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度短篇小说致敬词——
班宇 《逍遥游》

班宇是谁？这个在2018年以前“并没有混迹于文学期刊”的名字，凭一篇《逍遥游》，以无限逼近现实的微距摄影式写作，席卷了一个又一个年度文学榜单，以新鲜独特的文学光华，传递出别样的时代况味。

小说借三个失意人的“穷游”，描摹梦幻微光下无处躲避的庸常俗世。在直面生活褶皱、观照人性幽微的同时，书写了对人世的宽容和理解。舍弃宏大叙事，着意捕捉动人的瞬间；散漫的语调，冲淡的叙述，对混沌边缘状态的冷静掌握……班宇的作品释放出与时下其他作品迥然不同的陌生感，为当代写作提供了不同的视角，为短篇叙事开拓出另一种可能。

美国“简约主义”大师雷蒙德·卡佛曾以极简笔法记述日常生活的琐碎无奈，而来自网络的班宇则秉持“轻松、简洁与诚实”之笔，“为弱小者给予支持，为卑微者延续幻梦”，在明与暗、信与疑、靠近与远离、希望与绝望之间，为我们创造出一个充满反讽、哀而不伤的审美世界。

羊城晚报记者 曾璇
班宇，乍眼一看，绝对的东北大汉——打虎武松一般的存在，可是你看他下笔的细腻，却比浪子燕青还灵巧三分。

他是个打奥数比赛长大的80后，从小能从数学题里看出小说：“两车相遇，刹那相逢，擦肩而过，这背后有什么样的故事？”这种脑洞大开的思维模式，埋伏了20年，终于在他的写作中派上了用场。

他的小说里，有精心设计的故事，有“改良的东北方言”，有巨大的荒诞和真实，轻易把读者拉入经历改革浪潮冲刷的冰面。他笔下的人物，万般小心翼翼，依然身不由己，被命运揉搓。

东北那片黑土地，一直是北方语言文化的沃土。然而近20年来，随着春晚东北方言小品一统江湖，提到东北人，便令人想起二人转、小沈阳、快手直播。而班宇的出现，让人感受到了另一种惊喜。

把故事写出来，有种“还贷”的错觉

羊城晚报：作为计算机专业毕业的工科生，写作本不是您的专业，是什么激发了您的倾诉欲和写作欲？能否说说背后的故事？

班宇：我学的是计算机专业，毕业时，我非常悲观地发现，自己并没有将通行语言转换为计算机语言的思维，也没有兴趣和耐心去进一步学习、求证。读书期间，我对音乐颇有兴趣，认为它能抵达许多语言不及之处，也给一些媒体写过相关的文化类稿件，那么我想，或许文字可以作为一种谋生方式，于是开始最初的写作。写小说则是从参加豆瓣阅读征文大赛开始，朋友问我要不要试下参赛，刚好那几天在一个工人村朋友开的小饭馆聚会，我就想可以从自己最熟悉的工人村开始写起，于是有了《古董》这篇“处女作”。主人公的原型经历丰富，当过兵，开过店，倒腾过古董，属于在底层生活能力特别强的人。从这篇开始，我把工人村的人作一个群像似的描绘，有了第一篇小说作品。

羊城晚报：确实感觉您是在进行一个有意识的、规模化的“行为艺术”，您以小说为介质，以东北汉子、东北大妞为主角，在给底层草根塑群像？

班宇：我在“工人村”这一系列的作品里，确实有过这样的尝试，为这片区域里的人物塑像，白描或速写，但很快就中止了。我觉得这种概括式的写作，对我来说，还是太过简单、轻易，抽出几个样本，附上事件与符号，不是不能做，但确实已经没办法说服自己。我想探讨更深入的命题，或者对我个人来说，有更为重要的精神内核，亟待发现与解决。

羊城晚报：这种精神内核是什么？

班宇：我渴望书写人在历史中的巨大隐喻，想把人的行为的复杂度以及背后涉及的当时的社会环境、精神状态背景结合。相对于人物群像的速写，这样的命题我更感兴趣：让小说的人物和整个时代发生更紧密的联系，再折射出时代的肖像，也即在时代洪流下个人命运的跌宕。

羊城晚报：也就是您在工人村目睹过的那些底层人物的命运，是吗？他们对您的生活和写作有什么样的影响？近年来您比较“高产”，是他们让您持续地保有创作热情吗？

班宇：我对写作并没有极大的热情，它对我来说，更近似于还贷款，每写完一篇，我就能轻松一点。我是标准的工人家庭出身，在我生活的沈阳铁西区，见证了父母从企业的辉煌到“双下岗”，耳闻目睹了那段历史，这些事情在我的头脑里一直是一个小小的负担，我要通过写作把它给卸掉，或是刻写在更深处。

我发现，在整个的历史环境里，这一群体是改革进程中极具标志性的一类人，但却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身在其中的时候，很多情感并不能完全感知得到；而这两年写小说的时候，我清理自身的秩序，将之一点点拆解并展现出来，就有那么一点还贷的错觉。

羊城晚报：您似乎偏爱写低到泥土里、坠入冰窟中的边缘人物，“为弱小者给予支持，为卑微者延续幻梦”是您的写作理念吗？本届“花地文学榜”获奖作品《逍遥游》里的困顿失意者“许玲玲”们都有源于生活的人物原型吗？

班宇：不算是写作理念，但在创作《逍遥游》时，也的确是怀着这样的心意，是否有原型也不重要，小说终归是小说。写作对我来说，不会有特别明确的理念，反而更像是一种沉浸，将一张白纸所展现的开阔，用文字填满，布置一道近乎于永恒的迷宫，使其渐渐变得狭隘起来，读者与作者均在其中穿行，开拓新路，也走过重复之径，去寻觅各自的出口。
少年时期的耳闻目睹需要自寻出口

羊城晚报：东北近年来有几位生于80年代的作家，你们在童年舔过的伤口看起来愈合了，其实伤痛蛰伏着，直到你们有了一定的人生阅历和话语权，它们才泉涌而出，是不是这样？

班宇：你说得非常对。我印象很深，2000年的春节家族聚会，我突然发现只有14岁的我和父亲两个人，在为“四化”作贡献，其他人都是领着退休金、低保金、失业金。这个对我的心灵冲击很大，家族十几口人，只有我父亲一个人能赚工资。那时内心有一点忧虑，升学压力是一方面，还有补习费、择校费等，虽然家里极力营造一种平和的氛围，但我仍能感受到一种不可控，如巨大的阴影笼罩在头上，久久挥之不去，只能去自寻出口。

羊城晚报：这种经历可能也锻造了您性格中的敏感细腻的一面，又反过来影响了您的写作？

班宇：写作确实是敏感之人适合做的事情。对我来说，写作分为两个层级：一个是智力上的呈现和角力，比如博尔赫斯的作品完全是灵魂上的，对时间、宇宙的重构；另一个则是像门罗那种“共情”。写一个人物，让读者能感受到他被命运扔上去又抛下来的内心起伏，只有足够敏锐，才能写好。我在写作时，经常觉得与里面的主角是在共同呼吸的，他所经历的一切，我仿佛也能感同身受。他们曾是我的一部分，我将之抽离出来，进行延展、铺平，那些困境与困惑，也就随之呈现出来。所以，这种复杂状态也可以说是源于自身，对我个人而言，这也是所有作品的出发点。

羊城晚报：也就是一种代入感吗？这种感觉会很折磨您吗？

班宇：很折磨，但也挺享受的。投入进去，你会发现随着人物命运起伏很难过，但完成之后又有一种满足感。写作是一个人的事情，觉得怎么合适就怎么来，这种自由狭窄但可贵，是写作所能赐予我们的最美好的事情之一。

羊城晚报：您在作品中喜欢“撕开残酷的真相”，不“留一条光明的尾巴”，但又充满宽容与理解，这代表一种怎样的写作态度？

班宇：结局是作者的终点，也是阅读者的终点，但并不是所有人与事物的终点。他们始终并肩，于未知的空白里，去对抗无止境的命运，比我们虔诚，也比我们勇敢，除了宽容与理解之外，我不知道还能做些什么。从性格上而言，我本身并不是一个乐天派，所以你注意到，我也不会“留一条光明的尾巴”。

羊城晚报：现当代的东北作家都深受那片黑土地的滋养，沈阳的铁西区无疑是您创作的“富矿”，您会把笔尖一直凝聚在这个范围内深挖吗？还是说您渴望撕掉这个“地域书写”的标签？

班宇：作家与其作品的关系复杂，在东北也可以不去描述东北，转而以更先锋或者更委婉的形式去探讨其他命题。故事每天在任何地方上演，东北的故事也没有那么独特，很多时候，它也可以发生在西北或者南方，好的小说里探讨命题是具有一定普遍性的，不太会被地域所限制。

羊城晚报：您曾是网红作家，一直以网络为阵地，为何突然转战“纯文学”领域？

班宇：网红作家谈不上，但在此之前，的确有过一段时间的网络写作经历。但我在网上所写的随笔与小说，似乎也应该归于“纯文学”领域，跟通常意义上所说的网络文学还不太一样。网络写作有一个优势，就是发表迅速，能跟读者进行直接对话，立竿见影，没有什么中转过程。我当时刚开始写小说，对文学期刊了解很少，所以选择这个渠道。后来认识了一些期刊编辑，便开始向杂志投稿，如同打开另一个世界。期刊有着自己的发表标准，写作者必须更加自律，态度也要更严谨一些。
将写小说看成是设计游戏

羊城晚报：在文本创作上，看得出您做了很多尝试，有评论说《山脉》是一个反小说的作品，是一个具有实验性、先锋性的开放文本；《逍遥游》则呈现散漫克制的“非常规”叙述。您是否正在进行刻意的风格探索？先锋写作是您的追求吗？您写作的终极目的是什么？

班宇：我对于小说的形式很着迷，尤其是短篇，在有限的体量里，如何拓宽文本的种种边界，或者说，如何在物理上转动面向，使其呈现丰富的可能性，这是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在一些时刻，我会将短篇小说看成是自己设计出来的一个游戏，创立人物与故事线索，制定规则与玩法，再一点一点推动，使其运转起来。此外，我也是上世纪80年代国内先锋写作的忠实读者。

写作的终极目的，现在谈，还为时尚早，不过经常会记起黑塞在《纳尔齐斯与歌尔德蒙》里的一句话，他说：“对于所有怀着善良愿望的人们来说，有一点却是共同的：我们的作品到后来总是使我们羞愧，我们总是不得不重新做起，一次又一次重新奉献自己。”

羊城晚报：“舍弃宏大叙事，着意捕捉幽微动人的瞬间”“无限逼近现实的微距摄影式写作”，是您相对固定的个性风格吗？

班宇：类似手法我在小说里用得比较多，不过也不算个性风格。我在某些文本里，还是想要有更多的尝试。无论在写法上，还是题材上，短篇小说可以做得极为宽阔，能提供最大限度的自由。
雷蒙德·卡佛对我的影响，正是他作品里那一点点言之不尽的真情

羊城晚报：有评论认为，您是美国“简约主义”大师雷蒙德·卡佛的中国传人，您认同这一评价吗？您的创作是否受到雷蒙德·卡佛或其他作家的影响？

班宇：我确实很喜欢卡佛的作品，同时还有其他一些美国作家，比如理查德·福特、托拜厄斯·沃尔夫等等，他们的小说我会反复阅读。但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我跟他们的表述又不是特别一致。今天的社会结构、写作语境与阅读方式都有变化，写作者必须创造或者寻找属于自己的讲述方式，它可以不被更多人所聆听，但一定是紧紧贴附着写作者的心脏，与之一起跳动。

前一段时间，我得到一本卡佛的旧书，上世纪90年代初出版的，这本书的拥有者，在扉页上题写一句话，“如果非要拒绝什么，但不能拒绝真情”。我读到之后，很受触动，觉得可以作为卡佛的许多作品的旁注。如果说受过卡佛的影响，那么毫无疑问，正是他作品里那一点点言之不尽的真情。

羊城晚报：您的小说文字传神，给人很深切的画面感，您的作品有改编成影视的打算吗？还是继续通过纸笔这种传统的方式和读者交流？

班宇：影视改编方面，我自己没有决定权，要看是否有合适机会。但是我写小说的初衷，几乎没有考虑过影视化，当时是觉得写乐评或者其他题材的时候，表述不太充分，总想着把自己的困惑抛出去，小说恰好能完美实现这一点，它是一个包容性非常强的文体，也在不断进化，到现在仍旧没办法很好定义，这点让我觉得有趣。

现在许多影视作品做得也很出色，前几天看科恩兄弟的《巴斯特·斯克鲁格斯的歌谣》，总共六个故事，做的几乎就是很多短篇小说要完成的事情，故事讲得也很好，但我看过之后，也仍不满足，我在想它跟那些好的短篇小说，到底有何不同？可能有一个回答，我觉得也许是小说不仅仅是在讲故事，它像一个装置，始终趋于更为精密、复杂，所传递出来的情绪也更微妙，影像是在创立或复制语言，小说却可以抵达语言和一切事物的最深处，或者说，至少小说要勇于去做出这样的尝试。

所以在接下来，我可能仍会按照这条路径继续走下去。

羊城晚报：您下一步的写作走向备受关注，请问您的新作中有什么样的改变？会写长篇吗？会继续写东北故事吗？

班宇：我是个急性子，写了开头就恨不能写结尾，比较迷恋在狭窄的空间里爆发出思考。长篇小说的写作需要对节奏把控，对结构进行很细致的布局与梳理，读者对长篇的迷恋，其实是一种对史诗的迷恋，而我目前还没有找到特别合适的题材。我的写作迄今为止确实有些偏狭，我也非常想突破。现在着手写几个中短篇，一篇故事设计在天津，另外一篇是北京和沈阳的“双城记”，既有关于东北的，也有无关的，应该今年之内可以和读者见面。有评论说我的小说非常精巧，像个“变压器”，哪里升压、降压，都在控制着，但更期待我的作品中有一些“神性的东西”，这个批评非常到位，我也期待一些“神性的东西”。

作家简介
班宇

1986年出生，沈阳人。作品见于《收获》《当代》《十月》《上海文学》《作家》《山花》《小说界》等杂志，曾被《小说选刊》《小说月报》《中华文学选刊》《思南文学选刊》等转载。小说《逍遥游》入选“2018收获文学排行榜”，并获短篇小说类榜首。出版有小说集《冬泳》。

---

——年见·分享——
成为自己的同代人

班宇

小说为我提供一种保持凝视的方式
阿甘本在一次演讲里，曾经提到过同代人这一概念，他认为同代人要紧密保持对自己时代的凝视，并借此感知其黑暗与光芒。我在写作时，经常会想起这句话。大概在十年前，我还没开始写小说，刚从大学毕业，在一家出版社做编辑，当时我是个球迷，每个周末都会去体育场看辽宁队的比赛，我家离球场不算远，走路大概不到半个小时，但由于我出门时比较晚，又怕赶不上开场，总会坐摩托车去，也就是摩的，价格便宜，大概是出租车的一半，速度也快，比较方便。司机师傅都很爱聊天，这一路上，顶着风也要朝前面喊话，我坐在后面，有时候是听不大清楚的，有一搭没一搭地聊，其实我的在场与否，也不太必要。如果将我删除，那么就会构成一幅在很多人看起来有点奇怪的场景：一个带着头盔的人，对着前面的空气，高声自言自语，与此同时，他又游刃有余地在楼群、市场与未建成的地铁站等这些时代的缝隙里自由穿梭。

我由此联想到许多经历相似的人们，比如我的父辈，经历过工厂辉煌的时期，后来也与之一并没落，我觉得，他们在生命的许多瞬间，也是在这样高声喊话，或是情绪激昂，或是哀伤控诉，但却没什么人真正愿意聆听。我当时想的是，我很难也不愿去成为这种声音的简单记录者，因为它转瞬即逝，孤零零地提出来几句，十分突兀，没办法说服自己，但它荡开的回音却是绵长而持久的，直至今日，仍存留在这个空间里，没有完全散去。

我就在这些回音里寻找自己的位置，或者说，我通过上一个时代，来进入到自己的时间里。在一场球赛里，这段时间也许类似于伤停补时，看似大势已去，但一切尚未盖棺定论，转机与奇迹仍然可以发生。小说则为我提供一种保持凝视的方式，我以这种方式与之周旋。

与时代密不可分又保持着一段距离，去讲述那些言而不尽之物

去年我写了这篇《逍遥游》，讲述一位患病女孩的短暂逃逸，这个所谓的逃逸，就从日常之中走出去一点点，他们一起去做个短途旅行，对很多人来讲，这不是一个很大的转变契机，但对于小说里的人物来说，已经拼尽全力，始终相互维系。许多人都在努力使自己变得稍微丰富一些，并为此筋疲力尽，无所谓对错，历史不会记述，但对于个人来讲，这又非常关键。

《逍遥游》所讲的故事发生在当下，但不可避免，也有着上一个时代的影子，比如女主角许玲玲的父亲许福明，我在写作时，想去尽量贴紧这个人物，但仍能感受到某种抗拒，这背后的原因很复杂。所以，我更愿意从许玲玲这个角色切入，直到写到小说里的一个细节，我才觉得跟许玲玲这个角色仿佛产生一些不可切断的联系，呼吸着同一片空气。

这个细节就是，许玲玲的前男友也是球迷，以前两个人总在一起去看比赛，后来患病分手，许玲玲也理解，不怨男友，记住的都是两人在一起时美好的事情。大概在前年，由于各种原因，辽足降到中甲，踢得比较糟糕。铁西体育场旁边有一条干道，夏天都是大排档，为球迷准备，我有时也去看球，结束后去那边喝一杯，跟朋友聊几句，有时候聊球，有时候也说别的。写完《逍遥游》后，我想，许玲玲有一段时间也是，跟男朋友看完球，来这里喝酒、吹风，可能就坐在我的旁边，我见过许多次，虽然不认识。后来由于一些原因，感情方面，家庭方面，身体方面，不来了，但这也是她生活中的一个小小的逸出。我写完的几天之内，一直在想，许玲玲知道辽宁队降级，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是不是跟我一样，既生气也惋惜，还是毫无感觉？是不是也能记起从前的一些事情？不知道，但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小说相当于是在另一个维度上打开一个新空间，它是我所创造出来的，我用这种方式去成为许玲玲以及自己的同代人。我们依靠着小说，或者讲述时的断裂与错位连接起来，既无比亲密，它又是完全平行于我而独立存在的。

罗兰·巴特还说过一句话：同时代就是不合时宜。那么所谓的同代人，即他的全部生命与这个时代密不可分，但所做的事情又有些格格不入，保持着一段距离。这样的位置令我觉得妥当、舒服，适合去讲述那些言而不尽之物，在未来，我依然想去做这样一个不合时宜的同代人。（羊城晚报记者 孙磊 整理）

越过冬天的小说

羊城晚报记者 孙磊

穿过还算干冷的北方来到温暖潮湿的南方，仿佛也呼应了班宇此次读书见面会的主题“越过冬天的小说”。4月13日下午，羊城晚报花地文学榜年度短篇小说得主班宇走进广州唐宁书店，跟广州的书迷们分享他的创作经历和感受（见上图，羊城晚报记者汤铭明摄）。

关于音乐：

我阅读世界的方式不是硬碰硬，而是无限地沉浸下去

来自东北的班宇自带幽默细胞，活动在一片笑声中开场。

高中就迷恋音乐的他，却在军训上无法开口唱歌，“我内心更认同顶楼马戏团《向着橘红色的天空叫喊》这首歌的表达方式。”不同的音乐形式让班宇意识到自己阅读世界的方式，不是硬碰硬的对抗，而是无限地沉浸下去。

音乐也可以算作班宇文学的启蒙，“我的阅读史是从音乐开始的，最早读到一本已经倒闭的刊物叫《我爱摇滚音乐》，除了音乐，还会刊载一些小说、杂文。”就是在这本杂志上，班宇开始接触外国文学和国内先锋作家的作品，卡尔维诺、卡佛、苏童、余华、格非的作品都成为他中学时代反复阅读的对象。

“一首歌和短篇小说有很多相近之处，包括节奏感，叙述语调，小说很重要的就是叙述语调，开篇语调就会直接把读者带入情景之中。”班宇现在写小说前总喜欢选一首主题曲，“《冬泳》的主题曲是一首后摇。”他会尝试把音乐的情感注入到小说文本里面去。

关于小说：

文学是一条逃逸的路线，通过文学眺望另一种生活

音乐让班宇在这个世界沉浸下去，而小说则被他称为“一条逃逸的路线”，通过小说跟时间进行消极的抵抗。南方人眼中洁白辽阔的北方却让班宇时常产生一种恍惚感，“我当时想做一点抵抗，所以就写了《冬泳》这篇小说”。他想通过小说探讨在日常生活中有一点点负罪感和愧疚感的人如何继续生活，他内心的伤痕何时会自我揭开，揭开之后又呈现什么面貌。

小说集里面有一句：“人们从水中仰起面庞，承接命运的无声飘落。”看起来有一点悲观，但在班宇看来仰起面庞本身就是很骄傲的行为，“经过许多出走、逃逸、否定，最后赢得一点点自我所谓的尊严感”。

班宇举例,在《逍遥游》中，他通过小说让自己跟女主成为同代人，在叙述的断裂和错位中呈现时代的部分面目。

此外，小说也成为班宇在另外一个维度打开的空间。“可能在现实生活的时候是在这个维度，但是我在小说世界里面，可以再跳出这个维度，在无限多维度徘徊，这也是小说给我带来的极大乐趣之一，也是一种‘逃逸’。我非常愿意为了‘逃逸’而继续书写下去！”

关于东北：

文学没有边界，是一个无限转动的多面体

近年来，双雪涛、贾行家、班宇和郑执四位东北青年作家受到了文学界和大众的关注，对东北作家的讨论逐渐成为热门话题。

来自东北沈阳的班宇，虽然写作背景和语言都带有鲜明地域特色，但对于“东北作家”这个标签并不能认同，在他看来，文学没有边界，而是一个无限转动的多面体，地域性只是文学某个瞬间呈现出来的一面，并非全部。“作家和作品之间的关系很复杂，地域性只是其中很小的一个切面。”

在谈到接下来的写作计划时，班宇表示还是会在中短篇小说领域深耕，“我对短篇小说有一种很强烈的迷恋，在很短的篇幅内爆发深度的思考和力度。”（本版统筹/李素灵）

来源 | 羊城晚报 2019年4月15日 A10版    
责编 | 陈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