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黄维樑（香港学者）

大学四年（1965-1969年）的青葱岁月，书肆有深黄卷文星出版的《逍遥游》和白皮书邝拾记发行的《神雕侠侣》。右手执余光中，左手执金庸，我的课外阅读不亦乐乎！

阅读、评论余光中，我渐渐成为论者谬许的“余学专家”，且按下不表。金庸的其他小说，如《书剑恩仇录》《雪山飞狐》，我也没有放过。几乎每日都读《明报》社评，老板金庸亲自执笔的，“港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评论中有“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金庸平理若衡、照“事”如镜；他标榜“事实不可歪曲，意见大可自由”的道理，我诚心接受并发扬之。梁启超认为小说对人的影响力，有“熏浸刺提”四种，我受金庸作品影响，主要是“熏”和“浸”。

读其书，论其文。1985年出版的拙著《香港文学初探》中，我泛论金庸的武侠小说，表扬其戏剧情节、人物塑造、宏大规模、民族大义、爱恨情仇；我又力称其社评的语言浅近而文采不凡。香港举行金庸作品研讨会，我发表论文题为《童蒙可循此而学文》，指出其语言有流畅简洁之美而无“食欧不化”之弊，可作青少年范例。我在一个“金庸年”应邀撰文，用了“金庸雅俗的文学存在”这样的题目，说明金庸在华文世界处之“存在”，影响深远。

与金庸的“文字之交”，不止上述。我当年在《明报》写专栏，有所建言，金庸写短笺回复，并客气地表示欣赏我在《明报月刊》发表的文章。我有博士生陈君毕业谋职，时任浙江大学文学院院长的查良镛（金庸的本名）教授来信欣然接纳推荐，才学兼优的陈君就业成功。世纪之交我遭遇重大挫折，金大侠寄来贺年卡加以安慰勉励。我任新亚洲出版社总编辑期间，主编“爱读式语文系列”书籍，邀请金庸任顾问，他慨然应允。

金庸曾说“侠”的精神是“舍己为人”，旨哉金玉良言！我和金庸“文字之交”式的接触，显现金大侠“助人为快乐之本”的精神、爱护后辈的精神。另一次“文字之交”，是我对金庸一个文化沙龙活动的论述。这源于我和金庸的第二类接触：“面聆教益”的真切接触。

大概是1980年，金庸因其小说和报业的出色表现，声誉日隆，社会地位日高。时任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院长的金耀基教授，金金相惜，邀请金庸莅校主持“晚餐聚谈”的讲座。金大侠伴着年轻的夫人来了，云起轩里文科理科的各路英雄好汉云集，小小骚动起来。金院长风趣的开场白即毕，大侠开金口，发表他对中西小说的意见，略加“夫子自道”式剖析《射雕》《神雕》诸书。

1999年我受委托，在中文大学主力筹办“香港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有北京来的一位与会者，带来其新出版的文集两套，每套十册，一套赠我，一套拟赠金庸，要我安排机会拜访他。金大侠答应相见，设宴于高级酒楼欢迎远客，多人作陪，一座晤谈，金庸的言说语调，一仍云起轩的沙龙之风，一片风轻云淡。当时《鹿鼎记》英文译本面世，不久，金庸有微词：合约订明是全译，但出版的书不然。口出微词，而语调不大不重。

公开大场合远远见面不算，“面聆教益”就只两次。金庸年迈，近年不在公开场合出现。而我近月在想到已逝的余光中、饶宗颐、刘以鬯、高锟诸先生时，国字大脸、轻声小语的金庸也现于脑海。

大半年来，我先后出席了余光中以至高锟的告别聚会，成都之行结束，我返回深圳-香港，将要出席另一个告别活动。是了，我将在祭奠之堂见到金庸的遗像。死亡之神黑暗之力何其大，不到一年间就夺去这几位我认识的英杰之士。(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羊城派 pai.ycwb.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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