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羊城派记者 薛江华

广州市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正在召开，农工党广州市委会集体提案建议，修订《广州市社会急救医疗管理条例》，将《民法总则》中施救者免责条款的具体实施细则写进条例，鼓励现场目击者进行施救；同时将AED配置纳入院前医疗急救布局规划中，让急救设施逐渐成为公共场所的“标配”。

如何打破“不敢扶”的障碍

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到来，疾病突发和意外伤害时有发生，现场第一时间进行科学正确的施救，将能有效挽救生命，带来不一样的结局。

以心源性猝死为例，我国每年心源性猝死的人数约为54万，其中90%发生在医院外。一旦呼吸心跳停止，世界公认的“黄金抢救时间”是意外发生后的前4分钟。但从目前全国院外抢救成功率来看，却十分不尽人意，即使在北京上海广州这样的大城市，存活率也不足1%，而在美国存活率为10.2%，西雅图、洛杉矶等个别地区可达40%-50%，某些地区更是高达74%。2016年天涯社区副主编金波猝死北京地铁站台，曾掀起一场关于中国公共急救体系何去何从的讨论。“黄金四分钟”急救生存链断裂，究其原因，主要是怕担责不敢救、无技术不会救、无设施不能救。

春晚小品《扶不扶》给我们带来欢乐，同时也带来反思。曾几何时，“有人倒地，不敢去扶”成了无奈的社会现实，这其中有部分被扶者自身道德素质以及“过度维权”问题，但也有针对施救者免责的法律制度的缺乏，导致施救者畏手畏脚，不敢伸手相助。2017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正式实施，其中第184条规定：“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行为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这一善意的救助者责任豁免规则，被称作“好人法”，其用意是鼓励善意救助伤病的高尚行为，但这一条款还没有被公众所熟知。

另外，2011年7月1日实施的《广州市社会急救医疗管理条例》，也没有关于现场目击者施救免责的内容。农工党广州市委会调研了解到，广州市红十字会担负着面向公众的急救培训普及工作，近年来广泛开展公众急救培训，但由于人力所限，相对于广州2000多万常住人口来说，市民急救普及率低。

公众的急救常识来源通常是生活经验、报刊杂志甚至是影视剧，还有一些不科学的民间偏方，这不但救不了人，反而耽搁救命时机。在欧美国家，规定警察、司机、消防队员、大中学校师生必须接受心肺复苏和现场抢救、自救的培训，全民急救普及率超过25%，瑞典有45%的公众参加过心肺功能复苏技能培训。

配套不足也是一个问题。自动体外除颤器（AED）针对非专业人员设计，普通人在接受一定时间的培训后即可使用，可以说是“救命法宝”。据资料显示，世界上一些发达国家在公众场所设置了大量的AED，如美国在公共场所配备AED数量约为平均每10万人口199台，日本234台。而国内的先行者例如上海和深圳，也不足千台，广州目前公共场所的AED数量不足百台。

为此，农工党广州市委会建议，修订《广州市社会急救医疗管理条例》，将《民法总则》中施救者免责条款的具体实施细则写进条例，鼓励现场目击者进行施救。120中心应采用医疗分级优先调度系统（MPDS），调度员或急救医生能给现场目击者电话指导施救。

针对一些高危行业、学生群体，如地铁站台人员、教师、空乘、导游、消防人员、高校学生等，应建立常态化急救培训机制，定期接受及时、有效的急救培训，以保证遭遇突发状况时及时出手，挽救生命。强化政府调控作用，各级政府要与规划部门协商，将AED配置纳入院前医疗急救布局规划中，让急救设施逐渐成为公共场所的“标配”。

来源 | 羊城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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