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2025“岭南大讲堂”第四期讲座在广东省博物馆举办。中山大学中文系主任彭玉平教授以“苏东坡的生命长卷：困厄与超然的对话”为主题开讲。

“天生我材必有用，人家不用自己用。”在本次讲座上，彭玉平一句对苏轼精神财富的提炼妙语，赢得满堂彩。

在央视百家讲坛，彭玉平同样讲过苏轼，其深厚的学术功底与深入浅出的讲解方式，也深受观众喜爱。而在大众了解之外，彭玉平是近代学人王国维研究的专家。据悉，至今他已发表关于王国维研究论文70余篇，著有多部专论。

羊城晚报专访彭教授时，他刚在专业期刊上，发表了他称自己在王国维研究上的“煞末一文”，同时，则最新承接了“苏轼与岭南”专项研究。就此，我们请他分享对上述两位人文巨擘的认识和理解，从中读懂传统文化。

为什么钟情研究王国维和苏轼？

羊城晚报：苏轼、王国维是您研究的重点。他们的生命经验，有怎样的异同？

彭玉平：在我过往的生活中，苏轼和王国维占有我的生命长度有点差别：王国维即将成为过去式，苏轼正是进行时，我想这是一个重大的区别。

王国维与苏轼的生命质量或者生命体验并不一样。王国维从小身体孱弱，他在30岁时写过一篇自序，称“体素羸弱，性复忧郁”。他的身体从小就弱，膝盖经常出现问题，严重到没法走路，需要卧床。他在日本东京物理学校留学不到半年，就因为腿病而中断学习，回到国内休养，而在上海期间腿病再次发作，所以再次回到故乡浙江海宁养病。

而关于苏轼的身体情况，他在乌台诗案之前的文学作品和书写，并没有太集中地强调身体的病痛。但在乌台诗案之后，他先是被贬到黄州，差不多十年以后又进一步被贬到惠州和儋州，这一时期的他对自己身体病痛的描述，是与友人往来书信的重要内容。

苏轼虽然有强大的精神，但从总体上看，他的身体到了中年以后，一直经受着各种病痛的折磨。了解了这一点，我们再看苏轼的文学作品，对其中从容的人生态度和乐观精神，就会有不一样的理解。那是从病痛中走出的从容，特别不容易。

羊城晚报：苏轼、王国维研究都是学术界的“显学”。您为何选择他们作为自己研究的重要方向？

彭玉平：我想这与我的学术理念有关。严羽说，学诗要“取法乎上”，跟谁学习体现了学习者的追求和方向。对我来说，我们从事古代文学研究，就要抓住中国古代文学的主流问题、核心问题和一流人物。因为这些问题和人物代表了过去文学创作或文学研究的高度。往更高的高度去看，也能打开我们更广阔的眼界。

我很早以前就对王国维有所了解，也很佩服他。因为他早年研究哲学，当时中国对西方哲学的研究风气还没形成，但是他已经在大踏步地关注康德、尼采、叔本华等西方哲学家，走在了那个年代对于西方哲学研究的最前面。

王国维读西方哲学，认为“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换句话来说，他希望通过西方哲学探究人生的问题以及人生的出路，但西方哲学并不能给他一个圆满的答案。所以他就转而向文学求索，文学能给他直接的慰藉。

王国维早年的文学梦持续了近七八年，包括做词学、戏曲、小说以及美学方面的研究。辛亥革命之后，他去了日本京都，就在罗振玉的引导下开启了文字音韵与传统经史研究，从金石到甲骨文，回到上海后写了著名的“两考一论”，即《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续考》《殷周制度论》，奠定了他在甲骨学、上古史研究当中的地位。

到了20世纪20年代初，他的《观堂集林》横空出世。这是王国维勤奋的见证，更是他天才智慧的见证。勤奋是他的一个标签，但是天赋是他更大的标签。

王国维从哲学研究到文学研究、文字音韵研究，再到上古史研究，这些学术研究涉及了多个领域。但无论在其中的哪个领域，他都能走在那个时代的最前面，都是具有开创性的。

我觉得王国维就像一座挖不尽的“宝山”，入“宝山”不能空手而归，所以进去以后就能发现很多问题。我在20多年中不断地读王国维的书，不断地发现问题，就这样一步一步地走到今天。

我关注苏轼的理念也是一样的。苏轼是中国文学史上，包括其他领域的一个经典形象，所以我要盯着经典去研究。其实我读得最多、最细的是苏轼的书信、年谱。我读苏轼的书信少说有七八遍，每读一遍都是带着新的问题去的，这就是苏轼所说的“八面受敌法”。这是他教给我的读书方法，我回过头来用在读他的书信上，效果挺好的。

许多“宝藏”其实在地下六尺深

羊城晚报：您的研究如何发现新问题、解决新问题？

彭玉平：当我沉下去研究王国维到第五、六年的时候，我感觉他其实是一个知名度很高，但透明度不高的人。我曾经打过一个比方，因为王国维这个人很受关注，所以他的材料如同被“挖地三尺”，但是长期以来，大家都在这地下三尺挖掘，结果后来的学者可能只能做点修修补补的工作。

以我对王国维20多年的关注，我觉得王国维的许多“宝藏”其实在地下六尺深。

比如说我写过一篇名为《“境界”说与王国维之语源与语境》的文章。其实我研究王国维很多年，都没有写关于“境界说”的文章，因为一直没有很深的体会，所以就不想“硬写”一篇关于境界的文章。直到我买了王国维的全集，读到了他翻译的两本著作《日本地理志》和《算数条目及教授法》。这两本著作让我产生了想写“境界说”文章的触动。

《日本地理志》的第一章第一节叫“境界”。书中所说的“境界”是一个地理学的概念，“境界”的意思就是“边境之界”。而在王国维翻译的另一本著作《算数条目及教授法》里，“境界”则是抽象的算术知识的范围。到了1905年，王国维在《孔子之美育主义》里提出“审美之境界”，后来又在《人间词话》里提出“三种境界”，就慢慢接近于今天我们说的美学境界。

所以说，王国维“境界说”的发展路径是非常清晰的，从一种地理学的概念到抽象的知识范围，再到一种审美概念。

我努力地把王国维的文献往地下三尺处继续深挖，挖到地下六尺，所以能够找到一些新的材料。有新材料的支撑，才能进一步地打开我的眼界，才能丰富、完善和提升王国维研究的格局。

羊城晚报：您提及了很多王国维研究的新材料以及空白之处，那么关于苏东坡研究，您有哪些发现和体会？

彭玉平：这两年我开始全力关注苏轼，也发现了一些问题。

苏轼最初被贬到惠州时住在合江楼，后来住在嘉佑寺，再后来他觉得北归无望，准备在惠州终老了，于是建了白鹤新居。苏轼的白鹤新居有20间房，其中书房叫“思无邪”。为何给书房取名“思无邪”？这与《论语》本意有何关系？为何他在惠州时处处强调这三个字？这引起了我的兴趣，现在也一直在读这方面的书，思考这方面的问题。

此外，苏轼曾多次请求外任地方官，但是他要求申请的地方要么是越州（今浙江绍兴），要么是明州（今浙江宁波）或宣州（今安徽宣城），也就是说他一心想去的是江南。苏轼与江南的关系为何这般密切，这也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话题。

当然，苏轼与岭南的关系更是一个值得被研究的话题。当时的岭南被是令人生畏之地，有一种生命的恐惧感，但苏轼在岭南虽然生活也艰难，但总体还是活得非常自在的，这也是值得我们去研究的。学术研究就是要透过现象看本质，因此我觉得苏轼与岭南的关系，这当中有许多内容值得深入。

我对未来的研究计划还是很有信心的，这个信心是苏轼给予我的。在我的生命中，能够与苏轼不期而遇，能够与他一次次地“邂逅”，这是我的荣幸。

社会不需要一直保持对诗词“高热”

羊城晚报：王国维和苏轼都是公众熟悉的人物。公众可以怎样进一步了解这些中国文化史上的标志性人物？

彭玉平：王国维和苏轼确实早已脍炙人口，但大家对他们的熟悉程度、熟悉范围并不一样。

苏轼被更多人所了解、所喜爱，而王国维的形象主要为知识界、文化界和学术界所熟知。他们都是一流的人物，或者说是几百年才能一见的人物，我们后代人能用这么多精力去关注他们、研究他们，这也是一个学者的荣幸。

但是我想王国维也好，苏轼也好，他们在具备广泛知名度的同时，可能呈现得并不完整，甚至并不深刻，因为深刻的东西也往往不好传播。尤其是一般百姓对于苏轼、王国维的了解可能还是不全面的，缺乏高度或深度的。

苏轼被民众所接受、欢迎的程度，更多体现在他的人格精神，他的处事态度和情怀之上。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很“卷”的时代，苏轼也生活在一个很“卷”的时代，他是如何突围？能否“不卷”，或者将“卷”的方式更换为人生别样的追求方式？苏轼都为我们提供了真切生动的个案。

我们从苏轼身上感受到的更多是一种生活的态度，而从王国维身上感受到的更多是一种学术上的精微与深刻。我们敬佩这两个人，但敬佩的方式不一样。对王国维来说，敬佩是要跟他保持距离；而对苏轼来说，敬佩是走近他，融入他的生活，跟他在一起感受他的人生风采。

羊城晚报：您一直热心普及传统文化，如担任央视百家讲坛、岭南大讲堂的主讲。近年来众多诗词节目掀起“诗词热”。您如何看待？

彭玉平：目前诗词类型的节目在全国确实很有市场，甚至受到一定程度的追捧。努力维系诗词跟我们生活的关系，就是维持一种中国的传统。

我有时候会做客一些讲座，或作为主讲人参加《百家讲坛》等诗词类节目。往高处说，这是一种文化责任感和使命感；往低处说，我觉得我既然有这种能力，又有这样的平台，就应该为这个时代做一些力所能及的贡献。

其实我并不认为，这个社会要一直保持对诗词的“高热”状态。诗词就像中国传统文化当中的一道血脉，它应该是平静、缓和、有节奏地流淌，而不是忽快忽慢，失去节奏。因为过热之后很可能是受冷遇，又因为我们不愿意面对诗词被冷落的情况，所以我宁愿诗词不被过度地热捧，不过分喧闹，它应该成为生活的一种基本元素，平稳有序地进行。

所以我觉得诗词与我们的当代生活，应该是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我们始终知道，诗词就在生活的周边或者不远处，走两步，就能接触到诗词。

羊城晚报：本次岭南大讲堂在博物馆里进行。我们如何在文物中读懂传统文化？

彭玉平：每一种文物背后，就有一个时代、一段历史，一个故事，一种场景。文物是上天为这个世界留下的珍宝，文物是凝固有形的文化，无论相距多远的历史，在文物面前，你仿佛一步就走到了古代，触摸现在虽然很冷当曾经温热的历史。

我曾经探访过敦煌石窟，我恍然感觉许多的唐朝人就站在我的面前，我有与他们对话的冲动。文物拉近了历史和空间，也为我们打开了现实世界之外的另外一个世界。

链 接

2025《岭南大讲堂》系列讲座由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指导，羊城晚报报业集团主办，广东省博物馆（广州鲁迅纪念馆）协办，今年将陆续邀请全国文、史、哲领域的知名专家莅临演讲。

文|记者 朱绍杰 梁善茵
图、视频 |记者 何文涛 梁善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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