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羊城派记者 丰西西 通讯员 梁宁 粤卫信
图/羊城派记者 丰西西 周巍

“六月谷子满，北寒鬼上床。十人九个疟，无人送药汤。”这是上世纪50年代广东一首民谣，形容的是当时疟疾的猖獗。

疟疾，这种古老的寄生虫病，在我国至少有3000多年流行历史，广东省曾是我国疟疾流行较为严重的省份之一。上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中期，据估算广东每年约有200-300万疟疾病人。

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抗疟斗争，自2010年广东惠东县报告最后一例本地感染病例后，全省再无本地感染疟疾病例报告，达到了国家消除疟疾的标准。日前，广东已顺利通过省级消除疟疾终审评估。

这也意味着，广东成功消除了疟疾这一古老疾病。那么广东究竟是如何做到消除疟疾的？

4月26日“全国疟疾日”前夕，记者找到了数名广东抗疟专家，听他们讲述本土抗疟的“广东故事”。

曾是广东发病报告最多的传染病 

在世界卫生组织的网站上，疟疾被定义为“一种由寄生虫引起的威胁生命的疾病，通过受感染的雌性按蚊叮咬传给人体，可防可治。”

截至2016年，全球仍有一半人口面临疟疾风险，91个国家和地区有疟疾病例报告。

在中国，疟疾已经有至少3000年的流行历史。地处岭南的广东，疟疾流行尤为猖獗。公元前17-11世纪商殷年代的甲骨文字中，就有象形文字“瘧”的记载。

解放前，广东虽无完整的疫情报告，却有零星的资料记录，同样能够反映广东疟疾流行十分严重。新中国成立后，疟疾仍十分猖獗。

上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中期，广东每年估算约200-300万疟疾病例，曾经是全省发病报告最多的传染病。

1956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中明确提出，限期消灭血吸虫病、疟疾等五大寄生虫病，此后多年，广东在疟疾防治和研究工作上大量投入，最终取得了重要成就。 

长期蹲点以身体为“饵”诱捕蚊虫 

今年85岁的黄祺林是原广东省卫生防疫站寄生虫病研究所所长，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直至退休，他一直致力于广东防疟抗疟工作。

“没有经过专业培训的医生是不会血检疟原虫的！尤其是在基层，检查手段匮乏，不看厚血膜。研究发现厚片和薄片（疟疾筛查手段）的检出率相差20%，而当时很多医院只检查薄片，也就是说，有两成疟疾病人可能会被漏诊。”黄祺林回忆说。

为了更好地防控疟疾，50年代广东就在从化、丰顺等地建了6个疟疾防治站。当时还是年轻小伙子的黄祺林一毕业就在疟疾防治站工作，和同伴一起，承担着疟疾流行病学调查的任务。

说起来是调查研究，但都是苦差事，黄祺林说，上世纪50年代初期，广东疟疾疫情大规模爆发，“由于缺医，很多人到离世都没能去看病，很可怜。我们就去疟疾流行区蹲点，一蹲就是五六个月，进行调查研究和送药。”

疟疾是由蚊虫传播，那到底是哪种蚊虫呢？当时谁也说不准。为了搞清楚，黄祺林和同事们好几年都在和蚊子“打交道”，白天研究解剖蚊子，晚上去抓蚊子。

蚊子可不好抓，他们以身体为“饵”，待蚊虫一停留在露出来的手臂、小腿等部位时，就立即用口把它们吸进小管子里去。

“蹲点的地方都是村民们的牛棚、猪栏、茅房等地，又脏又臭，因为那里蚊子最多，一蹲就是一个通宵，每15分钟抓一次蚊子。”

黄祺林说，做调查研究的日子确实太苦，老百姓看着这些省城来的大学生们老在抓蚊子，又心疼又不解。可大家都一门心思地干，也没什么怨言。

在黄祺林和同事们的努力下，广东的疟疾传播媒介报告出炉，确认了中华按蚊是广东平原地区的传疟媒介，微小按蚊是山区和丘陵地区的主要传疟媒介，大劣按蚊是海南岛山林地区的主要传疟媒介，为此后的本地疟疾防控提供了科学依据。

依据疟疾流行程度划分疟区 

今年84岁的叶来添是原广东省卫生防疫站寄生虫病研究所专家，1957年中专毕业后被分配到广东省从化疟疾防治站的他，至今还记得第一天报到时的情形：“接洽我们的人给我们发了一整套装备：一块油布、一双长筒雨靴、一件厚雨衣。培训一段时间后，我们就打包了行李出差了，去蹲点捞蚊虫。”

叶来添去的是新丰县梅坑镇，在那里他一待就是两年。叶来添回忆，上世纪50年代，由于疟疾流行区域大，分布广，为了更好地防治疟疾，根据调查结果，广东将全省划分为超高疟区、高疟区、中疟区、低疟区。

据文献记载，当时高疟区有1008.74万人口，中疟区有1501.74万人口，低疟区有506.53万人口，局部乡村（53.09万人口）还存在超高疟区。

叶来添说，当时海南（隶属广东）陵水县的一个村，查出了疟原虫感染率达100%，被列入超高疟区。“疟疾流行程度分区，为下一步制定防治策略提供了科学依据。”

“送药到手，看服到口”

除了做调查研究，黄祺林和同伴们还需要给老乡们送药。

黄祺林说，1958年以前抗疟，只要着重对疟疾患者的治疗，发现一例，治疗一例；1958年以后，改用DDT（双氯苯基三氯乙烷）滞留喷洒灭蚊和吃预防药等控制疟疾流行。

“喹宁是治疗药，乙胺嘧啶是预防药。”时隔数十年，85岁的黄祺林仍记得清楚，当时送药不是发给村民就完事，而是要“送药到手，看服到口”。

“因为药太苦了，很多人会吐出来，还有的人含在嘴里等医生不注意就吐出来，我们和当地医生们一起，送药给村民，还必须盯着他们吃下去。”一个疟疾病人要服药8天，每一次都得“盯着”，他都记不清楚，那些年给多少人送过药了。

那时候，年轻的叶来添也在各地疟区间奔波，“工作前十年的中秋节，我都是在不同的地方度过，大家凑一起聊天就是互相比谁去了多少个县做防疟调查。”

黄祺林说，很多同伴在防疟过程中都感染了疟疾，“记得当时有过粗略统计，约10%的医生感染过疟疾，但我们都坚持下来了，一干就是几十年。”叶来添就是感染者之一。

“我小时候得过疟疾，但当时并不知道是什么病，也没药吃，靠着家人采草药来控制病情。”直到长大后第一次生病住院，医生发现他脾脏肿大，才知道他曾经得过疟疾。

叶来添没有想到，自己后来会与疟疾这种疾病“结缘”一生。在防疟工作中，有一天他突然发烧不退，头晕乏力，验血发现果然感染了疟原虫，于是赶紧吃药治疗，很快也就康复。

“得了疟疾是很难受的，先冷后热再出大汗，热的时候很煎熬，冷的时候盖两床棉被都不行。我记得有一个年轻男子疟疾发作时抱着一块大石头仍在发抖，很痛苦。”

逐步建立完善疟疾诊疗及监测网络

血检发现疟原虫，如今看似简单的检查在当时推进得不容易。

叶来添回忆，1965年，首次在台山等地建立了7个疟疾血检站，对所有发烧病人都开展血检排查疟疾。“血检站相当于一个哨点医院，筛查出来的疟疾病人会立即得到专业治疗。”

随着血检站经验的成熟，此后广东逐步建立、完善了省、市、县（市、区）、乡镇四级医疗机构的“三热”病人疟疾血检、疟疾病例诊疗和管理、传疟媒介监测等制度，对及时发现、报告、处置可能存在的疟疾传染源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上世纪60年代后期至70年代初，广东疟疾疫情渐渐得到控制，疟疾防治工作也从原来的“广撒网”转向了对“重点人群”。

哪些是重点人群？叶来添说：建筑工地、高发病率的村庄、流动性大的砍伐民工等，工作方法依然是送药到手和杀虫剂滞留喷洒灭蚊等。

据文献记载，1972年以后，广东本地感染的恶性疟得到了有效控制。1980年以后，除一些由外地输血员引起输血感染和长潜伏期的三日疟病例外，蚊传播感染的三日疟病例已没有发现。 

流动人口“涌入”致疟疾再“抬头” 

不过，上世纪80年代初期，疟疾发病一度有“抬头”趋势。其中，深圳疟疾疫情严峻。据记载，1983-1985年，深圳相继出现输入继发疫点261个，占同期全省疫点总数的79.1%，流行区连绵成片，波及20多万人口。

“当时疟疾流行主要分布在海南岛少数民族地区和广东省大陆人口流动频繁的地区。引发疟疾暴发流行原因是：外地传染源输入和聚集，加上临时工地居住条件比较简陋、拥挤，防蚊灭蚊设施差，医疗卫生机构不健全，给疟疾的传播和扩散提供了良好条件。”黄祺林说。 

“溴氰菊酯泡蚊帐”被WHO推荐全球使用 

1984年，深圳疟疾发病达到了建市以来的最高峰，报告病例7427例，年发病率高达1833.37/10万，深圳市疟疾疫情暴发，引起了省委省政府的高度重视。

“当时深圳向全国公开招聘防疟专业人才，估计全国共有100多名专业人士迁移到深圳工作。”据黄祺林回忆，让深圳疟疾疫情真正得到控制，当时用的是“溴氰菊酯”浸泡蚊帐和强调睡眠挂账措施。

“溴氰菊酯浸泡蚊帐”是原广东省卫生防疫站寄生虫病研究所老副所长李祖资发明。用“溴氰菊酯”浸泡老百姓家中的蚊帐，既能保护人不受蚊虫侵扰，也能阻断疟疾的传播。

叶来添当时也长期赴深圳做疟疾防控工作，在他看来，使用溴氰菊酯浸泡蚊帐的防疟经验，“是抗疟工作的二次革命，第一次革命是DDT滞留喷洒。”

事实也证明，这一办法效果明显。使用溴氰菊酯处理蚊帐防制疟疾媒介的方法后来被世界卫生组织推荐使用并向非洲各国疟疾防治中推广，广东经验对中国乃至东南亚各国甚至世界各国的疟疾防控做出了重大贡献。 

广东防疟抗疟经验走向世界 

黄祺林和叶来添都认为，加强区域协作、推进联防联控是广东最终消除疟疾的重要举措。

1990年，广东建立了“深东惠”灭疟联防区；同年，广东封开、怀集、连山县也与广西的邻县建立粤桂邻县联防。

1992年，“粤桂琼”三省（区）疟疾联防建立，对流动人口疟疾开展联合管理。

“多地联防，多部门参与，信息互通，才能真正管理好流动人口疟疾和巩固抗疟成果，这样的经验同样适用于现在的各种传染病防控。”广东省疾控中心寄生虫病所专家林荣幸说。

2009年，根据当时国家卫生部部署，广东兴宁、惠城区两县（区）开展消除疟疾试点工作，在消除疟疾策略、措施、技术方案等方面为全省、全国消除疟疾提供经验。

经过半个多世纪艰难抗疟，2010年，惠东县报告最后一例本地感染疟疾病例后，广东再无本地感染疟疾病例报告。

“这是广东省疾病防控史上的又一伟大成就，凝聚了全省几代疟防人的艰苦奋斗历程。”广东省疾控中心副主任何剑峰说。

事实上，广东防疟抗疟经验早已走向世界。

广东本土科学家、广州中医药大学首席教授李国桥带领的广州中医药大学青蒿研究中心抗疟团队，率先采用复方青蒿素全民服药清除传染源以快速清除疟疾的策略。

从2007年到2017年，在东非岛国科摩罗摸索出一整套适应非洲当地的抗疟模式——“青蒿素复方快速清除传染源消除疟疾项目”，终于在这个疟疾肆虐的国家实现疟疾零死亡，疟疾发病率下降幅度达98%以上。

如今，这一项目已在非洲国家马拉维、多哥、肯尼亚和南太平洋岛国巴布亚新几内亚推开，在全世界越来越多的地方，都留下了广东抗疟团队的身影，广东为中国解决全球公共卫生难题注入了广东元素、贡献了实践方案。 

应警惕输入性病例引起继发传播

 广东省疾控中心副主任何剑峰指出，尽管我省实现了消除疟疾目标，但输入性疟疾病例引起的继发传播风险依然存在。2018年，全省报告输入性疟疾病例199例。

事实上，为了防止疟疾再传播，2016年，广东就出台了《广东省消除疟疾工作方案（2016-2020年）》，该方案明确，广东将以口岸为单位，对境外疟疾流行区入境的、不明原因发热病人全部进行疟原虫血检或RDT筛查。

此外，还将在口岸强化疟疾防治咨询服务，加强检验检疫机构与疾控机构合作，减少疟疾病例输入。

专家也特别提醒，东南亚和非洲是疟疾高度流行区，市民如果前往这些地区，需先了解目的地的疟疾流行状况，必要时可以预防服药。

在疟疾流行区活动，要防止蚊虫叮咬。回国后，若出现发热、发冷、头痛等症状，应及时就医，主动告知医生旅行史。

来源 | 羊城派
责编 | 孙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