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机票越来越便宜,可选择的座位却越来越少?这是一些旅客近一两年来的感受。从经济舱前排到靠窗、靠过道,过去无需额外付费即可选择的座位,如今常常以“灰色”状态呈现在选座页面。有些消费者不禁要问,买了机票,却不能自由选择座位,这合理吗?
为厘清行业经营边界、推动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落实,江苏省消保委于11月21日线上约谈了东方航空、南方航空、中国国航、海南航空、厦门航空、深圳航空、山东航空、四川航空、春秋航空和吉祥航空10家航空公司。
一些航司工作人员回应称,“目前正在了解情况”。随着监管部门介入,航司在商业化探索与公共服务属性之间的界线,再次引发关注与讨论。
近四成座位被锁
“付费选座”成常态
多位消费者表示,想在飞机上选到靠窗或前排座位,越来越难。经常出差的陈女士说:“登机的时候可选座位很少,但上了飞机后发现,有些座位其实是空的。有时在柜台直接办理登机手续,发现可选范围比线上宽松。感觉可选性并不强,有些不合理。”
王女士也分享了类似经历,“记得最近一次飞行,打开选座页面,一片灰色,尤其是靠窗位置非常少。我并不是非要靠窗,只是想知道这些座位去哪了?我买的也不是特价票,为什么选择机会这么少?”
近年来,社交平台上不断出现类似抱怨:“多个座位被锁住”“靠窗被锁”“要不要付费选座?”消费者直观的感受是,好座位往往需要付费才能解锁。
江苏省消保委结合调查结果指出,锁座行为普遍存在,优质座位过度锁定。10家航司经济舱均存在锁座行为,购票阶段锁座比例介于19.9%—62.1%之间,均值达38.7%。且锁定范围高度集中于经济舱前排、靠窗及靠过道等消费者偏好的优质座位,仅开放中间区域、机尾等舒适度较差的座位供免费选择,限缩了消费者的选择权。
在低票价竞争和成本压力之下,原本属于基本服务资源的座位,被悄然赋予了商品属性。问题是:商品化的边界在哪里?是否可以以牺牲消费者知情权利来换取收益?
锁座背后
航司为何将“基本服务”拆成付费项
对航司而言,锁座不仅是一种运营策略,也是重要的“附加收入”来源。民航业属于高固定成本行业,机队投资、燃油成本、机场费用和人员支出较高。
在票价竞争日趋激烈、短途航线被高铁分流、淡季机票价格持续下行的背景下,航司盈利压力较大。为缓解票价下行带来的收益压力,航司通过各种增值服务开辟新的收入来源,而付费选座正是其中容易落地、直观的一环。
业内人士指出,这也是全球航空业的普遍趋势。在许多国外航司中,行李托运费、座位升级费、优先登机等非票价收入已成为利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国内市场,头部航空公司同样在探索新的增长空间。
有民航工作人员接受采访时表示,随着低成本航空的加速入局,以及高铁对国内航线市场的瓜分,航线收益越来越难做,尤其是经济舱票价。为了提升整体收益,航空公司选择把原本包含在票价中的服务拆分出来,向旅客单独收费。
因此,座位资源被划分为不同等级,通过积分、会员体系、里程兑换或单次付费等多种方式进行收费。这意味着,经济舱前排、靠窗或靠过道等优选座位,可能不再属于机票自带的“基本服务”,而变成了一种可增值的商品。
“锁座本身不是违法,但不透明就容易引发矛盾。”业内人士指出。
江苏省消保委在约谈中直指这一现象背后的现实问题:“解锁机制变相付费,挤压普通消费者权益。锁定的优选座位主要依赖会员积分/里程兑换,但非会员或偶尔出行的消费者缺乏积分累积渠道,只能被动接受普通座位;部分航司进一步增设付费路径,开放积分/里程付费购买座位,实质将'基本座位选择权'拆分为付费服务,变相提高出行成本。”
收益管理的“隐形压力”
行业边界在哪里?
航司大量锁座的背后,是行业普遍使用的“收益管理”策略。在机票价格持续下行、航线竞争加剧的背景下,附加收入成为航司维持整体收益的重要手段,而座位收费是容易落地的方式。这一策略虽然在经济上合理,却在悄然改变消费者的出行体验。
换句话说,航司在追求收益增长的同时,把消费者原本理应享有的基本选择权置于“收费门槛”之后。这不仅引发消费者不满,也展现了公共服务属性与商业化追求之间的矛盾。
锁座问题引发监管关注的背后,民航业的发展也需要回答几个问题:是否应当限制过高的锁座比例?付费选座如何保持“自愿原则”?航司如何在收益管理与公共服务之间找到平衡?
消费者期待的是更公平的选择。监管期待的是,不是更复杂的权益体系,而是透明、合理、可解释的规则。
江苏省消保委明确表示,航空运输具有公共服务属性,消费者购买机票后,即与航空公司建立了航空运输合同关系,依法享有包括选择合适座位在内的基本服务权利。当前部分航空公司将本属常规服务范围的座位通过锁定方式进行收费的做法,涉嫌侵害消费者的公平交易权与自主选择权。企业是保护消费者权益的法定第一责任人,任何商业模式的创新都必须建立在守法诚信与公平交易的基础之上。
在商业化和公共性之间,航司需要重新界定边界;在复杂权益体系与付费路径之外,消费者需要更清晰的规则与更公平的机会。而这场围绕“座位”的争议,本质上是一场关于公共服务边界、商业模式革新与消费者权益保护的讨论。
文|记者 詹淑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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