁路上并以报销路费吸引学生的机构，甚至有学校组织去外地培训，这才遏制了这种乱象。

同时他认为，整顿培训班是一个系统且复杂的工程，今年的整顿将进入了深水区，将触及更多实质问题，这些“实质问题”包括培训机构对于“超纲”的认定，以及教育部门执法权的界限等。

对于如何评价超纲？董圣足认为，对照学校教学大纲逐条修正过于教条，容易给培训机构更换课程名称，以‘素质教育拓展’，逃避检查的机会。

目前，更应该加快对于‘超纲’的评判，出台相应标准。让一些不法培训机构没有空子可钻。

此外，教育部缺少对培训机构的治理的执法权，有的地方责任划定不清导致了治理整顿的难度加大。

董圣足介绍了上海市曾经出现的现象，缩减音体美’课程，增加主课课时，一些民办学校还从公办学校‘掐尖’。目前的整顿要注意，“公立减负、民办加负”的问题。

最后，针对教师资格证的认定上，董圣足建议，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培训市场要求教师必须拥有教师资格证，但是在资格的认定上，通过认证的比例太低。如果能划分成两条线，一线教师和培训教师，可能会更科学和方便管理。”

来源 | 光明日报
图片 | 新华社（图文无关）
责编 | 孙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