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羊城晚报记者 马汉青 莫谨榕
图/羊城晚报记者 汤铭明

今年是我国改革开放40周年，粤港澳合作也经历了辉煌的40年。为此，羊城晚报社与广东省港澳办合作，从今天起推出“辉煌40年：广东改革开放与粤港澳合作发展”系列报道。

全国政协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前行政长官梁振英先生从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就积极参与到国家改革开放进程中。多年来，他为保持香港繁荣稳定、为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为促进粤港澳合作等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是改革开放40年和粤港澳合作的重要亲历者和见证者。近日，梁振英先生在香港接受了《羊城晚报》总编辑林海利带领的《羊城晚报》全媒体采访组的专访，畅谈“改革开放40年与粤港澳合作”等话题。

羊城晚报：早在1978年，您就曾赴深圳分享香港发展的经验，此后您亲身参与了国家改革开放的很多重大事件，可以说见证了改革开放以来内地和香港的巨大变化。在这个历程中，您最深刻的记忆是什么？

梁振英：我认为我们国家不应该贫穷落后，这是我的一个基本信念。我在英国留学那几年，看到欧洲国家的发达和进步，更加激发了一个想法：我们可以怎样去报效国家？1978年，一些香港专业人士走在一起，最早是去深圳分享香港发展的经验，然后到广州，再到珠三角的其他地方，用内地夸我们的话来说,就是去“传经送宝”。这里面有律师、会计师、工程师、城市规划师等，带去的是内地改革开放需要的一些技术和理念。我可能是当时最年轻的一个，是大学毕业的第二年。

那个时候到内地只有一个口岸，不管你想到广东还是到北京、上海，都要从深圳走。在我们身边排队的就有第一批到内地的香港厂商。当时过关没有回乡证，每次到边防时要填写一张纸，叫“回乡介绍书”，拿着副本当作旅行的证件。到内地之后，第一件事情是要到公安派出所盖章，每住一晚就盖一个章，两晚就盖两个章，离开的时候看你住了几个晚上、盖了几个章，然后就放行。第二件事情是去银行换钱。当时人民币不能带出境，旅行中用剩的人民币要把它花掉，回来香港的时候身上是没有人民币的，下次再去要再换。也不会换很多，一块几毛钱，因为实在没有太多地方可以花钱。到了内地之后，比如到了深圳，当地接待的人就给我们粮票，拿着粮票和人民币就可以排队吃饭了。如果是当天来回，办不了什么事情。深圳虽然紧邻香港，但口岸是每天早上9点开，晚上5点关，往往办完入关手续之后就到吃午饭时间，吃完饭就1点钟了，5点还要往回赶，赶不及就要在深圳住一晚。当时，深圳唯一能住的地方是华侨旅社。有时人多的时候要睡军用床，这种床一般就放在通道、厕所门口……这些都是很深刻的记忆，对比一下，让今天的年轻人知道40年来内地确实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那个时候工作条件、交通条件是比较艰苦的。但我感到很有意义，因为每次进入内地都感觉到有进步，这对我们是一个鼓励。老实说，有的时候也会碰到一些挫折，但是我去的次数比较多，发现不断有进步。深圳的第一张城市发展规划图就是我们这群人帮着做的。当时没有地图，只有一张航测图，上面甚至都没有公路。当时，深圳大约有3万人口，规划的人口目标是30万。我们坐下来论证这个数目，当时是不相信深圳会有30万人口。从哪里来30万人？所以今天我常常跟深圳的朋友开玩笑说，深圳要是堵车了，或者下雨淹水了，是我们当时规划得不好，因为当时没想到深圳会有1000多万人口。

羊城晚报：您认为香港在国家改革开放中发挥了哪些独特作用？

梁振英：香港最早期的作用是在资金方面。在内地投资，提供了就业和税收。然后是技术、管理理念，还有国际联系，因为香港是我国最国际化的城市。香港不仅是个门户和平台，更重要的作用是“超级联系人”。

内地对香港开放一个重要效果是，通过对香港的开放促进内地的改革。举个例子，当年香港工厂搬到内地，一般的做法是加班就给加班费，做得好就给奖金，做不好就开除。内地当年是没有这种工资制度的，一开始也不接受。通过开放就慢慢接受了多劳多得的做法，按照工作水平、生产力计算工资收入。

羊城晚报：内地改革开放给香港带来了什么重大影响和变化？

梁振英：今天香港GDP中超过90%来自服务业。香港是世界主要的金融中心、贸易中心、专业服务中心。要是没有国家40年的改革开放，香港不可能摇身一变，从一个以低端制造业为主的经济体发展到今天以先进服务业为主的经济体。

香港这种转型有两个因素：一是广东一带制造业发展起来了，需要大量的外贸和金融专业服务，这些服务业就在香港。二是香港的制造业生产线搬到广东去，实现转型。这40年香港和广东不仅互动，而且互利、互补、互惠，这是非常明显的。

羊城晚报：未来香港在哪些方面可以进一步发挥更大作用？

梁振英：改革开放40年后的今天，内地包括广东极大地发展起来了，香港还有没有作用？我的看法是，随着国家不断地发展，香港发挥的作用也是不断变化的，香港能够与时俱进，不断满足国家发展的需要。

40年来，从香港厂商第一天进入内地投资，一直演变到今天，在资金和资本市场上，香港一直发挥作用。比如，第一个来香港上市的内地企业是青岛啤酒。25年前来香港上市时资金需求比较小，香港本地的资金就能满足。到了工商银行这样的“巨无霸”来港上市，香港的资金池，哪有这么多资金呢？于是香港就从“小池塘”变成通往国际资本市场这个“汪洋大海”的“吸水管”，这就是香港的国际资本市场作用。下一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通过香港协助国家防范重大金融风险，这些都是香港可以发挥作用的。还有个提得比较少的方面，就是科技。香港的大学科研力量是很强的。

国家的发展，需要香港根据“国家所需”，发挥“香港所长”，以“香港所长”服务“国家所需”。我的理解，这并不是“国家所需、香港所有”。“香港所有”就回到当年青岛啤酒在香港上市，从这个“小池塘”拿水。“香港所长”，则是香港的国际能力很强，来了工商银行，我们就吸引外面的资金。在科研方面，有些科学技术我们没有，但是可以引进外面的。香港拥有“一国两制”带来的便利，比如，一些世界知名大学到香港来，通过香港走向内地。香港发挥的是一个“超级联系人”的作用。

深化粤港合作要多走动

羊城晚报：改革开放以来粤港合作取得了辉煌成就。在您心目中，粤港在哪些方面的合作是开全国先河、具有巨大示范意义的？

梁振英：很多。比如制造业、贸易、金融。香港大的银行在广东所有城市都有分行，香港专业人士到广东也走动得很勤。现在合作取得良好的成果，确实是全方位的。另外，我们还有粤港合作联席会议，香港和内地其他地方也有这种合作机制，但开会最频繁的是和广东。

粤港合作不仅在经贸方面，还有如大气污染治理方面，两边合作也很多，这是关乎民生福祉的问题，大家共同努力把这个问题解决好。

在历史上粤港合作很密切，而且是全方位的，希望将来也一样，不仅要谈两地怎么在经贸方面做好，而且要做到全方位的，内容可以很丰富。

羊城晚报：您在担任香港特首期间，制订了很多推进粤港合作的重大政策，取得了良好成效，让您印象深刻的有哪些？

梁振英：刚才说到的大气污染治理就是一个。我再说些具体的事吧。我任特首的时候，经常到广东，广东省领导也跟我说，广东和香港是兄弟省市。广东各地市的市委书记和市长到香港来，我只要在香港，有时间一定会见见面，到现在也一样。因为广东确实是香港很好的、全方位的合作伙伴。

广深港高铁刚通车了。我在任内得到大家支持配合，向中央争取“一地两检”。对香港和广东两地之间的进一步融合，“一地两检”是非常重要的。可以预见，广州南站附近将来会有很多的餐厅、酒楼，因为从香港出发去见一个广东或内地其他省市的朋友，我们坐高铁从西九龙站到广州南站也就几十分钟，出站后大家在旁边的餐厅吃个饭再回来，这跟到新界吃顿饭差不多。所以，推进“一地两检”也是那五年比较突出的一个决策吧。

羊城晚报：科技和创新大家都很关注，粤港两地应如何取长补短，共同吸引和对接全球创新资源？

梁振英：粤港两地科技合作我们一个很大很好的平台就是落马洲，在我任内和深圳签署的合作协议，解决了一个困扰超过20年的土地产权问题。这是在科创合作领域非常好的平台，可以帮助我们吸引内地和国外专家前来工作。内地科研人员可以把家安在深圳，每天坐半个小时的车来香港工作。我们还可以引进国外的科学家，在这个平台上合作。这个平台是粤港两地科研合作的亮点。

羊城晚报：您对深化粤港合作有什么新的期待？

梁振英：我有一个建议，粤港两地之间要更多地走动。一是“官”与“官”之间要多走动。广东发展变化太快了，士别三日，刮目相看，我算是跑广东跑得比较多的，但是每次去我都能发现一些新东西。所以我提出这样一个建议：两地官员一定要多走动，大家一起谈谈，看看有什么事情可以一起做。我也经常鼓励香港官员到广东去，到各地都走走。

二是“官”与“商”之间。这也包括驻香港的外国商会会员，在香港大大小小的外国商会大约有三十几个。香港是一个“超级联系人”，广东的合作对象不仅仅是在香港的企业家，还应该包括在香港的各国商会会员，我们也可以组织这些会员到内地去看看。

三是“商”与“商”之间。香港有先进服务业，但与内地企业界碰头的机会还是比较少。在香港有很多交流活动，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大家握握手、交换名片，第二次见面就可以谈一谈，可以为对方做什么，但这还是在香港范围内的。越来越多的广东企业到香港成立公司，需要香港的法律服务、会计服务、金融服务。现在交通方便，我非常鼓励香港企业家到广东的各个地方去参加活动，大家见见面认识一下。我们要尽快把心理上的“深圳河”这道屏障去掉。

香港发展有了第二个引擎

羊城晚报：您如何看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重大机遇？

梁振英：如果说40年来的改革开放是香港经济社会腾飞的第一个重要引擎，那么，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就是第二个。当然，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并不会取代改革开放给香港带来的意义，改革开放的引擎会继续发挥作用，但我们又添加这一个新引擎。在“一国两制”的原则下，在基本法的规定下，这个新引擎的动力，将大大促进香港和广东之间生产要素的进一步流通，包括人、资金、货物、信息。

羊城晚报：对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您认为哪些方面需要重点关注？

梁振英：最重要的是要以改革开放的气魄和勇气推进大湾区建设。在现有机制下，市场力量已经发挥起来了。现在我们要进一步解放市场力量，是要解决在香港和广东之间妨碍生产要素流通的一些政策障碍，要通过改革进一步相互开放，通过生产要素的进一步流通，让大家能够更快更好地发展。举个例子，大湾区内的汽车还不能自由往来。广东汽车来香港限制比较大，这个没办法，香港空间太小、发展密度太高，如果广东所有车辆过来，香港街道可能都要变成停车场了。但广东地方大，香港汽车到广东还可以更方便，这对香港、广东的发展都有很大好处。

羊城晚报：过去由于交通不便，香港对珠江口西岸的辐射作用相对较弱，港珠澳大桥开通可望改变这一格局。您认为未来香港应如何进一步参与珠江口西岸经济发展？

梁振英：珠江口西岸是鱼米之乡，在农业社会阶段、改革开放初期，人均产值比当时东岸的深圳、东莞还要高。后来有了虎门大桥，去西岸城市更加方便了。现在港珠澳大桥修起来了，香港和西岸城市的距离拉近了，对促进香港与珠海、中山、佛山、江门这些城市共同发展作用非常大。

现在“硬件”做好了，“软件”也必须跟上。一是怎样把这条桥管好？二是政策措施怎么跟上？比如，怎样让更多的没有两地牌的香港私家车能过桥去到珠江口西岸，这个对珠江口西岸城市发展非常重要。我非常看好珠江口西岸城市发展，尤其是这些城市的经济转型升级，香港都可以参与。

羊城晚报：广深港高铁香港段最近通车，您有乘坐高铁出行的计划吗？

梁振英：我是铁路的“粉丝”，很愿意、很喜欢坐地铁和火车出行。我在英国留学的时候，英国刚开通了当时很先进的城际铁路，最高时速约200公里/小时，那时候在香港的火车还是烧煤的。不过到了今天，英国最高速的铁路还是这个速度。几年前，我们一家在东北旅行，就从大连坐高铁到哈尔滨。现在香港这条短短的高铁线把我们和全国的高铁线连起来了，我非常高兴。预计未来我坐高铁次数会很多，我也希望试试从香港坐长途高铁到北京、上海，体验一下。

寄语青年一代

羊城晚报：您的身上，充分体现了香港同胞爱国爱港、自强不息的精神。在深化改革开放和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历史机遇下，您对青年一代有什么期许和寄语？

梁振英：每个人都属于一个国家，你无法脱离一个国家。我们要做好爱国主义教育。在这件事情上，我要感谢广东，每年暑假广东都给香港学生提供很多实习机会，让香港年轻人通过在内地工作和生活，了解香港和内地的密切关系。

我很羡慕香港的年轻人。我经常向香港青少年说，我当过香港特首，现在是全国政协副主席，但如果可能，我愿意和你交换，不管你的考试成绩、家庭背景如何。为什么？因为你们拥有很大的优势，那就是青春，你们还能工作40年、50年，而未来四五十年，我们国家充满机会、充满希望。

我很喜欢跟年轻朋友聊过去、现在，尤其是未来。我给别人孩子讲的话，就是我在家里给自己孩子讲的话。我对我的大儿子说，他工作到60岁还有31年，那时候就到了2049年，是新中国成立100周年的时候。我们这一代和国家一起经历了改革开放的历程，走到小康。而我们的下一代接棒，从今天开始再奋斗30年，伴随国家走向富强。我对年轻人的期望就是希望他们知道，他们的未来就是中国的未来，中国的未来就是他们的未来。

采访侧记
“我愿意通过《羊城晚报》作一个承诺”

近日，在中环半山的香港前任行政长官办公室，全国政协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前行政长官梁振英先生，接受了《羊城晚报》总编辑林海利带领的《羊城晚报》全媒体采访组的专访。

在一个多小时的专访中，梁振英有问必答。从改革开放到香港的作用，从粤港合作到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从个人成长经历到对青年一代的期望，梁振英娓娓道来，各种亲历的细节如数家珍，亲切中富含哲理。

回忆起改革开放之初到内地的交通不便、条件艰苦，还有深圳早期的一张航测地图，上面竟没有一条像样的公路，对比今天国家改革开放40年的巨大成就，梁振英说，这些都是很好的素材，能让年轻人知道过去几十年内地确实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谈到粤港澳大湾区新机遇，港珠澳大桥、广深港高铁香港段通车等，他的言辞中饱含着喜悦和期待。对青年一代，梁振英多次寄语他们要懂得情系祖国。他动情地对记者说，“这也是我在家里和自己的孩子说的话”。

对记者的提问，梁振英总是很认真地倾听，然后直接切入到问题的核心。他对香港和内地的情况十分熟悉，感觉得出平时就作了很多深入的思考。而为国家、为香港不遗余力地多做事情，这是梁振英在接受采访过程中，很自然就流露出来的一种爱国爱港情怀，质朴而深厚。比如，粤港两地交流频繁，但梁振英认为还不够，两地还应该更多地走动。在细微之处，就显示出他正在大力地推动着这种“多走动”——专访结束时，他再次强调：“《羊城晚报》是广东的媒体，我愿意通过《羊城晚报》作一个承诺：广东各地市的市委书记、市长来香港，如果想见我，想谈点具体合作事情，我只要人在香港一定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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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羊城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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